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醉酒》等作品流行，往往以形象为中心，展示其性格的某一弱点和侧面，锋芒是犀利的，情感是酣畅的，效果也因而是强烈的。《妙语惊人》通过泥板地摹仿外国语言的语态和口吻的年轻人，讽刺甚至在生活方式上也脱离国情的生搬硬套。情节的喜剧性和夸张性结合，是这类作品的特点。《钓鱼》则是以天津市民风情取胜，嘲笑那种图虚荣而不付代价的人物类型。钓鱼者递增糖饼，既渲染其一时的热情，又揶揄其贪吃的习惯。结果竟三次空竿而归，不得不跑到“鱼市”买鱼而掩入耳目。又被阅历丰富的邻居发现。终于以“四斤高高的，掌柜的还饶两条”的自白，戳穿了所谓钓鱼的秘密。这个作品生活气息浓郁，虽情节琐细却触及了一般世人的通病，因此，至今仍很流行。《醉酒》由外国笑话改编而成，其喜剧性不在酗酒本身，而在酒醉如泥时所表现的自恃清醒。两个醉汉面对电筒光柱的对话，夸张复又真实，符合规定情景和性格逻辑。那个自作聪明、不爬光柱，担心爬到半道一关电门跌下来的醉汉，维妙维肖地刻划出了几乎一切醉汉的心态。 虽然是娱乐性作品但写出了人物性格。 因此不同于原来的笑话。《今晚七点开始》和《高人一头的人》，出自名家何迟之手，更富理性精神，无论在艺术还是思想上都更见其成熟和深刻。前者揭示一种小知识分子的狂热，是许多年轻人带有的富于幻想又缺乏实干精神的生动写照。“我”时刻幻想并陶醉着成功的喜悦，一会儿想当科学家，一会儿想当军事家，一会儿想当文学家。只有三分钟热气却又害怕艰苦持久的劳动。《高人一头的人》则以形象的概括性讽刺了那种处处要高人一头，甚至连生病发虐子都要比别人更“高”的庸俗、浅薄和变态心理，揭示了小农意识在干部队伍中的影响。作者以夸张的手法，由开始正比——各比自己的长处，继而转化为反比——比自己的病症，突现了人物卑琐和变态的灵魂。六十年代，由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流行，人类通病即所谓“人性的讽刺”，还不是自由畅通的，观念致使讽刺仍然要“载着枷琐跳舞”。
　　打倒“四人帮”是中国命运的又一次转机。相声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政治讽刺以其惊人的勇气和胆识而重获新生。一批情感酣畅，锋芒犀利，形象真实的作品，如《帽子工厂》、《舞台风雷》、《闹而优则仕》、《特殊的生活》等，矛头直接指“四人帮”一伙丑类，揭露其色厉内荏的反动本质，嘲笑其可卑复又可耻的下场，率先登上文艺舞台，在人们精神生活中起到了摧枯拉朽、在整个文艺界起到了身先士卒的作用。随着批判运动的深化，人们越发感到这群丑类政治、思想、组织路线的流毒，严重地桎梏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于是，又一批敢于冲破当时“禁区”的讽刺作品应运而生。《如此照相》和《假大空》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如此照相》对虚伪的 “造神运动” 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辛辣地嘲讽了泛滥一时的“语录战争”，批判了长期以来流行的形而上学思潮。《假大空》则鞭笞了“四人帮”一伙的社会基础。那种假话、 大话、 空话连篇的政治商人， 是长期以来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产物。“假话横行， 泛滥成灾”，“不说假话吃不开”，“说多大假话当多大官”的怪现象，有着历史和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各种原因。“假大空”是一个历史的典型。在他“什么也不掺”的假话里，体现着一种重名轻实、急功进利的虚妄。在他“谁都不敢听”的大话里，施蕴着一种妄自尊大、自恃其强的暴戾。在他“雷达都找不着”的空话里，则掩藏着一种滥包淫威而又难以得逞的虚弱和无能。政治讽刺，随着全党中心工作转向“四化”，而越发贴近生活和现实。 “内部讽刺” 以它从来未有的执着和尖锐，直接起着清理环境和针砭时弊的作用。出现了一批象《霸王别姬》、《不正之风》、《教训》等在群众中反响强烈的作品。《不正之风》批评了“走后门”这种很坏的社会风气。作品所塑造的巴结领导、谙熟世故，脸顸皮厚的“万能胶”形象，是一个市侩的典型。《教训》里的“坐地泡”，则是城市底层另一种无知和无赖、粗俗和粗暴、欺诈和自欺相互混杂的类型。她溺爱儿子实则又害了儿子，既是家庭悲剧的导演者又是败坏社会风气的酿菌。打倒“四人帮”初期的政治讽刺，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日趋深入。不是服从于政治的外部要求，而是出自关心国家和社会命运的内心。不是做为政治的附庸，而是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因此，在题材上也呈现了多层面和多角度极其丰富和宽泛的特点。比如，同是讽刺官僚主义，《多层饭店》则着眼于管理制度的某些现象，而《霸王别姬》却触及许多干部对民主集中制的曲解，批判了“先民主，后集中”——假民主，真独裁的“霸王作风”。《路子野》、《油水大》等揭示了日趋严重的特殊化和走后门现象，以权谋私实是社会污浊和政治腐败的原因。《追韩信》别开生面，借古喻今，提出了在向“四化”进军中，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的重要性。《滥竿充数》嘲笑了那种胸无点墨而又自吹自擂，靠蒙骗以谋生的社会滓渣。但是，许多作品还只是滞留于生活的表象，政治热情胜过了艺术表现，情感的宣泄大于理性的思考，粗、浅、直、露是这类作品的通病，多半只具有一时的社会轰动效应，而较少留下持久的艺术典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形势日趋稳定。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开始恢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逐渐形成。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的空气也十分活跃。改革和开放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相声的讽刺还如前期一样，紧依政治形势，逼视社会向题。其执着情感和犀利目光并末减弱。八十年代初期，以往那种以世俗眼光，描写卑琐生活景象的“小市民型相声”；那种回避时代矛盾、专在生活夹隙中讨趣、所谓寻求“最大安全系数”的“小摆什”相声；那种意在粉饰生活的阿谀之词以及表现个人渺小灵魂和卑微情杯的“小丑相声”均见收敛。代之而起的是，以巨大的热情和开阔的视野，反映时代的情绪和生活的节奏，“四化”建设的大业和“振兴中华”的洪涛。许多作品都把目光投向正在进行的农村和城市改革。《鱼老万》嘲弄了农民富裕之后，出现的一股吃大户的歪风。《改革措施》批评了在改革的形势面前，得过且过，无所作为的思想。《训夫》通过家庭生活的细流，反映了部队改革的惊涛。妻子和 “我” 的矛盾，实际是改革者和落伍者的矛盾。丈夫由连长降为排长，不仅说明了干部终身制的动摇，也体现出部队新鲜血液的成长。妻子对丈夫的训斥，并不在于个人地位的升迁沉浮，它显示着人民群众对新生活的极大

　　　　　　　　　　　　　　　　　　　　　　(１)　(２)　(４)　(５)　(６)　(７)　(８)　(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