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化信息网－天津曲艺

段和名家，都极其概括、写意，在突出其艺术特征和曲种个性的同时，表现出他对艺术精道而生动的个人理解。因此，他的学唱绝不止于真实再现，而实际是一种富有创见的再创造，一种高妙的艺术评沦。摹拟方言，过击多有奚落乡下农民的意味。侯宝林则以此摹拟表现人物性格，并和介绍有益的知识结合起采。学唱戏曲流派；要以“神似”充实和丰富“形似”，如突出麒派沙哑的音色、渲染马派的华丽和洒脱、强调谭派高亢、质朴的膛音等。可以说侯宝林的表演无论在语言锤炼、动作设计，以及在摹拟人物声相和形象造型上，都树立了一种“优美”韵致的典范，体现了当代艺术大师的情采和风范。他的舞台风度本色自然、儒雅体面，荡尽一般艺人的“江湖气”和“世俗气”，不是以滑稽的丑态取媚而是以幽默的台风感染观众。因此，他极其注重个人的舞台形象，注重个人的素质、风度、仪表，注重演员个人对作品的统领和评论作用。“我”很少在作品中出现，“我”也绝少做为丑角式的陪衬，而多是以“第三人称”的叙述，纵横捭阖、谈古论今，评论性的包袱往往多于并胜于一般喜剧境遇的滑稽性包袱。在艺术趣味上，他还追求含蓄、蕴藉。“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是他自己的座右铭。他的“学唱”在舞台上总是比在生活中低一、二个调，使观众觉得从容、舒服，不为演员提心吊胆。这种“不够”恰是由“充分” 而来的，实际上正是 “恰到好处” 。总之，侯宝林在艺术上是相当全面的。不仅“学唱”好，“说逗”也语言干净、谐而不俗。可以说，虽然他并不是一位相声作家，但他却站在作品和形式的峰巅，使无论是传统抑或新编节目添彩生辉、立见新意。他也不是语言学家，但相声语言一上他口便立即风趣盎然、变幻无穷，成为使用喜剧语言的巨匠。他更不是学者和理论家，很少对艺术现象撰文评说，但他却以自己生动的表演实践，告诉了人们相声应该怎样和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他既是相声传统的体现者，也是相声革新的勇士——历史的使命和现实的重任在他身上得到了和谐地统一。他深知相声是一种“俗”的形式，却又赋予了它“雅”的蕴含——他是相声俗中见雅、化俗为雅的带头人。
　　在当代相声艺术舞台上，堪与侯宝林相比肩的另一位大师是马三立(1914年生)。他是“相声八德”之一马德禄之子。马德禄是相声宗师恩培（原名恩绪）——“相声恩子”的门婿，为传统流派中讲究 “文哏”——追求文雅和语言趣味的一脉。马德禄功底扎实、活路宽绰，素有“相声公司”之称。马三立门里出身，自幼就与父兄切磋技艺。他略有文化，是相声艺人中难得的受过中等教育的一个。后又拜“八德”之一周德山(艺名周蛤蟆)为师，艺术视野更为开阔；并多年在“地上”实践，有着丰富的艺术经验，尤其在天津享有盛名。
　　马三立是传统相声的代表人物。做为传统相声和传统精神韵体现者；并不是否定和贬低他在相声反映新活方面的功绩。不是的，马三立的相声在建国以来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发展，何迟的许多作品诸如著名的《买猴》、《开会迷》、《高人一头的人》、《明晚七点半开始》等，都是借助他生动的表演卓立舞台而取得巨大成功的。他自己也创作、加工过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但是，马三立的艺术高度不在相声革新方面的诸多突破和发展，而在继承传统方面的深刻和全面。或者说，侯宝林是相声改革的风云人物，他的功绩是在相声追随时代、反映时代情绪和节奏，并使相声化俗为雅、堂堂正正进入了文学艺术之林上。而马三立则是传统精神之总其大成者，他的功绩主要表现在反映世俗生活、刻划市民意识的不同类型人物，以及挖掘潜藏于俗而又俗的生活的细水微澜底部的软性幽默。他是一个大俗而雅、俗后见雅的杰出大师。
　　马三立是一个性格演员。他从不一般化地在舞台上复述相声底本，也不象侯宝林那样按照曲艺的一般特征，突出演员——叙述者的揭露、评沦作用，运用第三人称的客观地位，正面、直接地抒发感情。不是的，马三立的相声多是第一人称的形式 “我”，就是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作品嘲讽的对象。无论是《文章会》里的“马大学问”、《开粥厂》里的“马善人”、还是《黄鹤楼》里的“马叫官儿”、《卖挂票》里的“马喜藻”(洗澡)，马三立所选取的多是不同性格类型的代表，多是市民阶层普遍存在的弱点及意识特征，如虚伪、自私、吹牛，贪婪等；马三立不是站在他们上面或对面直接指斥，而是认为那是人所具有，他也具有的一种社会“通病”。因此，往往采取朋友般的隐喻和现身式的说法。使观众心悦诚服、冷静理智地接受和思索。或者说，他是以自嘲的手法，用小市民的情怀和心理，去处理和对待周围一切事物的。在舞台上，他尽量把“我”演得活灵活现，而把批判的武器交给观众自己，让他们在“自悟”中体会他的讽刺意图。因此，他的表演不仅轻松亲切而且富有“滋味儿”，就象生活元素本身那样丰富多样。而他自己则几乎完全相声化了，生活中的马三立和艺术上的马三立大抵融为一体，真正做到了“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马三立相声的内容大多恣意夸张几近荒诞，无论《大保镖》、《夸住宅》，还是《卖五器》、《白事会》，我们都看不到比附、影射生活的原始影痕；而只是升腾了的艺术形象和奇巧的艺术构思。但在其形象和构思的背后却潜藏着丰厚的生活意蕴，荒诞性和哲理性相互振发，而这正是传统精神艺术魅力之所在。诸如，在《文章会》的破题和结底之间，在《卖挂票》的假象和真境之间，马三立都大幅度地拉开矛盾失调的对比和倾斜程度，并严格遵照生活和性格的逻辑，在突现生活化细节的同时，显示艺术化的夸张。那个把臭虫不忍捻死、把虱子放在别人脖领上以免饿死的“马善人”，正是凸现了的生活真实。马三立的机智采取“理性倒错”的形式，是大智若愚、大巧归朴的深层幽默。因此，马三立及其子侄马志明和天津许多“撂地”艺人出身所表演的相声，被天津观众泛称为“马派”相声，这既是传统精神的代表，又是世俗生活的画卷，是传统相声继承与革新所表现的一种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