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化信息网－天津曲艺

　　鼓曲类的地方风格特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徐月波的《试论说唱音乐及其地方特色的形成》从音乐方面作了探讨。文章研究了 “说唱音乐与地方语言音调以及民间歌曲、地方戏曲音乐等方面的关系”，认为：由于受各地的语言音调、生活习惯、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兴趣爱好、审美观念等方面的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构成了各自不同的地方特色和民间风格。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有关问题还没有完全涉及，为什么同一地区会产生不同的曲种呢？其地方特色的同异点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似乎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鉴别某种说唱形式算不算一个曲种的标准是什么？何远志的《湖北曲艺音乐概论》提出：“认定一个说唱曲种，应按如下三条标准便是一种科学的态度：(1)有没有一套较为完整的唱腔曲牌？(2)有没有一批较为优秀的传统曲目？(3)有没有几个较有名气的老艺人？此外，还要看它是否具备曲艺音乐一般韵艺术特点，即以说、唱为其主要表现形式；音乐与语言的紧密结合等。”
　　以上的标准实际上蕴含着对一个曲种的确认，必须有一定的发展历史和艺术成果的实践检验。
　　曲艺历史的进展过程就是新旧曲种相互交替的过程。无论是新曲种的产生和发展，还是旧曲种的衰落和消亡，都有着内部的和外部的条件和原因。在当前曲艺不景气的情况下，对曲种消亡原因的探讨，有利于引起振聋发聩的作用，促进曲艺改革的进展，从而振兴曲艺事业。
　　蒋敬生认为某一曲种衰落的因素大致有三条：一、观众结构层的变化；二、文学脚本不能适应某一种新的需求；三、缺少能继续振兴本曲种的名艺人。
　　王决归纳的梨花大鼓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一、鼓词文雅僵化，唱腔旋律繁复，音域特广，字少腔多，演唱吃力，距离人民越来越远。二、短段书唱词过长，每唱一段需要三四十分钟，絮絮叨叨过于冗长，在书场演出使听众感到乏味。三、封建陋俗，强调所谓正统，排斥新生力量，抵制创新，阻碍艺术交流，结果使它趋向僵化。
　　以上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蒋说的不足在于：解释不了现在有些曲种的名艺人尚在而其曲种仍不景气，甚至有衰落的现象。王说的不足在于没有涉及曲种外部原因。笔者认为，一个曲种消亡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社会的发展，审美主体——观众的审美趣味发生了改变，因而对某曲种的审美价值观点也有了改变，原先认为美的，后来认为不太美了，甚至认为丑了。而某曲种的名艺人等却还停留在原先的观众审美标准上，依旧认为自己的艺术形式是尽善尽美的，而无需乎改革。对于本曲种的任何一点儿改革都认为是失去原有艺术风格特征的表现。随着时间的进展，这种僵死的艺术形式和观众的审美享受的要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当某曲种的审美价值在观众的审美判断中接近于最小值的时候，那么该曲种就被彻底淘汰了。
　　3、相声
　　在曲艺艺术中，大约还没有哪一个曲种能和相声一样，有如此众多的研究文章和理论专著。据不完全统计，从解放以来全国各种报刊对相声的评论、研究等文章达一千多篇，相声作品集和理论专著近百种。尤其是近五年来的作品，占的比重很大。
　　相声的定义。由于电吉他相声、音乐相声等表演形式的相继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议论，并导致了对“什么是相声”的再次深思。
　　对相声定义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马季认为：“过去演员上台演出时常说：‘相声两个字，就是相貌之相，声音之声。’它概括说明了相声两个字的解释。”这是相声界的一种传统看法。
　　后来，有的相声专家从语言和笑的两方面提出了相声的定义。何迟认为：“相声是曲艺的一个品种，是以能引入发笑为特点的语言和表演艺术。”侯宝林、薛宝琨、汪景寿、李万鹏认为：“‘说’和‘笑’的特点构成了相声艺术的基本轮廓，这就是具有喜剧风格的语言表演艺术。‘说’，奠定了相声艺术的表现方式，作为说唱艺术的一种，从而与戏剧艺术区别开来。‘笑’，奠定了相声的艺术特征，从而与其他说唱艺术形式在功能上区别开来。”这两种提法是相似的，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对相声艺术的基本认识。它是对上述传统观点的阐述和发挥。但它还不能将相声与其它曲种完全区别开来。例如：快板书、数来宝等也有笑的特点；评书、评话等也有说的特点，笑的穿插。
　　金名进一步从招笑手段、产生历史、定名、发展阶段等方面阐述的三百字的相声定义，可谓用心良苦，但失之过长。说它是相声定义，不如称为相声简历。
　　相声的喜剧风格特点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在归纳和表述中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相声溯源》是从相声的主要表现方式——说和重要艺术手段——笑来着眼的。王力叶认为，相声以语言为主的属性决定了它轻便灵活；相声的喜剧性特点决定了它幽默谐趣；说唱艺术的共同特点决定了相声的通俗易懂。金名认为：“相声艺术的本质就是：动作滑稽——相；语言滑稽——声。特性呢，我以为是野生性、杂戏性、多样性、阶段性、滑稽性(包括讽刺与幽默)。”
　　以上三种观点各有所长，不妨归纳为以下三点：(1)说学逗唱，以说为主。(2)通俗易懂，喜闻乐见。(3)滑稽幽默，以笑娱人。
　　分析相声特点的文章不少，但是从美学角度研究的却不多。薛宝琨的《相声和幽默》（《天津演唱》1984年第11、12期)运用美学原理，以轻松、机智、含蓄三种品性为出发点，阐述了相声的幽默特点。文章指出轻松是一种抒情方式；智巧制约了荒诞；含蓄不排除通俗和明快，它建立于对观众依赖、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
　　对曲艺的审美价值的探讨还处于空白，而相声的这方面文章却逐渐多起来了。孙惠弟的《相声的艺术美》(《天津演唱》1985年第3期)谈了相声的生活美、幽默美、机趣美、摹拟美、语言美五个方面。文章重点分析了歌颂型、趣味型相声的艺术美。对于讽刺型相声中的艺术美却没有深入研究。讽刺型相声的描述对象是丑，而丑又如何转化为艺术美？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
　　相声的格调和艺术趣味，一直被视为是提高相声艺术的文学性、达到雅俗共赏的社会效果的一个重要问题。
　　马庆山的《关于相声格调的思考》认为相声应具备“乐而不俗”的品格。文章首次提出相声的格调有三种，即思想格调、情感格调和艺术格调。作者认为相声作品首要的是思想格调，其高下“主要取决于是进行意念的简单演绎，还是表现深刻的哲理思考”。相声作品情感格调上的高低分野在于：“一个是病态情绪的硬行发泄，一个则是健康情感的自然抒发与流露。”“在艺术格调上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倾心于形象塑造，还是满足于现象罗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