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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宝琨认为：“把思想格调、情感格调和艺术格调予以区别，还是大体得当的。这其中情感格调联系着思想和艺术格调，是格调问题的中心。因为情感总是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的综合反映。”
　　马庆山认为思想格调很重要，在于“喜剧艺术的灵魂，主要靠思想引起愉悦和快感”。这是从品评作品而言。薛宝琨认为情感格调为中心，是指三种格调关系而言。
　　相声的艺术趣味的高低和作者的创作、演员的表演有着直接关系。薛宝琨的《相声艺术趣味》在揭示了相声演员在舞台上往往具有双重性格的同时，提出相声中的”我”“应该是一个具有时代风貌和幽默性格的生动形象；需要按照具体作品的喜剧情势和典型环境的规定情景，创作出富有个性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人物形象”。这种观点否定了当前相声演出中，某些演员为了博得廉价的掌声和票房价值不惜损害自已形象的作法。
　　相声如何在有限的作品容量和表演时间中，塑造多侧面的性格鲜明的形象，是相声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
　　李天成、董子竹、陈孝英的《丑中见美》认为：“凡否定性喜剧形象，其美学特征都是 ‘以丑显丑’；凡肯定性喜剧形象，其美学特征都是‘丑中见美’或曰‘寓美于丑’。这种形象是通过‘否定之否定’达到更高一级的肯定。”文章分析了歌颂型相声中的肯定性喜剧形象，探讨了“丑中见美”的三种基本类型：外丑见内美；假丑见真美；自嘲己丑转化为美。刘梓钰的《谈正面喜剧人物形象的塑造》（《天津演唱》1984年第5期)认为具有机智、聪明、幽默诙谐、风趣横生的先进或英雄人物才能成其为主人公。薛宝琨近来对喜剧性格进行了剖析。他认为：“人物的性格总是相互对立的正负两极矛盾组成的。优点和缺点、正确和错误、真善美与假恶丑，不仅同时在我们身上存在，而且，它们往往相互交织、渗透在一起。”“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老实与愚昧、善良与懦弱、机敏与狡猾，往往统一在一个人物的性格组合中。这种矛盾的对立性和同一性是我们打开人物灵魂的一把钥匙。”“如果说正剧或悲剧人物性格的矛盾性要尽力和谐地统一在形象的描绘之中，那么，喜剧人物的性格则是以失调的形式，使彼此对立的矛盾得到和谐地表现。可以说相声艺术尤其需要掌握人物性格的辩证法。”
　　如果说肯定性喜剧形象是歌颂型相声的主人公，那么否定性喜剧形象便是讽刺型相声的主人公，薛宝琨的《“内部讽刺”的人物形象》便论述了否定性喜剧形象的塑造。他认为应该把性格侧面和整体形象统一起来，把侧面作为全貌的缩影。文章指出，正确处理侧面和全貌、共性和个性、性格和环境这几种辩证关系，“对于相声‘内部讽刺’的人物形象塑造，尤其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对于怪诞型相声塑造的怪诞的形象，刘梓钰的《怪诞与真实》和《怪诞与真理》（《天津演唱》1982年第6、7期)分析得比较透彻。他认为，作家塑造怪诞的形象是为了追求高度的艺术真实。“形象的怪诞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暗示和指向一种比较普遍、比较深刻的意义的手段。”文章概括了塑造怪诞形象的优点：其一突破了写实的束缚，纵深开掘生活的底蕴；其二形象越是怪诞到不近情理，越是异想天开，喜剧性越强，效果越“火”。
　　对于相声的艺术特征——笑的研究，近年来也颇有进展，既有文章，也有专著。其中，《笑的艺术》是研究笑的理论专著。它有两种：一种是方成撰稿，主要从相声、漫画和讽刺诗等方面着手分析；一种是薛宝琨撰稿，从相声、笑话、喜剧、民间小戏、谐剧、独角戏、三句半、幽默小品等方面进行研究。
　　方成认为，笑的产生往往是由于种种矛盾和不谐调。笑的艺术是以奇巧方式表现思想感情的艺术。在艺术中，引人发笑的一般是轻松别致和显示智慧、大出意料的细节。同时，曲折含蓄的手法，迂回的启发式的语言形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等都是酿造笑的艺术手段。
　　薛宝琨认为笑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反映，具有阶级和时代的标准。“笑既来自于感情，也来自理智，笑是在现实与历史对比中产生的。” 他重点从民间文学和戏剧艺术角度分析了笑的武器的广泛而悠久的存在。书中的《“包袱”的艺术辩证法》运用美学观点分析了现象和本质、明快和含蓄、细腻和深刻、烘托和点破、朴拙和纤巧、疏略和绵密、悬念和默契等七对矛盾，阐述了笑的酿造和形成过程。
　　陈笑暇的《笑从哪儿来》提出相声中“观众的笑多半是出自作品中人物的可笑的思想与行为”。“笑是从矛盾中来，从情理中来，也与相声家成功地运用技巧手法有直接关系。”还认为表演也可以产生笑。
　　相声中还存在一种“既有对丑恶环境的挖苦，也不乏自我解嘲的成份”的“含泪的笑” 。刘梓钰的《“含泪的笑”浅探》列举了种种实例，分析了笑产生的原因，并指出了其真善美、展示生活真理、净化灵魂的三种美学意义。
　　4、评弹
　　对于评弹艺术特色的阐述，基本上没有超出前辈艺人的“理、味、细、趣、奇”的传统说法。左弦曾分别撰文论述了这五点。他从创作角度分析了“理”、“细”、“奇”；从作品、表演和欣赏角度分析了“味”；从表演的艺术手段角度分析了“趣”。
　　也有人提出了新的见解，例如周良的《苏州评弹的特点》，便是其中一篇。他认为：“苏州评弹的特点，可以简单地说：是用吴语讲故事的说唱艺术。”“评弹作为语言艺术，其特点是用语言创造表象和想象的形象，是唤起欣赏者的再创造能力，来达到目的的。”该说仅从语言角度谈，因而显得有些简单、笼统。
　　王朝闻的《台下寻书》通过一系列的审美判断，详细论述了评弹艺术的审美价值。文章论及了演员与听众；表演与欣赏；化妆的动机与效果；表演的虚拟与写真；书词的寓实于虚：表演和欣赏的变化绝对性和适应相对性；形象的虚与实的统一……充满艺术辩证法。他指出：“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的说唱艺术，在培养群众高尚的审美观念的社会任务跟前，拥有一种不是别的艺术所能代替的普及作用。作为一种审美教育的教材，只要它自身的趣味是高尚的而不是低级的，它将潜移默化地也是普遍地作用于高尚的审美观念的树立。”作者还运用类比的方法阐明了苏州评弹的审美价值。对于苏州评弹和苏州园林，“开始我只注意到双方那富于巧思、情致独特和形象优美的形式、风格。读了《五姑娘》，我觉得南方这些艺术的共性之一，在于她们都有一种创造性的意境——即艺术家的主观与他所反映的生活的一种辩证关系。”这篇文章对于曲艺作者、演员以至于观众都是很有教益的。他的《等到挨耳屎》、《王“钻”打死人》（《曲艺艺术论丛》第一辑)具有同样的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