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鼓曲新作价值论——兼谈当前鼓曲创作的两种倾向
一
综观我市几年来的曲艺舞台,凡营业场,所演之鼓曲,几乎皆为传统曲目。建国以来,鼓曲作家创作了大量的新作品,其中还不乏获奖的佳作,可成为营业演出保留曲目的,却微乎其微。
面对这种窘况,不少鼓曲作家陷入困惑。在一次鼓曲创作研讨会上,有位颇有影响的作家这样慨叹:这几十年,算白干了。
“白干了”三字,否定了建国以来绝大多数鼓曲新作的价值。问题果真如此吗?
当然不是。
价值总是与需要形影相随。鼓曲作品的价值是鼓曲作品与观众的欣赏需要之间的一种关系,即鼓曲作品所具有的能满足观众的欣赏需要、引起观众欣赏感受的某种社会性的客观属性。作为一种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建国以来的鼓曲新作当然有着它们自己的价值,其具体表现为作品的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和审美价值。
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建国以来的鼓曲新作大多能通过比较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再现现实生活的图景,描绘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生活和社会风尚,表现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人们的生活况状和精神面貌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它们也“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因此,通过它们,观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各个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获得一定的社会历史知识和生活知识,提高观察生活、认识生活的能力。例如:单弦《一盆饭》说的是战士李小根不会烧柴灶,把饭烧夹生了,赶忙去轧面条。大娘悄悄做了盆饭,给收工回来的战士们吃,却将夹生饭换走,自己吃。通过动人的情节,生动的形象,广大观众认识到解放军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又如:京韵大鼓《珠峰红旗》,它使观众了解到我国登山队首次从北坳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英雄事迹。
在建国以来的鼓曲新作中,作家并不是纯客观地描写现实生活,而是寄寓了他们自己的社会理想与审美观念,表现出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与价值观,告诉观众:什么是好的,是值得赞美的,什么是坏的,是应该反对的。例如:单弦《地下苍松》热情歌颂了地下党员华子良忍受各种酷刑
,装作精神失常 ,忍辱负重,不畏艰险的英雄业绩,使广大观众受到生动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又如:铁片大鼓《风雨行》高度评价、赞美了雷锋同志助人为乐的精神,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雷锋活动的开展。
马克思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建国以来的鼓曲新作大多也不例外。观众在欣赏它们时,往往会对其中人物的行为、命运和种种生活情景,产生感情上的反应,引起优美的或丑恶的、崇高的或卑劣的、悲惨的或可笑的感觉,从而在精神上得到愉悦和陶冶,增强对生活中的是非、美丑的判断能力。例如:天津时调《春来了》描绘了一幅初春的晨景:“春来了!河开冰化,百草萌芽。田野里:黄莺儿、乳燕儿,叽叽叽、喳喳喳;小鸭戏水呱呱呱,你欢我乍一片喧哗”。“春风柔曼,身披轻纱,穿过嫩柳,拂起杨花”,“杏花嫣然笑,神采焕发,扬起俏丽的脸儿,露出细细的牙,妩媚的风姿陶醉了山洼,羞得那冉冉的白云变成了红霞。”绚丽清新的景象不是曾经引起了观众美的感受吗?不是使观众在精神上得到愉悦和陶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美的判断力吗?
当然,有些建国以来的鼓曲新作在思想性、艺术性—特别是思想性上存在着严重问题,例如那些歌颂“文化大革命”、批判刘少奇同志的作品,它们是不是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呢?不,它们也有认识价值。通过它们,观众多少可以了解到那一时期的具体生活情景及人们的某些心态,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那场浩劫的本质与危害,鼓曲作家还可以从反面吸取创作教训。
综上所述,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认为 :建国以来的鼓曲新作并不是没有价值 ,鼓曲作家们也没有“白干”;它们只是不如营业场经常上演的那些传统曲目更符合当今观众的需求。换言之,它们一般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吸引观众,而不象那些传统曲目那样能够长时期地保持自己的艺术魅力。它们的舞台寿命一般不长,价值存在的时间大多较短。
二
建国以来的鼓曲新作的舞台寿命之所以大多较短,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时过境迁。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鼓曲作家坚持“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的原则,以自己的创作配合党的每一个阶段性的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宣传每一项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任务。不言而喻,中心是有时间性的。昨天的中心可能就是非中心;今天的非中心,明天可能又会变成中心。表现“除四害”消灭麻雀的作品,很难吸引今天的观众。反映“援越抗美”的曲目,也很难引起今天观众的兴趣。
时过境迁并不全部表现为“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观众的审美观念随着时代的前进、生活的发展而变化。拿表现“抗洪”的作品来说吧。反映1963年天津人民抗洪斗争的河南坠子《小二妮上堤》,就不易为1991年身受水灾困扰的安徽观众和积极参与救灾的天津观众所接受。慢说审美趣味的变化,就是在对生活、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方面,今天的观众也较之过去要深刻得多。
第二,错误配合。
这主要针对那些“写中心 、演中心 、唱中心”的作品而言。毋庸讳言,“中心”并不都是正确无误的。建国以来的鼓曲新作,有不少配合了不正确的甚至反动的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那些歌颂“文化大革命”、批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品了。甚至十年浩劫以前,也有类似情况的错误作品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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