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的美学特征

                再现与表现相结合而以表现为主
  做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和历史范畴,曲艺像所有民间和市民艺术一样,与生活及时代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它基本反映了广大人民、特别是中下层劳动人民,对于历史和社会的关注。不仅反映了他们的爱憎和情感倾向,而且,反映了他们的生活观、历史观、道德观,以及他们的情绪、性格和明晰可辨的心理习惯和表情方式。并不夸大地说,在中国所有民族民间的艺术样式中,还没有哪样一种形式像曲艺那样能够那么深入、全面、细腻地切进并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以那样如椽的巨笔和如毫的细笔去描摹生活和时代的洪波怒涛及细水微波,也没有哪样一种形式能够像曲艺那样丝毫不漏地去表现社会历史的每一进程,每一进程中社会结构的整体及具体变化,每一变化中情绪及心理的显微和突现。设若研究中国人民的民俗史、心理史、情绪变化史、审美习惯史、宗教信仰史等等,曲艺当是首选必察的历史文献。曲艺对于生活和时代的贴进,不是拉开距离纯粹性的“漠视”,不是卑琐、懦弱地翅起脚来的“仰视”,也不是超然云端之外以一种闲逸的士大夫之情对于历史进行回盼的“俯视”,不是的,曲艺是以历史的主体——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劳动人民自身,与历史同步去反映并评价历史的。因此,它本身就具有可信的历史真实性和辨证的历史雄辩性。曲艺反映生活基本是一种“平视”的目光。这种目光大体符合现实主义反映论的三种原则。一是题材的现实性 ,二是态度的客观性 ,三是表现的真实性。以较为古老的说书艺术而论,无论“小说”还是“讲史”,其实都是历史或现实的一面 “镜子”。“讲史” 从历史事件到历史人物,无论是“历史演义体”或是“英雄传奇体”,都不能以几分为实几分为虚来判定其真实性与否,而是应该浑为一体地看待这门艺术对于现实性题材的态度,看待曲艺对于历史题材的特殊嗜好,以及曲艺家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其实,这种评价如同对于历史传说—样,乃是形象地阐明了劳动人民的历史观。也是对于史书或史料的某种匡正或补充。夸大地说,可以视作与历史相互参照的形象性历史,未必尽是诬稀不足征信的。而“小说”所表现的现实性生活内容,则极大地开启了唐前“志怪”和“传奇”小说的视野,把视线和视角真正移注于现实生活,移注于世俗市井的人类社会。更在表现方法上注重环境,和性格的描写,不仅选择典型的情节和细节,更采取生活化的白话和口语。应该说这是中国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先声,它直接影响了后世《金瓶梅》、《红楼梦》的创作体制和表现方法。“小说”也因此而影响了后世的戏曲,把艺术的触角从虚幻的神仙世界坠入在现实的尘世。再以唱曲的形式为论,由唐代的变文到清代的子弟书,则是中国叙事艺术和叙事诗形式发展、成熟和极其辉煌的时代。唐前的诗歌从《诗经》而始基本是抒情诗。虽然也有《木兰辞》 、《孔雀东南飞》 等等叙事诗的力作,但始终未能蔚为大观、汇为洪流,表现为艺术对于生活的写实性观照。叙事诗在文人阶层中的迟进尤为突出。只有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为时 、为事而作”的少数尝试,并不能改变一般诗人的兴旨 ,以及他们借诗歌描摹生活的能力。变文秉民歌的叙事传统,在民间故事和传说的艺术营养哺育下,在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艺术志趣和艺术需要的催发下,假“俗讲”之形式化抒情于叙事,将个人“咏物” 、“言志”之一般情怀 ,融民众“入世”、“务实”之集体感情,虚实参差、雅俗结合,借实事以生诗性,因激情而溶故事,于是,使我国沉寂千年的叙事诗萌而复发,由田头而寺观、由自遣而共娱、由文学而艺术,自此叙事诗不仅上承了古代抒情诗的遗绪,而且下启了宋元以降戏剧诗的崛起和发展。叙事诗不仅保持和深化了诗情,同时激泛和高扬了关涉社会人生的“史”和“事”。从《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到罗松窗、韩小窗的子弟书诸种佳篇,都是艺术更加依附和贴近生活,生活更易酿起人们诗情画意的产物。“中国并无叙事诗”(故事诗)的冤案,因曲艺的现实性精神而被磔碎、消释,得到平反!至于相声的情况更是勿庸赘言的。 相声的喜剧性当然首先来自思想的共鸣性。不仅题材是时代普遍关注的,更且在讽刺的锋芒和艺术的表情方式上,也是群众熟悉和普遍采取的。相声所揭露的矛盾和要否定的问题,必须是陈旧的、司空见惯的,缺乏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为历史的现实所不容的。可以说相声的题材应该最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相声的表现态度也最具有批判性和揭露性 ,而相声的艺术生命更恰在其表现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上 。可以认定相声在近世成熟,并在百年来涌现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传统佳篇,乃是市民意识和民主思想越发成熟和崛起的结果。是中国民族艺术现实主义传统越发深刻和老道的反映。由此可见曲艺的再现性是无可置疑的。这种再现精神从曲艺角度观察,它为我们提供了一部生动、丰富、浩翰的历史画卷。从现实的角度分析,曲艺在当代的艺术之林,也是其所以具有战斗性乃至服务性或宣传性的原因。曲艺轻便、灵活的艺术特点,不是由于形式首先方便了内容的表现,而是恰恰由于它和生活的密切依存关系,因再现精神而派生和发展起来的。再现的魅力,其实是源自审美对象——生活本身的魅力。唯其如此,形成了曲艺纯真、质朴、自然、本色的艺术风格。一切矫餙、做作、虚假、矜持的创作和表演、唱腔和唱法、舞台设置和演出构想都是窒息和扼杀曲艺的绞索,都是曲艺艺术的大敌。
  然而,曲艺又绝不仅仅是一般的再现艺术。夸张一点说,在中国民族民间艺术里,就没有一种纯然的类似西方的那种摹拟艺术。以中国画而论,这是一种最易或最宜表现审美客体的再现艺术。但是作为中国画主体的文人写意画,却是以其抽象的形式意味、写意的表现方法,和近于程式化的技艺技法来进行创作的。戏曲也具有再现生活的诸种条件,但是,作为卓立不群的艺术体系,它却是采取虚拟、写意、剧诗的艺术表现。中国的艺术是最为“东方式”的。从艺术起源上,它就和中国古老的原始或整体思维相关。马克思所谓“自然的人化”,或 “人化的自然”,在中国的艺术里表现得最为充分 。这是一种融客体于主体、借主体以显现客体的老道的、浑然的、再现与表现相结合而以表现为主的中国艺术的总体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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