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忱，改革大势确已深入人心 。在提出改革具体问题的同时 ，当然要触及造成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临死之前》描写了新生活对旧思想的强烈冲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极左人物在新形势面前的退却和反抗．曾经迫害过知识分子的“左得利”，居然见风转舵要树立当时正在表彰的蒋筑英、罗健夫式的另一典型，但依然是投机心理、光棍嘴脸。左得利本以为工程师老耿得了肿瘤不久于人世，不曾想肿瘤却是良性，于是，收回将要付给的“党票”，诬蔑知识分子难斗，“连得病都欺骗党组织”。左得利的思想在八十年代初期有一定代表性，反映了那种趋炎附势、左右逢源，无论在“阶级斗争”还是在“改革开放”中都善做“弄潮儿”人物类型。《并非讽刺裁判》以比喻象征手法，意在影射嘲讽潜藏在生活表象背后的恶劣顽症。这是一种可怕的冷漠和肃杀，却又披着严明和公正的外衣
。“裁判”的标准依势而定 、主观随意，充满形而上学和诡辩气味，其根本目的是扼制一切进取行为。没有了进取也就没有了错误，但也因此没有了世界和人类。这一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有所突破，是“内部讽刺”开始锋芒内化的标志，也是相声注入新的文学意识和手法，追求含蓄和理性的反映。此后不少讽刺作品多受其启发，或借用传统构思化旧出新，或吸收当代文学手法另出机杼。《武松打虎》采用熟知的故事情节，通过种种习惯势力代表人物对英雄武松的诘难，借古喻今，比附现实。意在揭示习惯势力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原因。荒诞的情节和闹剧的手法却富有一定理性精神。《驯马专家》也以象征手法借马喻人，极其生动而尖锐地提出了一个如何识别和培养使用人才的问题。作品中的“专家”恪守传统的小农观念，硬要“千里马”踏着“磨道驴”的足迹，把“白龙马”的脾气“改造”成“小绵羊”的性格。最后在“驯马棍儿”和“巧克力”的恩威并施下，白龙马竟扭起了秧歌。隐喻和象征手法的运用，是相声注重思想的概括性和形象的丰富性的反映。是讽刺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上努力升腾艺术表现的结果。近几年来，讽刺之势略呈式微，其原因自是多方面的。一是随着商品意识的增长和流行，相声的消遣娱乐功能日益扩大，许多作者、演员和观众的旨趣都在转移。浅层次满足官能愉悦的段子，自然比“费力不讨好”的讽刺性作品容易产生，并且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一是因为起伏变化的政治意识或从外部或由自身，还时而自觉与不自觉地对相声进行干扰，对于讽刺的畏惧和厌倦情绪并未消除，既使有些人弃甲曳兵而走。一是由于当代文学意识的观照和影响，少数富于探索精神的有识之士，在追求丰富和含蓄的艺术表现，讽刺和幽默日渐契合，相声的发展呈幽默化的态势。但无论如何讽刺还是从外部和内部获得了充分的自由。政治的民主和言路的畅通，促使那些图一时之快、发一时之愤的遣责、宣泄，过甚其辞和过于直落的作品并无产生的必要和存在的权力。而相声的干预意识和理性精神又相互融通，绝不满足于表象的堆砌和抽象的议论。于是，由一时一事地指责时弊，而深入与之相联系的对国风民情的分析，乃至寻根历史旁及诸多社会和文化原因。讽刺在淡化的同时，对立的态度也在转化，往往着重展示一种民族心态和社会情绪，其中也包括相声作者和演员自己。讽刺和自嘲结合，讽刺已经是一种“软幽默”了
。因而，艺术风格多半婉而多讽，态度亲近 。在艺术表现上更为夸张和富有谐趣。《超级明里》和《一律千篇》都以近于荒诞的手法，表现了被膨胀的商品意识所扭曲的人物心态和性格。所谓“超级导演”和“多产作家”，实是当前文艺界某些技艺贫薄而又自恃才高的所谓“竖子成名”的“登龙术”的写照。由膨胀的政治观念到膨胀的文化意识乃是历史的必然。这两个作品都以意取胜，并不板滞，笔调也极轻松戏谑。《纠纷》富有天津地方风情，当代市民的粗鄙意识导致两个年轻人由于马路上相互碰挤而争吵，打到派出所，在民警的谐戏下渐趋冷静，最后反结为友。生活的细澜反映了民情的浮臊。缺少文化和礼貌自是历来政治斗争的产物。作品形象地提出了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宽容和理解。也生动地解剖了底层的国民劣性。
歌颂段子
歌颂段子和讽刺段子是相对而言的。讽刺是对反面事物的否定，“歌颂”则是对正面事物的肯定。用笑的手段对正面形象进行歌颂和赞扬，是中国民间喜剧艺术古已有之的传统，传统相声里也不乏其例。只不过由于旧社会生活黑暗，人们主要以讽刺为武器进行揭露和批判，相声的歌颂性能未能得以充分发挥而已。新中国建立，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在欣喜于新社会的同时，用相声来表彰新生活的光明面，抒发自己喜悦欢乐的感情是自然而然的。五十年代后期，在所有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准备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出现了采取传统相声手法，以轻松的语言、轻快的节奏歌讴新生活、新气象的《社会主义好》。这一作品内容虽不深刻、手法也欠新颖，却传达了当时人们愉快、兴奋的情绪，也引起相声界强烈反响。接着，在建国十周年之际，又出现了轰动一时甚为成功的《昨天》。这是歌颂相声趋于成熟的标志。作者并没有停留在一般现象的掠取上。而是采取对比方法，把歌讴新生活和批判旧制度结合起来，让人们在过去痛苦的回忆中，抬头瞩目新中国奋然前进的脚步。这样，就具有悲喜剧相互融合的深刻意蕴。触及了社会生活变化的内在原因和本质
。在艺术表现上 ，作者并不正面采取直言其事的办法，也不按当时流行的“外插花”手段——仅仅借助表面的语言趣味，而是把幽默和讽刺结合起来，在歌颂中注进讽刺手法，以丑显美、变丑为美，注意把握了笑的艺术规律。作品设计了一个受旧社会吞噬而被逼疯了的老人，让他在解放前夕住进医院，一病十年，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痊愈。对于这位老人来说十年沧桑犹如一枕黄梁。往日之苦历历在目，今日之甜尽在眼前。昨日之苦不能忘，今日之甜不敢信。由于错把“今天”当“昨天”，因此
，出现了人物与环境的喜剧性失调，产生了串珠般的包袱 。这个作品构思精妙、缜密，大体分前后两段，前面是包袱的铺垫，后面是包袱的抖落，前面剪碎的材料后面全由绵密的针线缀合。旧社会“我大爷”由于农村破产而流入京城，本想做个小生意但又无半点本钱，于是，不得不狠心去借“阎王帐”，“借十万，五万块利钱”——是一种“对半息”的高利贷。“我大爷”接过来一点，发现是五万不借了，高利贷者却说；“怎么?
刚把钱拿走，下月的利钱就送来啦！”“我大爷”生活不得
(１) (２) (３) (５) (６) (７) (８) (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