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后,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艺人并没有停止对曲艺艺术的改革、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结束。社会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一切不利于新社会发展的东西被取缔,被荡涤理所当然。在曲艺方面,除了一些反动的(如评书《混混论》),淫秽的(如荤相声)书目、曲目被禁演,还有个别的曲种,如时调,文化界的一些领导同志就主张予以取缔。二十世纪初时调有了专业艺人,但演出地点大多在妓院,唱《妓女悲秋》一类的段子。由于流入妓院,自然而然出现了一些淫词烂调,所以时调被不少人称为“荡调”。但时调最终没有被取缔。因为时调艺术家王毓宝及曲艺工作者王焚、姚惜云、齐凤鸣等人在看到时调有一定毒素的同时,也看到了它健康的一面。时调于明、清时来源于手工业人和搬运工人,劳动之余把劳动和生活的种感受编成小曲哼唱,以后逐渐演变成具有天津特色的民歌小曲。因为具有民歌的性质,具有民歌短小精悍、明快有力的特点,并且是天津唯一的地方曲种(1959年,天津工业用呢厂老工人王家骏与么何正 、谢连科等业余曲艺活动者将天津时调中的大数子调填词、加三弦、扬琴、竹板伴奏,突出天津语言韵味,创造了一个新曲种——天津快板,使其和天津时调成为天津仅有的两个地方曲种),王毓宝等人认为可以对之进行改革,大刀阔斧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保留高亢、淳朴 、健康的曲调的基础上,对传统的“靠山调”进行艺术改造 ,丰富了唱腔旋律,变最初的单曲演唱为有多种曲牌,唱腔的联唱,增添了扬琴、笙等伴奏乐器,同时积极编写新曲。老树新花,被冠以“天津时调”这一新曲种,一直得到天津以至全国观众的喜爱。可以认为,如果没有王毓宝等人的改革、创新,时调早已被当作废品扔进垃圾堆了。
  李润杰是解放以后对曲艺艺术进行改革,创新的又一代表人物。他是个种过地、纳过鞋、当过华工、讨过饭、撂过地唱数来宝的旧艺人。虽是旧艺人,思想却不保守,极少陈腐。唱过多年的数来宝,他是个行家,知道数来宝的特点就是一个“数”字,由于句式大多是“三、三”六字句和“四、三”七字句,上下句同辙又同韵,所以数着非常上口,也显俏皮,而且易出包袱。但他更知道另一个方面,由于句式的限制,就显平淡,因其平淡就没有了抑扬顿挫、刚柔急缓,也就显得相当俗气,总有一种叫花儿的味道。和数来宝相近的还有一种演出形式:快板。尽管快板也是来自于民间,劳动者喜欢什么憎恶什么,就编出几句有辙有韵的词,有节有拍地唱,或赞扬或批贬。但他认为快板不是艺术,是顺口溜,是一种比较好的宣传鼓动品。他唱了多年的数来宝、快板,自然和这两种演出形式有着深厚的感情。然而,当他意识到这两种演出形式已不能满足新社会观众的需要,落后了社会的发展时,毅然放弃了数来宝的演出。在数来宝、快板的基础上,汲取了其他曲种,如评书、相声、山东快书、西河大鼓的一些特点,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曲种——快板书。这个新曲种一诞生就立即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欢迎,并且迅速传遍全国,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曲艺演出团体,包括部队文工团,都有快板书演员。
  天津时调枯木逢春,快板书新枝吐蕊 ,是曲艺艺术家改革创新的结果。还有一些曲种 ,清末民初至二、三十年代,在天津曲艺舞台上也极为火炽。如由京入津的西城板,老艺人徐景奎韵味足,板槽准,嘴里有劲,演唱规范。郭景春则以唱花辙著称,唱同一曲目灵活变辙,格外俏皮。来自河北农村的竹板书,名艺人张傻子(万才)口齿伶俐 ,膛音好,甩腔高低音不哑,给人以淳厚之感 ,拔高处不喧不躁,因字生腔。盲艺人李万县的巧变丝弦也很受欢迎。但若干年后,这几个火爆一时的曲种消失了。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后来者因循守旧,没有改革,没有创新。社会发展了,艺术也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如果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旧的将被新的所取代,落后的将被先进的所淘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规律。
  也许刘宝全、白云鹏、乔清秀、李润杰、王毓宝不知道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更不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但他(她)们分别是在中国结束了封建社会和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候进行改革和创造的。他(她)们都以自己的行动很好地诠释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
                     三
  今日的曲艺并没有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而变革,而是固步自封,墨守成规,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被一些现象蒙上了双眼。
  如在从未中止过的各种性质的全国性的曲艺比赛中,在已经办了两届的“中国曲艺节”中,天津的曲艺演员总是夺冠,获奖最多。承认奖项是荣誉,获奖的演员也很高兴。然而,这些演员根本不去想比赛是极少自己花钱买票的观众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说、唱去娱乐几位评委。不否认唱京韵大鼓、天津时调、梅花大鼓……的演员夺得金奖,标志着这些演员的演唱是当今中国曲艺某个曲种的最高水平,但,如果这位演员唱的是骆派京韵大鼓,其演唱水平,有没有超越骆玉笙?没有。甚至达不到骆玉笙三十年代的水平。同样,唱白派京韵大鼓的演员不如当年的白云鹏、阎秋霞,唱天津时调的演员无法和王毓宝匹敌,唱梅花大鼓的演员获了奖高兴之余,想前辈金万昌、花四宝、花小宝,也承认望尘莫及。
  举办各种曲艺比赛及中国曲艺节,其出发点是积极的,在于弘扬曲艺术,但也宠了演员。已经得到了最高奖项就是到了最高水平,也就消弱了进取的精神。
  永远嚼前辈嚼过的馒头,学骆者像骆、学白者像白、学乔者像乔……是矣。这正是今日曲艺演员们的可悲、可怜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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