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所谓永久魅力只是一种比喻，价值并不是永恒的，艺术不能逃避历史的必然性，鼓曲不可能永远不死，不管它，曾起过怎样的作用。所谓永久魅力指的只是它能长期发挥作用，产生影响，有的甚至长达数百年。
这些传统曲目为什么能长期保持艺术魅力呢？
前面说过，鼓曲的价值实际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已经实现的价值，一是潜价值。前者以满足观众的欣赏需要为标志，表现为艺术魅力。由于不同时期的观众有着不同的欣赏价值观念，所以鼓曲作品原来吸引观众的东西，后来就不一定能够再对观众发挥作用。例如
：在京韵大鼓《大西厢》中，有过几杆 “大烟枪”：“抖喽抖喽东北旮旯掉了底儿没有把儿短了边儿少了沿儿丢了钥匙没了锁皮儿飞了锁簧的破皮箱，在箱子底儿上还有多少年用不着湘妃竹裂了杆儿这黑啦咕叽的那根烟枪”，“夫人怒气满了胸膛，叫我走上前，‘梆梆梆，咣咣咣’，揍了我三巴掌，给了我三烟枪”
。显而易见，在建国以前 ，特别是清末民初，观众对这是感兴趣的。建国以后，随着抽大烟这种丑恶现象的消失，它对观众的吸引力也消失了。
可与此同时，《大西厢》中原先未被实现的价值，有的不断地被观众所认识、欣赏、接受，转化为艺术魅力。例如：建国前，特别是清末民初，观众尽管同情张生和莺莺，喜欢红娘，可他们对《大西厢》的评价，一般却不会超出封建道德所允许的范围。今天的观众却能把它与整个封建制度的不合理联系起来。理性认识的深化，加深了他们对《大西厢》的喜爱。
这并不意味着《大西厢》的信息总量发生了变化，它只说明观众对它的注意点发生了转移。“横看成岭侧成峰”，可无论是岭，还是峰，都为庐山所固有，而不是观众所赋予的。
正是由于这种转移，传统鼓曲的潜价值才不断被实现，才不断获得上一代人不能理解并可能使其感到惊奇的意义。它们历久弥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自己的艺术魅力。
这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一段鼓曲作品的潜价值量越大，它被转化为价值——实现价值——的时间可能就越长。
尚未实现的价值量的大小一般取决于作品所负载的信息量的多少。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曾经指出：“衡量一件艺术品的价值，主要不是依据启示的感觉对我们控制的力量，而是依据这种感觉的丰富性
。” 如果说观众依据个人感觉对一段鼓曲进行评价应该遵循这一原则的话，那么，我们更应该根据许多人的不同感觉对作品的价值进行判断。不同的观众对一段鼓曲的感觉是多种多样的，作品的信息量就越大，它的潜价值量也就越大，它就越有可能流传久远。例如：子弟书《忆真妃》，不仅怀念亲人的观众可以从中寻求慰藉，而且失恋的情人、失意的迁客
、落魄的骚人、怀念故园的游子 、感叹离别的商贾，以及一般的观众，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独有的感受。这，大概就是它于子弟书湮灭后先后被辽宁大鼓、梨花大鼓、京韵大鼓等曲种移植，今天仍然活跃在曲艺舞台的奥秘吧。又如：“红楼段儿”和“三国段儿”，它们之所以长期为广大观众所喜爱，正是由于它们具有不同侧面、不同性质的丰富价值内涵。再如：清代著名子弟书作家韩小窗的作品，不仅有《忆真妃》、《露泪缘》，还有《游旧院》、《大烟叹》等，可至今仍被演唱的，却只有《忆真妃》
、《露泪缘》(一共十三段，京韵大鼓《黛玉悲秋》、《黛玉焚稿》、《探晴雯》等唱的就是它的原词)。其关键，就在于《游旧院》、《大烟叹》等作品的内蕴远不如它们丰富多彩。
因而，今天的鼓曲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但要考虑其作品出世后可能会立即实现的价值，考虑汇演的得奖，而且还应该考虑如何加大作品的潜价值量
，进行多方位的分析和论证 ，而不能仅仅依据个人的感受。当然，这样做难度很大，经过努力也不一定能够取得十分圆满的结果。可做毕竟要比不做强吧！
当然，那些传统鼓曲的艺术魅力并不只是上述原因造成的，作品某些价值的持久性也是原因之一。作品价值的持久性是由作品内容与各个时代的观众的持续联系决定的。无论古今，人生都有男欢女爱、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因而表现这些内容的鼓曲，能长期在观众心中激起类似于它问世之初时观众所产生的那种情感。前面所说的《忆真妃》、“红楼段儿”就具有这种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的价值。
自然，艺术在本质上总是具有历史真实性的。用历史的眼光看，艺术作品总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相联系。不管鼓曲作家如何超脱于现实之外，不管他们如何企图抓住人类的永恒主题，他们所反映的却只能是某个短暂历史时期的人物、环境和形势。这不仅反映在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所揭示的社会心态、所表现的道德冲突上，而且还反映在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上。例如：西河大鼓《调寇》，堂堂七品县令寇准俭朴到了极点，竟然用由于雨水淋、太阳晒而发黄的草帽帽沿儿当茶叶，沏水给钦差大臣喝。这与山东吕剧《陈州放粮》“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为包拯送行的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是封建社会的乡村农民，绝对不会欣赏这种艺术描写；不是农民艺术家或对农民心态烂熟于心的艺术家，也绝对写不会写出这样的作品来。又如：京韵大鼓《大西厢》，它所描写的是市井细民眼中的才子佳人及其恋爱方式，是市民生活方式的反映。总之，它们是封建社会的农民文化或市民文化的积淀，各自有着独特的美学魅力。如果抛开它们产生的具体时间，那就无法分辨它们的艺术特点。
现在，有些鼓曲作家往往习惯于用以往的农民或市民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生活，他们的作品可能十分精巧，十分圆熟，可却不具有类似于《调寇》或《大西厢》那样的艺术魅力，在一定意义上，不过是某些传统鼓曲的膺品而已。
永恒是由一个个短暂组成的。鼓曲作家如果想要自己的作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魅力，那么，一般情况下，他就应该让自己的作品在问世之初就得到观众的首恳——这往往是作品流传后世的首要条件。象德国著名作曲家巴赫和奥地利著名作家卡夫卡那样在逝世后作品才受到普遍重视和热烈欢迎的艺术家，毕竟不多。因之，“为后人写作”的创作主张是不正确的，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
限于水平，以上论述可能有不少谬误，还希望鼓曲作家和广大读者指正。我衷心希望我们的鼓曲作家创作出更多的佳作，衷心希望在营业演出的曲艺舞台上，出现越来越多的鼓曲新作。
编 著 者：贾立青
出 处：《艺术研究》
【上一页】 发表时间：1991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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