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1937.8～1949.1)的天津曲艺音乐
　　在这一时期，天津的曲艺音乐开始急遽滑坡。
　　敌伪统治时期，不少杰出的鼓曲艺人谢世，其中不仅有刘宝全 、金万昌、高五姑 、常澍田、常旭九（莲花落、联珠快书)等老艺术家，还有风华正茂的花四宝、乔清秀、王剑云、荷花女（太平歌词)，几乎全是各曲种的代表人物。朱玺珍去了东北、林红玉(京韵大鼓艺人，有女鼓王之称)去了山东，章翠风（京韵大鼓)去了南京，马增芬、桑红林（京韵大鼓)等人出嫁，谢绝了舞台……1946年以后，由于天津的“包银”远远低于北京等地，很多艺人一改以往在津演出为主的习惯，纷纷外流，天津出现了“角荒”。当时有人曾经发出这样的慨叹：“晚近杂耍一道，可谓日趋没落，各门名角往者逝矣，继起无人，若求一堂四梁八柱完整之杂耍不可得矣。”
　　造成以上情形的原因，主要是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
　　沦陷期间，日伪在政治、军事、经济 、文化诸方面对天津进行了残酷的法西斯殖民统治 ：搞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实行“保甲联坐”制度和“良民证”制度。日军与汉奸随便捕人，人民没有起码的人身安全保障。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2年7月，仅被抓走的天津劳工就有五万多人。 物价飞涨，食品批发价上涨了730倍。苛捐杂税多达二、三十种。 沦陷中后期，粮食紧张，日伪实行“米谷统治”，不准人民食用稻米，就是“混合面” (用花生皮、豆饼等杂物磨成) 也限量供应。在日伪当局的纵容下，封建迷信肆意传播，黄色书刊到处泛滥 ，淫秽的电影、戏剧、曲艺，小说充斥社会，烟馆 、妓院，比比皆是……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接收”天津。他们贪污盗窃， 中饱私囊，名为接收，实为劫收， 严重地破坏了天津的工业生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社会生活极不安定。
　　该时期天津的人口虽然增加不少：1945年比1937年增加63万多人，1948年比1937年增加83万多人，但主要为迁徙所致。1941年之外，每年的死亡率都高于出生率。
　　在这种环境里，曲艺艺人的生活十分困难。为维持生计，即使有梅花鼓王之称的金万昌，晕倒台上，也不敢辍演休息。艺人大多赶场演出，疲于奔命，无暇钻研艺术。
　　由于观众追求刺激，各杂耍园为了加强业务上的竞争能力，从1938年起，开始由曲艺演员反串京剧。京剧以外，还跳舞、唱流行歌曲。从1941年起，反串戏越演越烈，有的园子一年竟上演七、八个月之久。著名鼓曲演员，除刘宝全 、白云鹏 、荣剑尘外，几乎都参加了反串演出。这不能不影响他们对本工的钻研。
　　从1942年起，杂耍被迫与京剧售评戏、话剧、音乐、西洋魔术等同台演出，为其垫场。比如：1942年12月，小梨园、庆云、燕乐、新中央、大观楼、国民、群英、中华、玉茗春等九家大中型曲艺演出场所，除小梨园外，攒底的或为京剧，或为评戏，或为反串戏、或为滑稽戏。
　　鼓曲界演员阴盛阳衰的倾向恶性发展。在糜烂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重色轻艺的现象日益严重。这虽然对一些女演员的艺术不无促进作用，却也毁了不少可造之材。
　　国民党统治时期，杂耍演出一派萧条，上座率急剧下降。 由于工厂大量倒闭，十多万工人(占天津工人总数的1／3)失业。在业工人由于停工和物价高涨，也处于半饥饿状态。 极端的通货膨胀引起空前的物价暴涨。天津劳动人民的主食——玉米面 ，1946年底每斤约260元 ，转年年底就跳到7200元左右 。1948年，物价已是一天数涨了。比如：6月13日，王米面早晨每斤6万8千元，上午十时7万元，中午7万2千元。三天之后：则涨至9万元。劳动人民和一般职员、教师的生活日益恶化。 因之，1947年2月8日的《星期六画报》载文这样分析上座率下降的原因：“人民疲于奔命，对娱乐一项，似乎渐近淡漠。”上座率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生活不安定。驻津美军为非作歹，制造了不少暴行。国民党天津当局疯狂镇压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准备打内战，时常戒严、宵禁。这都影响了杂耍的正常演出。
　　杂耍园子经常亏损。天津的几家主要杂耍园子，1946、1947两年，除大观园外，皆有亏损；到了1948年，大观园也加入了赔钱的行列。亏损的原因，除了上座率下降之外，还有以下几点：
　　(1)税率太高。1947年2月以前，收入的50% 要上缴国民党当局；后来虽有所下降，但仍然不低。上座率本来不高，缴税后所剩无几，还需发付艺人包银，应付各方面的开销，确实难以承受。
　　(2)票价上升追不上物价飞涨，再加上1948年8月国民党实行“限价政策”，致使“各杂耍园因票价未调整每日早晚卖满座，可是不够开销的。”
　　(3)不花钱、白看演出的太多。 比如：1946年，“群英杂耍园每日上座满坑满谷，无插脚之隙，而不能有盈利”，因为“泰半皆属无票阶级”。所谓无票阶级，指的就是国民军、警、宪、特以及流氓、混混之流。“无票阶级”太多，导致了如下现象：“杂耍和评剧院也是外强中干，上满座还赔钱，哑叭（巴）吃黄连，苦在心头。”
　　由于杂耍园亏损，它给艺人的包银远远低于外地。 1947年5月， 北平凤凰厅约小彩舞演出， 付月包银1600万元法币。而当时天津各杂耍园，“最多亦不能超过五百万元之包银”。“除大观园、小梨园两园外，连出得起三百万包银之园子亦没有。”因而，不但家在外地、本人常年在津演出的艺人不再以天津为其主要活动阵地了，就是家居天津的演员也纷纷外流作艺。“出钱少，不能邀好角，即不能有好玩艺；不能有好玩艺，就不能上座，不能上座，唱它则甚?”天津的曲艺演出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不过，本时期的天津曲艺音乐也有一定的发展。敌伪统治时期，天津的曲艺演出还是挺繁荣的。大量增加的人口多为河北等地的农民，他们中不乏杂耍爱好者。当时，天津的杂耍演出阵容极强，可谓名星荟萃，争妍斗芳，而票价却很低廉：1938年左右，京剧名角演出，前排票价约1.5—2元左右，可杂耍演出，即便有刘宝全，前排也不过4角左右。从1939年起，物价陆续上涨。七·七事变之后，一袋面粉4元左右，1939年秋涨到7元8角，转年夏天又涨到15元。可杂耍票价却基本未动。这不能不使社会购买力流向杂耍园子。演出的繁荣给曲艺音乐的改革提供了一定条件。
　　小彩舞在学刘(宝全)的基础上，兼采白云鹏、白凤鸣之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行腔婉转，歌声低回，节奏变化灵活而巧妙，唱腔华丽而蕴籍。在吐字归韵上，她充分利用宇的韵母作拖腔来描绘形象，抒发感情。 对“江阳” 、“人辰”韵中带n或ng的韵母，她往往用鼻音哼鸣 ，发挥了鼻腔共鸣的深沉效果。她那独具一格的颤音，委婉而明丽，简直成了骆派唱腔的特殊标志，在挑腔、落腔的尾部，她常将某几个音作延长1╱2时值的处理 ，使一个字由原来的一拍延长为一拍半， 从而产生了一种类似于3／4的节奏，丰富了京韵大鼓的表现力，石慧儒在学荣(剑尘)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嗓音宽厚、圆亮的特点，将荣腔女声化，进而形成了自己沉稳中见巧俏，质朴中见华丽，雍容端庄的唱腔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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