就这样“我爱人”评为“五好”：爱国爱社好，劳动生产好，遵守法令好，团结互助好，勤俭持家好。而“我”则是“五老”：老把式，老资格，老犯毛病，老挨批评，老不服气。“五好”和“五老”自然会发生矛盾。“我”让“我爱人”进城去买一台收音机，结果因为队里买抽水机钱不够她就把自己的一百八十元垫上了。同样是水流的声音，“我爱人”是最好的音乐，而“我”听到则是：“哗啦啦，一百八，俩人钱，她当家。”终于争吵起来，“我爱人”叫起“我”的小名进行忆苦思甜 ：“我出生那年 ，村子里大旱，庄稼全干死了，真是天干地干，河干井干，牛干马干，粮干米干。”可就一样不干——穷人的“眼泪不干。”而现在则是：“天不干地不干，河不干井不干，牛不干马不干，粮不干米不干！”“就有一个地方发干”——“我”的“脑袋发干”。最后在“我爱人”启发下提高了觉悟。
　　歌颂段子由于当时文艺和政治潮流的影响 ，多有溢美和失真的倾向 。一是片面地夸大生活中的光明面，因而也简单化地看待生活中的正面人物。一是狭隘地理解和对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为政治服务即是为政策指令和政治观念服务，艺术脱离了生活就成为杜撰的技艺。而杜撰的标准又必须遵循“三突出”和“高大全”的模式，于是，艺术就比政治更为过甚其辞，与生活也就更加背道而驰。其实，不仅低劣的政治需要低劣的艺术“配合”，低劣的艺术也同时需要低劣的政治保护，以相互掩饰彼此的虚弱和低劣。六十年代以后，歌颂段子渐趋走入歧途，既无思想价值也无艺术魅力，纯然成为政治对话和标语口号，许多歌颂相声的倡导者在实际上也陷入了困顿和困惑的窘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相声恢复了现实主义传统。歌颂段子也获得了思想上的自由和艺术上的突破。首先就是贴近生活，注重艺术的真实，不是从观念出发讴歌政治领域的风云人物，而是有生活实感由衷赞颂群众喜爱的普通人民。不是把他们用观念肢解从而放在与世隔绝的真空里神化起来，而是注意环境和背景的真实表现，在亲切的社会氛围和时代意绪里，刻划其朴拙本色的品格和人性。其次就是思想和艺术的辩证联系，全方位地窥视生活和表现人物。不是把讽刺和歌颂绝然对立从而在观念上强调歌颂的政治效应，而是两者相互契合和渗透，只是在最终结果和主导倾向上体现肯定精神和赞扬态度，不是把正面和反面人物划分为对立的抽象类型，而是注重侧面和整体的关系，有血有肉，有情有理，甚至在反中见正、正中见反中表现正面人物真实而可贵的性格。因而在艺术上也是颇富谐趣的 。《见义勇为》描写一个青年如何与坏人斗争的故事 。作者没有把他拔高为“英雄”，而是还略有几分稚气和胆怯。就是这个连“半夜从电线杆子后面蹿出只猫来”都“吓一跳”的小伙子，在坏人面前并没闪现过多的英雄主义动机，但却不怕“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威胁，大喝一声，一举三得：一是镇镇坏人，二是壮壮自己胆子，三是喊喊附近的街坊，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一作品的可取之处，便是改变了传统的矫饰生活的英雄观，突出英雄人物可喜可亲的性格，从而内在地把握住了人物性格的喜剧因素。《皆大欢喜》描写一个家庭中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后，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的变化。“半杯喜酒半杯泪” ，今日的喜悦和昨日的不幸相依相连 ，感激的心情诅咒着过去也祈祷着未来，虽然是社会一隅一般生活景象的描述，但却牵动人心，纪录了历史转变时期令人难忘的岁月。《好市长》以朴实无华的笔触，记叙了东北某大城市市长深入实际抓办实事、帮助市民解决上厕所和买豆腐难的问题。虽然是些小事，但却反映了领导干部作风的新貌，也表现了人民群众的质朴可爱——他们本来就对生活并无奢望。《肝胆相照》和《糖醋活鱼》也都从生活的细流里，展示人物的新貌。前者表彰了知人善任的“女伯乐” ，后者歌颂了一个年轻厨师不为金钱和物质享受所动的事迹 。风格的稚拙洋溢着喜剧意味，夸饰和危辞的旧习被近于纪实的描述取代，由于真实亲切故而可喜耐听。《小鞋匠的奇遇》则以谐趣和近于传奇的笔调，通过“小鞋匠”终于当上翻译的不平凡经历，歌颂青年人的进取心以及社会在人才问题上的新观念和新措施。《老大难》通过光棍成亲的事例，讴歌农村改革以后的生活变化。歌颂段子在近年相声创作中虽时有尝试，但并未蔚为风气和潮流。讽刺的弱化也不意味歌颂的振兴，却同时说明相声旨趣的转移。歌颂段子所固有的问题，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略有进展，也并未发生根本性的突破。许多艺术理论问题，诸如，歌颂与讽刺、特别是与幽默的范畴界定，歌颂的喜剧性依据，歌颂与相声特长及传统的关系，等等，还未能认真研讨并解决。但毫无疑问，歌颂相声是有其存在价值和权力的。因为，生活确实存在着光明面，社会主义更是以光明面为主导，而笑声不止来于对阴暗面的嘲讽，也同样采自对光明面的肯定，相声只要具有武器的性质，不甘心沦为一般的“玩艺儿”，歌颂就是其艺术使命之一。
　　　　　　　　　　　　　　　　　　　　　　　　幽默段子
　　幽默段子大体与娱乐性段子相对别。所谓“幽默是有文化的滑稽，滑稽则是无文化的幽默”，即是从文化层次和艺术功能上概括幽默的特征。幽默不止于追求一般感官的快乐，更要启发人们理性的愉悦。知识性、娱乐性和趣味性背后，应该有更为丰富、含蓄和深刻的哲理性。传统相声在市民阶层生长，讽刺和歌颂相互渗透，大体呈滑稽的艺术形态；以通俗性和世俗性取胜，严格意义的幽默特征并不明显。往往从充盈的形象和自嘲的意识里流露或体现着一种幽默意蕴，还不是自觉的美学追求。建国以来相声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与生活和政治的关系上。讽刺与歌颂的歧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待生活与政治的态度，强调相声的讽刺传统和功能，其实是继承和发扬相声的现实主义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相声渐次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功能在扩大，境界在拓展，新的幽默意识也开始在萌发。在这一幽默化的趋势中，《诗歌与爱情》可以视为先声，比较注重相声的文学表现和抒情功能。喜剧趣味主要不是来自丑的显现而是来自美的谐谑。由议论而产生的智睿思想和敏捷洞悉远远胜过形象本身的滑稽趣味，格调、气氛和节奏又赋予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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