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是民族文化心理和艺术欣赏习惯的产物。即是说相声的一切——相声的语言和内容、相声的形式和表现， 都积淀着民族民间艺术的风貌和文化特征。 当然，也都培养或雕塑着群众的文化心理和欣赏习惯。因此，研究相声和时代的关系，提高相声的艺术质量，仅仅有横向或外向的借鉴还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寻找相声的历史根基，不独对相声本身——诸如相声的艺术传统有深刻而清醒的把握，还应该在更为开阔的历史背景下，寻找相声的文化基因，以便在更为坚实的臂膀上强化相声的机能，从而使横向或外向的借鉴、溶化而不是粘贴在相声的机体中。
　　至少有如下特点，或曰观念、趋向、规律是值得我们廓清并把握的。
　　　　　　　　　　　　　　　　　　　　入世务实
　　入世务实是和出世务虚相对而言。这其实不止于民族的文化态势，而是民族性格的一种表现。即是说和西方相比，我们民族有更多的现实精神，而不似西方有些民族那样，更注重 “天国” 和理想的彼岸世界，更多在艺术中超越现实，使热情和幻想相互燃烧，从而光照着那并不光明甚而有罪恶意味的现实。我们民族从来认为生活是美好的，现实是唯一可把握的，而“天国”和理想则总是如烟如雾、似梦非梦的。即使是儒、道、释三教争衡，佛教和外来宗教曾相当流行，民间宗教至今也未曾泯灭，但我们民族对待宗教的态度始终是入世务实，或曰实用主义态度的。或者“天人合—”，把皇帝“上帝化，从而使“神格”有一个切实、明确、清晰的“人格”，并从而在抬高人的地位同时其实是人化了神的地位。或者是把他们笃信的神，给以世俗化、生活化地解释。诸神的地位、性格、从属关系以及职能范围，莫不是阶级社会实际生活的概括和写照。而老百姓对神的虔诚，则远不如对人的依附。 尤其是汉民族更少 “宗教徒式的虔诚”，大体是“用则信之，信则敬之”。每年腊月二十三对灶王“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的态度和速度，便大体概括了民间对于宗教和信仰这种淡略而务实的泛神意识。这大概和儒教的传统影响有关。也说明我们民族更倾向呲岸世界，更、钟情现实世．俗面又世俗的实际生活。或者说，世俗的生活虽有种种灾难和不平，但人们总是能够并愿意承受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从一个角度看是消极的活命哲学，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不无积极的对人生的饕餮。因此，自古文人就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长夜更短，何不秉烛游”的慨叹，“及时行乐”对于老百姓来说无异于苦中作乐或以苦为乐。乐观和开朗自是我们民族性格的灵魂。因此，我们绝少西方的“原罪说”，佛教的“三世说”也总以“现世”为轴心。这种入世务实的生活态度，使艺术特别是民族民间艺术，开始就瞩目于信而不诬的现实——此时此刻的现实，或彼时彼刻已经成为历史，足以征兆目前的现实。我国的民间文艺，神话少而传说多，神话的驳杂和历史化，传说的传承和系列化，都足以说明远古的生活意识和艺术意识是逼近现实、面对现实的。《诗经》的“国风”则是“观风俗，知得失” 的一面镜子，汉乐府也是民风国情的生动反映。 特别是唐末以后诉之于寺庙、勾栏的立体艺术，更是以世俗市井的生活为题材，美和丑的审度是在善和恶的尺子下衡量的。伦理道德的规范始终贯穿并影响着对于人性的追求。题材的传承性——对于同一题材的极大兴趣和不同处理，其实是对于伦理和人性的不同理解和深化。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清官和侠客、公案和胭粉，甚至神仙和妖术、灵怪等等，莫不是世俗观念 、市民意识 、市井生活的概括或繁衍、具象或抽象、再现或表现。勾栏和瓦肆既是艺术信息更是生活信息交流的场所。人们所希望得到的不是在艺术中脱离现实，而是更加深刻地感受、理解和把握现实。
　　相声更是世俗市井化的。可以说它逼近现实的态度超过其它任何艺术门类。也许正基于此，它才富有喜剧的魅力，才能够获得并显示其形式的通俗性，才能够在生活的通感中取得艺术的共鸣。传统相声几无例外都以起居饮食为内容，真所谓“食色，性也。”这最低层次其实也是人生的基本要求。不能脱离文化背景和民族心态去虚假地提倡艺术的高层次，不能在淡化现实中去宣扬理性。其实真正的理性只是生活血肉的聚凝。传统相声做为艺术宝库，可供借鉴的不独是反映生活的形式和技巧， 而是审视生活 、洞悉毫微、发现生活魅力和情趣的本领。它带给我们的也不独是喜剧的美学，更还有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等诸多方面极可宝贵的内容。那食色获得的方式，那基本人生要求不能实现所有的苦涩意味，那颇似卑琐的思维和情感表达方式等等，都含有充盈但不是虚夸的生活理性。当然，囿于历史的局限和观众的范围，传统相声不可能以理性去呼唤现实。但发现现实的荒诞和悖理，特别是发现自身的乖讹和丑陋，则已是站在了当时市民阶层和世俗意识的前端，美因丑的映衬和烘托而被弘扬，理性的光华也在丑的被撕碎中而得以显现。
　　当前相声创作，受西方现代派和我国“纯文学”的影响，也企图通过荒诞和“黑色幽默”、象征和意识流动，以及种种新型艺术表现，提高相声的文学层次，加强相声的理性精神，这当然是可取的，极其有益的。但必须以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欣赏习惯为基础，溶化而不是移栽西方的手法，否则是难以奏效的。
　　　　　　　　　　　　　　　　　　　　　消遣娱乐
　　消遣娱乐是和入世务实的生活态度直接相关的，以艺术饕餮人生的一种必然表现。艺术自它的诞生伊始就是自娱而娱人的。西方那种娱神的宗教意识，在我们民族的艺术起源里，早已因为巫觋地位的跌落而淡如云形水痕了。 在西方，宗教和政治的统治，虽然在实质上，是合二而一， 但在形式上却是分体独立的。教皇和主教至今在有的国度里仍保持赫然卓立的地位。而在我国由于“天人合一”，皇帝自是上天的化身。曾经主宰过政治、执行占卜、星象、医术，这同时兼有娱神使命的巫觋，早因为部落或部族的征伐而分化解体成为以后“王”的附庸了。 即是说，古代的国君一旦把牢“人权天授”的神圣地位， 便立即 “重人事而远鬼神”了。做为沟通人神之间桥梁的巫觋，或者迅速转化为王，或者只恤为附庸成为班行仪式的高级奴隶。 巫被分化为实行人间俗物的史官、医官和优伶。 优的跌落情况更惨：巫以娱神，优以娱人——古优只是宫廷的低等奴隶，故多以畸形丑陋的侏儒充任。而我国的诸种艺术，无不以优伎为滥觞。消遣娱乐的意识一以贯之。即使在民间宗教活动里也是“日以娱人，夜以娱神”人和神不仅是分开的，也甚至是神虚而人实的。这和西方艺术的宗教色彩，这和西方宗教对艺术的全面影响，自是迥然不同的。以风格和体裁而论，我国艺术特别民族民间艺术，绝少那种蒸发着对神圣无比敬畏、对命运无比笃信、对人生无比苦楚的“悲剧精神”。我国的艺术有宗教的成份而无宗教的灵魂。其所原发的是体现民族性格的生活情趣。是悲剧的正剧化，正剧的喜剧化，或曰与西方艺术别异其趣的，是笼罩整个艺术的喜剧精神。无论就创作动机而言——无论是文人的“自遣”，还是民间的“嘻戏”；也无论就欣赏态度而言——文人追求的“理趣”和“意趣”，民间欣赏的“情趣”和“语趣”，“趣味”成了艺术魅力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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