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的表演在建国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旧社会，相声不登大雅之堂。无论是早期的“撂地”演出，还是本世纪三 、四十年代以来的进入茶楼或剧坊 、与其它曲艺形式和杂技同台，都被一般观众当做 “玩艺儿”，难与戏曲等其它民族艺术形式相比肩。在艺术观念上，既有“无福之人伺侍人，有福之人人伺候”、甘做观众“欢喜虫”以博人一笑的“艺奴哲学”，又有“观众是买主，艺人是卖主”、“一场买卖，一场生意”的市侩意识。因此，在表演追求上，大体是趋附、奉迎、投合于“下九流”的所谓小市民趣味。以丑化、劣化、贱化艺人自身为能事，在美学形态上基本是以畸形变态（甚至是病态）为特征的滑稽。进入剧场以前的“撂地”演出，更是散漫无秩随意而为的。非但无固定的角本、台词、内容，甚至也无固定和明确的相声观念和表演手法。说学逗唱往往还掺和着诸种洋相，乃至诸般杂技如耍把式、变戏法的一些技俩。在说词上也是东拉西扯，随情、随性、随意、随遇而谈，极少文学语言、极乏幽默意识。而所谓的“逗”，更多是捧逗双方相互攻讦、挖苦、谩骂，黄色的“荤口”和下流的动作比比皆是。学唱一类极其驳杂，所谓“怯口”，绝多是以小市民的低俗、浅薄、卑琐的情态，嘲讽、奚落、丑化下人或外地人。唱虽有“开门柳”的正唱、模仿市声俗曲的学唱，以及拆唱时兴戏曲和曲目的串唱、表演唱，但总的色调是歪唱、丑唱、滑稽唱，较少传达原品的韵致和魅力“撂地”时期，相声的原生状态极其明显。技艺性胜于艺术性，主题模糊，内容荟杂，结构松散。进入“正活”以前的“垫话”既多且杂，“垫话”中为招徕观众的“题外话”无一定旨、随意增删，而切入和接榫“正活”的“题内话”也只是大体相衔、机窍一般。至于“正活”则由于文无正本，亦常有相切、相支、相套的情况，甚至由几块活拼接而成。不仅时有结构松散的情况，也还时有主次不分，头足不协的情况。这正是相声成长初期由艺人素质和观众层面决定的。临场而设、临街而演的游散式演出，决定了相声的幼稚表演和低俗趣味。
　　三、四十年代前后相声日趋发展，做为茶园或剧场演出前身的席棚，开始有了集结相声队伍合作共演的“相声大会” ，相声做为独立的喜剧形式日益为市民观众所倾注。 方形又设板凳的席棚代替了划地为圈——圆形、观众站立围观的“路歧”。于是，接近于剧场的表演意识日益萌生。虽然开始还如“撂地”类似，捧逗对面而说，但是渐次趋于剧场格局，席棚一面略同舞台，捧逗双方也开始面对观众。演出场地的进化，日益使节日固定、捧逗关系固定，台词也大体固定。“撂地”时用以招徕观众的“开门柳”，也进而溶化于相声垫话或有些段落的学唱之中，“正活”的艺术魅力和主导地位使得“垫话”日趋压缩、渐成类型、臻于独立，与“正活”的关系更为密切、有机，而随意所说的即兴语言，乃成为相声依情依景、依境依趣而设的“现挂”，溶于相声的整体表演之中，成为这门艺术密切观众、点题生辉的独特艺术传统和手段。“相声大会”在观众的选择性和艺人的竞争中 ，不仅筛选和锤炼了节目 ，并且培养和造就了艺人。不同风格的节目和不同特长的艺人越发赢得了观众。
　　建国以前相声虽已在北京、天津、济南、沈阳等城市驻足，虽已形成不同地区不同流派的不同代表人物，虽然与其它曲艺与杂技形式同台甚而取得“压轴”或“大轴”的地位，但相声与相声名家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是远不如其它艺术形式的。大体与古代俳优及近世戏曲丑角一脉相承，只是供人笑乐的玩物。甚而被诬为“耍贫嘴”的。相声地位的根本变化当是在建国以后，党的文艺政策擢升了相声艺人卑琐难堪的地位，相声形式健康而迅速的发展扩大并加速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 相声不再是一般城市市民 ，或“小市民”消遣娱乐的玩物，而几乎卓立于诸种曲艺形式之首，成为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乃至国家领导人极其钟爱的艺术形式，“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大体概括了相声在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中的地位。而这一切当然与几代相声艺人在表演艺术上的追求和革新相关。其中首要提到的代表人物当是相声大师侯宝林。
　　侯宝林(1917年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举国闻名、世界瞩目的杰出艺术家。他继承并发扬了相声的现实主义传统，改变并提高了相声的艺术格调。在相声由旧到新的转变过程中，他起到了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历史作用。
　　侯宝林自幼家境贫寒，十二岁开始学艺。初学京戏，后习相声，先后拜毕宝臣、朱阔泉为师。曾在北京天桥、鼓楼一带“撂地”演出。1940年成名于天津，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五档相声”之一，与著名艺人常宝堃等齐名。他的表演“说学逗唱”俱佳，尤以 “学唱”著称。《改行》 、《戏剧杂谈》、《卖布头》等是他四十年代的拿手节目。语言清新、动作洒脱，注重舞台风度，是他个人对艺术的追求。他给自己规定两条原则：一是骂人的“荤口”不说，一是乞怜的“贱话”不说。注重“人格”和追求“艺品”是在建国以前他就为之奋斗的方向。五十年代初期，他参加了由当时党领导成立的“相声改革小组”，结识了老舍、罗常培等一些文人学者。首先从净化语言开始，铲除“荤口”，去掉那些诸如“要穿贵人衣，需生贵人体；要吃贵人食，需长贵人齿”一类陈旧卑贱的语言。并随着推广普通话活动的开展，采取标准和规范的相声语言。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他逐渐形成了个人清新、洒脱、俊秀、高雅的艺术风格。许多作品他都追求寓庄于谐、意高味浓的美学思想。他善于摹拟市井生活和世俗人物的声态和情态，惟妙惟肖、神形兼备是他表演的重要特色。“学吆喝”是他的拿手节目。他学初春时节各种小贩的吆喝时，能把小贩们经过一冬生意萧条、热切希望春天来临后有个新的开始的心情表达出来。在“卖杏”的悠扬声调中，体现出一种舒展的感情；在卖“吃食”的起伏行腔里,似乎还带有乍暖还寒的意味。他的学唱戏曲,无论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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