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唱表演艺术的写意性

  说唱艺术是我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它历史悠久,四川成都天回镇出土的说书俑说明在汉代就已经有了说唱艺术。经过两千多年流传到今天,说唱艺术最基本的特征仍然是一两个演员在一两件乐器或小道具(鼓板、扇子等)的辅助下,向观众叙述故事、抒发情感,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各具特色的唱腔和风趣幽默的表演,给观众以美的享受。
  说唱艺术在形成和流传的过程中,演员历来是艺术创作的主体,从口头流传的书词曲本的加工整理,到新曲目的创作润色,到唱腔的安排与表演动作的设计运用,演员一般都是集编、导、演于一身,处于艺术创作的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
  正是这种以演员个体劳动为主要过程的艺术生产方式,决定了说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一些特点,并以口传心授的方式长期流传和演变下来,而没有发生超越过质的界限的巨大变化。从有史料记载的先秦时代的俳优,到唐代僧侣宣讲佛经故事的俗讲,宋代勾栏瓦舍里的说话、鼓子词、唱赚、陶真、金元的诸宫调,明清的词话、弹词、鼓词、子弟书、岔曲等说唱形式,无一不是艺人以个体的形式,用第三人称(即叙述人)的身份向观众说唱故事 。这种历代诸多曲种经过千百年的兴衰交替而形成的曲艺说唱表现形式上的基本特征,正是我们探讨说唱表演的基本前提。
  曲艺的诸多曲种既然都是个体演出的形式,迫使演员势必要采用相应的表现方法,充分利用其简便的条件和可能做到的一些技巧作为表现手段 ,达到演出目的 。这就使说唱表演艺术产生了其独特的美学特征:表现方法上的写意性、审美理想上的泛美性、以及表演技巧上的综合性。这三者有机地统一在说唱艺术的叙述性前提之下,以其不可替代的鲜明个性,与戏曲、音乐、舞蹈、杂技等,并列于舞台表演艺术之林。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论说唱表演表现方法上的写意性。
  一、写意的艺术观,是我们民族艺术重要的美学特征。
  写实为主的艺术和写意为主的艺术,是艺术创作中如何处理艺术与生活之间关系的两种绝然不同的美学观和表现方法。西方以写实为主的艺术家强调表现生活的本来面貌,注重模仿自然,把艺术看作是自然或现实的镜子,在力求形似的基础上表现神态,用创造生活幻觉去再现生活美,表现无限中的有限,把艺术家的情感和倾向,间接地再现于逼真的艺术形象之中。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等欧洲写实主义名画,讲求严格的几何投影、人体解剖、与光线色彩的立体质感。使画面的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形神兼备,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塞万提斯、莎士比亚、雨果等人,也都主张把艺术比做现实的镜子,是现实的再现。
  东方的以写意为主的艺术家则重在神韵,注重以虚带实、虚实相生,创造非生活幻觉的形象和意境,化有限为无限,通过艺术美去折射生活美,表现了艺术家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审美理想。
  与欧洲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模仿论为基础的艺术观相反,我们民族的艺术观以写意为主要特征。中国的民族艺术,如绘画、音乐、舞蹈、戏曲等,其美学观与表现方法都是写意为主的,表现生活时强调在“似与不似之间”, 以“神似为上” 。它突破了现实生活的自然形态的局限,在凝炼生活对象的特征与本质的基础上,突出神韵和意境,以虚显实,以形传神 ,藏隐而避露,具有一种含蓄美 ,给人以深远的艺术感染力。如中国画的主流是水墨写意画,画山川景色不求写真而求意境;画人物不讲求解剖比例而求其神态。即便是工笔画,也是以平面和单线勾勒为主,不讲求立体实感的效果,只讲求神韵意境的刻划。
  中国戏曲更是如此。在京剧《挑滑车》里 ,高宠在山头观阵,见金兵连胜 、宋军屡败,急得心如火焚。最后他不顾将令,冲下山去杀入金兵重围,力挑金兵从山坡上放下来的铁滑车,力竭而死。这些,只是通过走边、开打、挑车等表演程式去虚拟地表演出来的。反之,如果一味求实,这些行动都是无法在舞台上展现的。
  二、说唱表演的写意性,乃是说唱艺术本身的特定需要。
  说唱艺术是演员以第三者身分向观众叙述故事,这就决定了说唱演员必须用写意的表现方法,采用摹拟的手段在“说法中现身”,去分别表现不同人物的不同心理和形态,以及交待清楚不同的时间氛围和特定的空间场景。这些,都要由演员通过说唱、叙述、对白及身段、手势、眼神、语气和手持道具的细微变化去传递给观众,引发观众的联想和想象,才能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身临其境般地产生共鸣,来完成这一艺术创造过程,达到娱乐和观赏的目的。
  曲艺说唱虽然通常都由一两个演员表演,但它的题材内容却是可以达古通今,包罗万象的。大至历代王朝的兴衰,千军万马的战场;小至少女痴情的葬花,夫妻灯下的夜话,都要经由演员的叙述表现出来,所以在时间、空间的运用上要掌握绝对的自由。说书艺人流传的一首《西江月》说:“世上万般技艺,唯有说书难习,评叙说演非容易,千言万语须记。一要声音宏亮,二要顿挫迟疾,装文装武我自己,好象一台大戏”。这后两句,形象地道出了说书艺术的虚拟性。
  说唱表演的写意性主要指的是虚拟性,在这一点上,它与戏曲有异曲同工之妙。曲艺说唱和戏曲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渊源关系 ,不论从内容上和形式上,曲艺说唱都是戏曲形式的一个重要根源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就是王实甫杂剧《西厢记》的蓝本。不少传统戏曲剧目,也是由说唱文学脱胎发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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