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奇不传
　　无奇不传体现了我们民族叙事艺术的情节特征。“传奇”一词数易其义，曾先后冠于唐人小说、宋金诸宫调和明清戏曲之上。宋代说话分类中也有传奇一项。其实姻粉、灵怪、神仙、妖术、扑刀、赶棒，以及士马金鼓、发迹变泰诸类，亦因“奇异而可传示”。“讲史”以历代争战兴亡为内容，由之而衍化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两类，无论是历史事件抑或是历史人物，都在超凡的形象和激变的背景中，以情节的偶然性和人物的神奇性取胜。孕育叙事艺术的古代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更具有原始崇拜、民间宗教和泛神意识的深刻烙印。文史不分——以文为史和以史为文，甚至成为我国叙事艺术的传统。以民间传说做为信史的材料，自《史记》始成为记传体历史和文学的代表。而历史题材也哺育了讲史艺术，使演义体裁成为长篇说书的基干。不仅描叙了历史本事，也传达了历史的生活意蕴和潜在规律，丰富、充实、形象化了历史，也补正了正史疏漏或歪曲的材料，传达了群众的历史观，从而沟通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叙事艺术对于历史题材的特殊嗜好，是与对超现实生活画面和超凡的理想化形象的钟情联系在一起的。古代生活的巡礼和异国情调的猎奇，神仙世界的徜徉和鬼狐王国的寻觅，都原发着一种远古崇拜的初民意识。艺术与民俗，信仰与消遣，泛神意识与童贞心理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传奇性使我国叙事艺术富有浪漫色彩。不能把情节的表面张力仅仅理解为浅层次的官能刺激。传奇性实是我们民族艺术“史才”和“诗笔”结合的产物，是再现和表现相统一而以表现为主的一种写意风格。情节的极度偶然性，不仅是作家生活感受的热烈强调，也同是富有理性光华的深刻概括。如同诗歌、绘画、书法和其它诸多民族艺术一样，传奇性所传达的只是足以传达情感和浓缩生活的最有代表性的线条。 偶然性当显示着历义的必然逻辑， 渗透着伦理道德和诸多世俗的社会观念。不能仅以超现实性来理解传奇性表面，以为那是一种遁世或向往彼岸世界的倾向。不是的，超现实性只是现实精神的升华和强调。神仙和鬼狐世界都不止是折射着甚至还是更为淋漓痛快 、畅言无碍地对现实生活的揭示和评价。 传奇的理想化色彩都是可以实现但一时又不能实现的，于是，理想就把情节推向极度，人物也因而是类型或类型化的。善善恶恶，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人物多以书根、书领、书胆、书筋，即所谓“四梁八柱”撑持情节的框架。正面形象当然是大智大勇的，往往是人神合一或化神为人的人杰。能断阴阳的包公，亦神亦妖的猴精，都是入世的经历伦理道德和世间磨难考验的楷模。由对武力、武勇、武艺及人体自身力量崇拜的侠客和历史名将，也都在此岸世界——比现实更为深化的环境里驰骋本领。传奇性的形成，当和神话、传说的影响一脉相承。也和我国记叙文体自古即以本怪为主的源流相关。寻其根源自是原始宗教的积淀，是初民力图解释而又一时难以解释的纷繁多变的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反映。由原始宗教、人为宗教而转化的民间宗教，至今不仅在农民并且在市民阶层仍有土壤。现世的拙劣导致在艺术上的怀古。泛神意识宁信其有，不疑其无。往往与消遣娱乐观念结为一体，在信与不信、似有若无之间形成一种模糊而朦胧的审美心态，就艺术美学而论恰是一种若即若离、若进若出的最佳心理。现实的卑鄙和命运的难堪，使艺术高于美于生活。传奇世界于是成了自由足以安慰自我的蓝色世界。它可以得到一种蓝色的宁静——幻感、恬淡和温馨。
　　相声和民间喜剧形式，当然也讲究情节的偶然性。误会和巧合、疑阵和纠葛几乎成了展示喜剧矛盾的重要手段。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乃是相声包袱“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的基石。没有对必然性的依附，偶然性则失去生活与艺术的逻辑，并只能产生“震动”而非“感动”的效果，喜剧的胚胎是无法生根开花的。包袱的奥秘实在于奇中出巧，只奇不巧只是胡编乱造。喜剧的原理来自艺术进程的矛盾悖理。因此，荒诞性常是喜剧的最佳情态。 没有荒诞便没有对矛盾深刻的显示， 也不足以传达喜剧家的情感和敏锐，更不足以穿透一般现象而进行哲理思辨和艺术概括。“荒诞不起来”实是滞留于生活表象，为卑琐的情感和肤浅的认识伤份或坠住想象的翅膀所致。传统相声虽取材于世俗的市井生活，题材也多以饮食起居为主，但情节细节和艺术构想却往往荒诞不经，强烈的讽刺锋芒因升腾的艺术形象而显得深蓄曲婉，弥漫的艺术氛围似消溶却又丰满了讽刺精神。人们在荒诞的艺术世界里往往只为形象自身所折服，甚至一时难以体悟讽刺的契机和直接的目的。但在荒诞背后却潜藏着更为深刻概括的理性精神，感受着当时的历史背景、生活情趣和时代意绪。 诸如马三立的《开粥厂》、《白事会》、《卖五器》、《买挂票》、 《文章会》等莫不如此。至今辍演的《梦中婚》和《醋点灯》也颇耐人寻味。
　　情节的传奇性和细节的可信性是相反相成的。我国的叙事艺术，无不在传奇的总体框架上缀以细腻、真实、生动的生活化细节。以沟通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并从而振起想象和联想的翅膀。或即是说，传奇性超越现实画面的程度，直是以再现生活的细节容量为基础。情节与细节之间也从而成为相互依附的关系。情节既因细节而升腾又被细节所制约。一般说来，传奇艺术的题材多是传承的、类型的，情节格局也大体有演义化的程式，历史演义更受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本事所制约，往往缺乏新意，但细节却是艺术家驰骋才情的广调天地，杂花生树、枝叶披于木，常常色彩纷呈、斑烂夺目。《珍珠塔》翠娥见方卿，十三层阶楼梯欲行又止、若还若往，评弹界颇有“一层楼梯一回书”的夸饰。《杨乃武与小白菜》“密室幽会”一段也在九曲回廊间漾起波澜、 展开层次，对于人物心理的细腻描绘真是探幽显微之生花妙笔； 《西厢记》由董解元、王实甫直至当今评弹高手杨振雄，更是如滚雪球愈益丰满，乃至“待月西厢下”一绝二十字竟能铺展一回书。无奇不传实是无真不传，无细不传，越细越奇，越真越细，奇与细的魅力正在于对形象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全面分析。
　　以上所提，均是我们民族艺术常见的几种欣赏心理或习惯，它们之间或相溶或相切，并不尽是平行并列的关系。相声创作的繁荣和提高，当然应该开拓并吸收现代意识，特别是幽默的观念和表现方法。但又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并发展民族民间艺术固有的源头和活力，对于文化背景有一个清醒而自觉的认识。当然，它们也不很全面，只是以斑窥豹。诸如幽默情趣、教化意识等也可展开论述。

　　　　　　　　　　　　　　　　　　　　　　　　　　　　　　　　　编 著 者：薛宝琨
　　　　　　　　　　　　　　　　　　　　　　　　　　　　　　　　　出　　处：《艺术研究》
　　　【上一页】 　　　　　　　　　　　　　　　　　　　　 　　　　发表时间：1988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