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由于近年来好相声不多，粗俗乏味的相声不少，人们普遍关心相声艺术的命运。毫无疑问，一种艺术形式，只有当它的产品不断被生产又不断被消费，人们不断从事有关它的创作活动和接受活动时 ，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相声的生产与消费，客观方面取决于由经济、政治、文化变迁带来的社会心理、社会需求的变化，主观方面取决于相声艺术群体在观念上方法上对这种变化的适应。本文试图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探讨一下相声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命运。
　　一、相声的发展与相声观念的变革
　　相声是旧社会市民阶层的产物。，过去相声艺人的地位十分低下，常能听到相声艺人招徕听客时说，“我们是您面前的欢喜虫儿，讲究说学逗唱，招您一乐，把您兜里的钱说到我们的兜里，这就是我们的德能之处。”相声不过是招人一乐的买卖玩艺儿，这便是当时大多数相声艺人的相声观念，也是社会上人们对相声的一般看法。然而，这个招人一乐，不会没有思想内容，它必然要体现出相声艺人的喜怒哀乐。相声艺人从他们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地位出发，又继承了自古以来我国优良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在创作和表演中常常能够有力地暴露和指斥旧社会的黑暗并表现出对摆脱贫困、屈辱生活的渴望。如此产生的许多传统相声优秀作品，是我国民族民间艺术的一笔宝贵财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指引下，相声改进了。老舍先生说，” 相声是人民大众所喜爱的，因为它既善讽刺，又很招笑。 若善于利用它，它可以成为很好的宣传工具。” (《相声改进了》：北京《新民报》一九五○年六月十二日）。在侯宝林先生为首的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一周年之际 ， 他又著文写道：“以前的老相声是只供听众哈哈一笑，而今硬要把它改成能配合政治任务，能有思想教育，岂不相当的困难么? 可是，经过几次试验以后，大家慢慢的有了信心，原来相声中的讽刺，假若用合适了，正是一种宣传的利器啊!”(《介绍北京相声改进小组》：《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相声应当成为配合政治任务和进行思想教育的宣传工具，这是当时提出的新的相声观念，但是相声改进的方向。这种新相声观念是与旧相声观念相比较、相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侯宝林先生也曾指出那时旧观念对相声改进的阻碍作用：“相声艺术仍在一部分人印象上存在一些错误认识，特别是尚有许多艺术修养年轻的相声艺人自己也认为：‘相声主要是为了逗人一乐，东拉西扯，无理取闹，它不能有什么中心和内容。’ (《相声的结构》：《相声论丛》第一辑，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应当肯定，这种新的相声观念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于相声的社会心理与社会需求的变化，从而对新相声的创造与旧相声的改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五十年代出现了《一贯道》、《婚姻与迷信》、《夜行记》 、《买猴儿》、《英雄小八路》、《追车》、《昨天》 、《找舅舅》等一批名作，展示出新相声的创作硕果累累。
　　用今天的眼光看 ，建国初期这种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相声观念既有相对的真理性 ，也有历史的局限性。它显然受到了当时简单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某种影响，还不能全面地反映相声的本质与功能。到了六十年代，受到“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的干扰，对相声的社会心理与社会需求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些相声工作者顺应形势把本来相对正确的相声观念推到了极端，过分强调 “相声应当说中心唱中心”、“歌颂新人新事是相声的主要任务”等。相声界在创作观念上出现了混乱。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在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于北京召开的第一次相声座谈会上，终于爆发了关于相声观念的一场大辩论。这次座谈会历时十二天，有京、津两地的相声演员、作者、曲艺团队负责人参加，中心议题是相声艺术的特长和如何繁荣相声创作。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相声究竟应当以歌颂为主还是以讽刺为主，持两种对立观点的同志争执不休，相持不下。老舍先生到会并讲了话（以《多编好相声》为题，发表于《曲艺》一九六三年第一期）。他的讲话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他认为相声段子大概可分纯粹逗哏的相声(好比相声中的盆景儿，可供欣赏)、纯粹技巧表演的相声、讽刺相声、歌颂相声四种，而不仅是歌颂、讽刺两种。对于歌颂与讽刺的争论，他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有落后的东西，就应当以讽刺进行规劝，对新生的向上的东西，就值得歌颂。不准相声讽刺了，都搞歌颂了，这也不对。不必都歌颂，也不必都不歌颂。你编讽刺的，他编歌颂的，用不着吵架，编得好就行。不能拿讽刺的包括所有的相声，相声中有一部分歌颂的，是应当的，这就看你写得好不好了。有的歌颂的段子，是非常受欢迎的，这是事实。你是歌颂派，我是讽刺派，用不着这样分，两种都要。我觉碍我们十三年来的相声有了很大的发展，添了—种歌颂的了。我们应当继续掌握老的技巧，随时增加新的内容，叫这种艺术不断向前发展。
　　座谈会后，关于相声歌颂与讽刺的争论没有中止。十年动乱开始，林彪、“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倒是政治替艺术作了“结论”。那时除了讽刺国外敌人和所谓“走资派”的个别段子外，讽刺相声一时销声匿迹了，相声成了歌颂段子的一统天下。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相声工作者出于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继一九六四年的《女队长》之后，又编演了《友谊颂》、《海燕》、《红梅》、《千方百计》、《好连长》、《喇叭声声》、《无限青春》等许多优秀的歌颂段子，并使歌颂段子的创作技巧得到了发展。
　　众所周知，粉碎“四人帮”后 ，顿时打开了讽刺艺术的阐门，一批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讽刺 “四人帮”的相声佳作——《如此照相》、《假大空》、《帽子工厂》、《舞台风雷》、《“特殊”生括》等喷涌而出，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带动了相声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继而出现了《不正之风》、《皆大欢喜》、《诗·歌与爱情》等各种色彩的好段子，相声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曲种。
　　在“相声热”和相声的膨胀中，已经预伏下困难的因子。三年发展后，相声成功之作锐减，作品质量和表演格调开始下降。这使得相声工作者在欣喜之余，又感到了惶惑。
　　一九八○年五月，中国曲艺家协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相声座谈会，即相声创作座谈会。会议历时十四天，各路相声名家、学者荟萃—堂，通过学习、讨论，对相声发展的形势、成绩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就相声工作者应当重视社会效果、提高艺术趣味、深入现实生活、丰富创作技巧、加强学习修养等问题统一了认识。关于相声的特长与功能的争论，大家基本上达成了“相声长于讽刺，也可以用来歌颂”这样一种共识，争论的热点已转向如何掌握人民内部矛盾讽刺分寸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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