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不少所谓“服务语言”的写照，但为了收敛锋芒，不但没有夸大，反而采取了甲乙两人虚拟假定的口气，进行象征和示意的表演。“买鞋”一段还以另一正确的事例做为补正，这说明“内部讽刺”从一开始就是谨慎的。生活讯刺开始触及的只是局部的生活现象，如《飞油壶》对于个别工人工作态度的批评，《离婚前奏曲》对见异思迁、喜新厌旧，在婚姻和恋爱问题上态度不够严肃的批评等等。都是以新的道德观念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以期达到与先进社会制度的相适应。应该说相声开始在写人——在刻划人物形象和塑造文学典型方面还不够自觉。生活讽刺的段子多数还不是成熟的艺术作品，往往只具轰动效应而少形象魅力。但是，由于触及了生活，触及了生活表象与社会本质的矛盾，因此，也就能够使形象和理性相互参照，在活生生的材料和火辣辣热情的燃烧下 ，锻铸出有血有肉的喜剧类型和典型 。《夜行记》便是这方面成功的代表。这一作品出自公安部门业余作者郎德沣等人之手，初衷是配合当时正在推行的新的交通规则的宣传。但由于源自生活，材料丰富，违反交通规则的诸多方面事例，多出自某种思想的类型或某一层次的人物，材料本身就具有形象的生动性和情感的倾向性。相声名家侯宝林对其加工提炼之后，着重通过主人公不遵守交通规则这一人物行为的侧面，展示他庸俗、自私、狭隘的小市民性格。主人公的处世哲学、道德观念、生活旨趣和行为逻辑，全部熔铸在他遛马路、坐汽车及骑自行车等一系列的恶作剧之中。那辆“除了铃不响剩下全响”的破车 ，既是他形象的缩影，也是他性格的危机 。原作的多段体结构和分散的人物及事件 ，在塑造形象观念的照映下，被人物性格和行为逻辑所贯穿 。人物有了“小传”，有了历史和现实依据，有了环境与性格的冲突，于是，也就有了喜剧性和典型性。《夜行记》终于越出了“宣传”和“配合”的狭窄天地，成为至今还具形象魅力的成功作品。侯宝林因此而撰写《相声也要塑造人物形象》的短文，只可惜这一思想至今也未被整个相声界所理解和接受。
　　生活讽刺提高了相声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讽刺的功能确是相声的艺术特长。相声服务于新社会应该发挥其艺术特长。五十年代中期，由对生活现象的追索而联系至政治生活、行政环节和社会制度的探究。相声的勇气在增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鼓舞着相声艺术的进取之心。其实，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有以新文艺工作者为代表的一些党员，怀着赤子之心和使命之感，着力发挥相声政治讽刺的职能。何迟(1920年生)即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所创作的《买猴儿》、《开会迷》等曾风行于五十年代，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买猴儿》描写一个在工作上“马马虎虎”、在生活上“大大咧咧”、在作风上“嘻嘻哈哈”的国家干部“马大哈”，如何在官僚主义和盲从作风的助长下，给人民财产带来严重损失的“悲喜剧”。担任文书的“马大哈”由于马虎成性，竟把“到(天津)东北角买猴牌肥皂五十箱”的通知，错写成“到东北买猴儿五十只”！而采购员“我”由于盲目成性也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出发，由天津而东北、广东、四川，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掀起了一场买猴儿风波和猴儿大闹百货公司的丑剧。“马大哈”对工作的漠不关心，是由制度的松弛和个人作风的松懈引起的，也是旧社会雇佣思想在新制度“大锅饭”情况下造成的，在创造买猴儿恶作剧以前，“马大哈”已经预演了一出把“锦州道”写成，“锦州”，致使某同志错跑了一千里地去东北提货的“轻喜剧”。但是 ，“马大哈”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 ，只是由“文书”调为“收货员”，稍稍调整了一下工作。于是，不久他又制造一场把桐油标签错贴在香油桶上，把香油标签错贴在桐油桶上的“活报剧”。应该看到，“马大哈”的产生并不是孤立 、个别 、偶然的现象。它揭示了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早已存在的某些令人深思的问题。首先，是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一个基层的百货公司，一个小小的进货科长，不按事先商定的进货计划，也没与负责采购的同志具体商量，并且，在一个科室内部也居然要由文书起草通知，这是何等的官僚主义和文赎作风!
　　《买猴儿》的形式是喜剧的，但它的内涵是悲剧的。人们看到，其实不是“马大哈”一人而是许多人的官僚主义和盲从作风共同掀起的这场风波。如果说《买猴儿》在揭示“马大哈”思想时，只是从侧面触及了官僚主义，那么《开会迷》则是集中揭露了官僚主义者的一种普遍类型。那种无时不开会、无事不开会，甚至连业余剧团买个脸盆也要讨论，食堂会餐菜谱也要表决的作风，看来忙忙碌碌、大讲民主，实际却毫无效率，反而是一种极不负责的表现。开会本身当然无可指责，而且有很多会议是非开不可的。但开会成了迷，则是工作毫无章法、领导毫无主见、工作人员毫无职责的一种官僚主义表现。《开会迷》里的干部高高在上，从不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在他看来仿佛一切成绩都是开会 “开出来”，而不是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做出来”的。“开会迷”关于业余剧团买脸盆问题所做的动员，语吻大而不当，内容细而不明，充满庸俗社会学意味，反映领导层次的思想贫薄，绝无文化又卖弄文化! 至今在社会生活里也没有绝迹。
　　何迟的政治讽刺并不简单直露，比附现实，而是注重艺术表现，喜用夸张手法，以形象的魅力启迪人心 。“马大哈”和“开会迷”都把握了侧面和全貌 、性格和环境之间的辩证联系，既具尖锐性又富分寸感，成为五十年代有口皆碑的一种类型和典型 。但被讽刺者并不喜欢讽刺艺术，于是 ，艺术夸张就成为“歪曲现实”的口实，何迟因此而戴上“右派”帽子 。而后，“文化大革命”又重受冲击 ，致使身心俱伤，多年瘫痪在床。刚刚开始的政治讽刺便也从此夭折。
　　六十年代初期，党的文艺政策有所调整 ，相声艺术的讽刺性能得到认可 。受挫的政治讽刺深蓄其锋芒，复归于少受挟持的生活讽刺。在文学意识和传统精神的观照下，生活讽刺并不停留于一般表象，而是致力于人的意识和品性 ，开始对传统的积习和现实的劣症 ，所谓人性和人类的通病进行认真地辨析和荡涤。这当然是更高层次的讽刺，但在当时又是不甚自觉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就有《妙语惊人》、《钓

　　　　　　　　　　　　　　　　　　　　　　(１)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