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献身于医学事业的朱宪彝教授
天津医学院的创始人朱宪彝教授，是一位卓有建树的临床内分泌专家，也是忠诚教育事业的医学教育家。他数十年如一日，把全部心血都用在临床工作，科学研究和医学教育事业上。
1946年我在天津中央医院图书室工作，从那时开始认识了朱宪彝教授，他当时在天津开业行医，虽然并不在中央医院任职，却是我们图书室的一位最守馆规而又十分关心图书事业的院外读者。他经常提一些合理化建议，还为图书室介绍从天津秀鹤书店购进医学书刊，对图书室的工作有很大帮助。
天津解放后，中央医院改为天津市总医院。1950年朱宪彝应聘为总医院内科主任，不久即担负筹建天津医学院的任务，后来任天津医学院院长。他虽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但对我们图书馆的建设仍极为重视，他支持和筹划扩充图书馆，亲自选订医学书刊，充实图书资料。
1963年，我调到院长办公室做秘书工作，直到1984年12月25日老院长逝世，都直接在他身边工作。与老院长相处先后三十八年，仅就个人的亲见亲闻和搜集到有关老院长生平的资料，记述下来，以寄托我对老院长的敬仰，怀念之情。
一、执著的探索
朱宪彝，字良初，祖籍天津，1903年1月3日出生在一个职员家庭。他的高祖父，曾祖父都是经营金银首饰的商人，薄’有积蓄，曾置几处房产。祖父志在科举，但屡试不第，家境亦：渐衰落，中年早逝。父亲是晚清末科秀才，后毕业于天津政·法学校，曾在天津姚姓盐商家当私塾教师，后谋得绥远督统署文书职，以后又在北京陆军大学当文书。由于当时军阀混战，内困外扰，常常是季发月薪，一家人的生活不得保障，所以父亲在北京任职期间，只有母亲随同住在北京。朱宪彝是长子，偕同一弟一妹，仍随祖母在津生活。
幼时，朱宪彝在绅商的家馆附读，九岁(1912年)人直隶模范第一小学，十四岁(191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直隶第一中学。他勤奋读书，好学上进，年年名列前茅。1922年中学毕业，父亲执意让他学医，以便日后凭医术谋生，求得自主，摆脱象父亲那样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境遇10朱宪彝遵照父命，报考医学，当年以各科考试成绩全优，被北京协和医学院录取。经过八年刻苦攻读，1930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并荣获文海(Wenham)奖学金，这种奖学金只授予连续五年以上名列第一的优等生。协和医院把这位高材生留校任教，头三年当内科住院医师，1934年提升为内科总住院医师，很快又擢升为助教，讲师，到1937年又以出色的工作成绩晋升为副教授。
在协和医学院任教期间，朱宪彝潜心于内分泌疾病的研究，有突破创新的成果。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长期战乱，遍地饥荒，浮肿病人到处可见。朱宪彝怀着关切劳苦大众，为人们解除病痛的心愿，从1930年起，与刘土豪教授一起，对营养不良性水肿软骨病和其他代谢性骨病钙磷代谢进行系统研究。他们征得患者的同意，在患有不同类型软骨症的病人长期协作配合下，连续观察病人钙磷氮的平衡试验，取得了人体在不同条件下，有关钙磷平衡的大量科学数据，证实缺少钙和维生素D是造成软骨病，佝偻病的主要病因，同时还阐明了软骨病，佝偻病的发病机理中钙磷和维生素D的变化规律，确定了维生素D的最小维持量和最佳治疗方案，并在世界上第一次证实了维生素D可由母乳泌出。这个发现对于治愈婴儿的佝偻病有重要意义。朱宪彝还最先提出，肾性骨病可以用枸橼，酸铁胺减少磷酸盐的肠道吸收来治疗高血磷，为肾性骨病发病。机理的研究做出了贡献。1936年朱宪彝被派往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在A．B．Hastings教授实验室完成了肌肉细胞内液电解质(HCO-)及血清钙离子测定等研究课题，一年后回国，继续从事钙磷代谢的研究工作。
在三四十年代，朱宪彝和刘士豪教授对肾性骨病的研究，应用十分简陋的仪器，进行试验和测定，取得突破性进展，至今仍被国际上的知名学者所称道。当时，他们给病人定量钙磷饮食，再分别测定病人每日大小便中钙磷含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运用和依据这些数据，推断出肾性骨病肠钙吸收明显减少，粪便钙增多，是由于肾脏病患所致，后来又进一步证实这些异常是由于维生素D在肾脏代谢异常造成的。他们这一研究成果，为世界各国医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实验基础和理论依据。在此之后二十年，美国学者Deluca于六十年代，循着朱宪彝和刘士豪教授证实“肠钙吸收减少与肾钙有关”的思路，又做进一步研究，证明维生素D在肾脏羟化为1，OHDs或1，25(OH)2Ds，这是在钙磷平衡论证基础上的重要发现。
朱宪彝与刘士豪教授从事钙磷代谢研究，在国内外先后发表了科研论文三十多篇，这些论著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推崇和引用。美国代谢骨病专家Parffit教授称：“三四十年代全世界关于钙磷代谢的研究大部分出之于北平的协和医院。”英国著名学者Nardin推崇这些论著是“经典文献”。美国著名钙磷代谢专家Stanbury称朱宪彝于四十年代发表在巴尔的摩《医学》刊物上的一篇论著《钙磷代谢研究对发病机理的意义以及AT(双氢速变固醇)和铁的治疗作用》为代谢性骨病研究的奠基石。1982年加拿大骨代谢专家Jawarski在送给朱宪彝书的扉页上写道；“赠给朱教授——当代钙磷代谢研究之父”。朱宪彝为当代世界知名学者所推崇，但他时刻没有忘怀当年刘士豪教授的功业。刘土豪教授于1974年逝世。朱宪彝在198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内科学讲座》他所主编的第八卷“内分泌系统疾病”的扉页上，特别申明：“纪念中国内科学代谢疾病和内分泌专业先驱，前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医院内分泌学科主任刘士豪教授。”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初协和被迫关闭，朱宪彝遂到唐山开滦医院工作。他本想继续进行钙磷代谢的研究，因为矿工在井下作业，日常很少见到阳光，易患多种职业病，在钙磷代谢方面有研究的价值。但是由于唐山开滦医院的办院．宗旨不同于协和，不可能支持科研工作，只能每天忙于门诊和病房业务。当时开滦医院院方订有不少清规戒律，对就诊的职工划分三六九等，按职位高低给药治疗。对此，朱宪彝非常气愤，经抗议无效，愤而辞职，于1945年回到天津，参加妇婴医院和立仁医院工作，对钙磷代谢的研究中断了。
从五十年代起，朱宪彝根据我们国家防治地方病的需要，在内分泌系统的疾病研究方面，开始涉足一个新领域，研究地方性甲状腺肿和地方性克汀病的防治。地方性甲状腺肿和地方性克汀病是世界上广泛存在的一种地方病，我国发病地区多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和边疆农村，患病人数有两千万．这种病主要是由于环境缺碘，因而造成人体缺碘，以致甲状腺肿大。患这种病的妇女怀孕后如仍继续缺碘，所生的婴儿就容易患有地方克汀病，主要症状是痴呆、矮小、聋哑以至瘫痪，严重地影响人民生活和健康。
1956年朱宪彝出席国家科委召集的讨论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会议时，他根据我国地方病发病情况，建议把控制和消灭地方性甲状腺肿和地方性克汀病做为一项重要的科研课题，以解决发病地区人民的病痛。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之后，朱宪彝除从事临床内分泌研究外，还亲自参加和具体指导系统地研究地方性甲状腺肿和地方性克汀病的防治。
1962年朱宪彝和他的助手们到河北省承德地区进行现场调查，以狮子沟公社喇嘛寺。二道河子等四个大队为调查点，探索这种地方病的分布特点和流行规律，向群众反复宣传防治的主要措施是在食盐中加碘，并且设专人连续几年进行投药和观察，对于这种病的发病情况、临床表现以及防治效果等，取得了一些科研资料，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人员才撤离。1979年朱宪彝又派人到调查点进行复查，由于他们当年工作深入，当地坚持食盐加碘做得比较好，病情已经有所控制。喇嘛寺村共有两千多人，1962年患甲状腺肿的有七百多人，患克汀病的近五十人。复查时，全村只发现一百多名甲状腺肿患者，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过去的老病人。1963年服用甲状腺片的患克汀病的孩子，多数人有程度不同的好转，没有发现新的克汀病患者．
在坚持现场调查的同时，朱宪彝还注重实验室的观察试验。1970年朱宪彝又组织将近百人的科研队伍，包括天津医学院基础教学，临床教学等二十多个科室，集中力量向内分泌方面的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的激素测定攻关，经过反复的试验，获得成功，建立了三碘甲腺原氨酸(T3)、促甲状腺激素(TSH)、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TRH)以及反三碘甲腺原氨酸(rT3)等一系列放射免疫测定方法，这就大大提高了对甲状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这些研究成果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为此，朱宪彝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受到表彰。
朱宪彝于1977年春去陕西秦岭山区进行调查，了解到西南一带发现了新的病区，就决定亲自走一遭。1978年受卫生部的委托，75岁高龄的朱宪彝，带上几位专家和助手，
9月16日从北京出发，奔向大西南，先后到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江西、安徽等地的深山地区实地考察，行程上万里，历时五十天，于11月4日返津。在这次考察中，朱宪彝不顾年老体弱，深入到西昌盐原县彝族自治区，本里县蒙族自治区，贵州黔南苗族自治区等，这些地区海拔二三千公尺。老院长坐着汽车沿着山间公路盘旋而上，盘旋而下，有时还要步行。每到一个山寨，朱宪彝都深入患者的木屋，竹棚，亲自诊治。他常说：“病人行动不便，我们不能为了调查，再给病人增加痛苦。”他一手执杖，一肩挎包，为解除少数民族兄弟的病痛跋山涉水。每到一地，他反复宣传，讲述地方甲状腺肿和地方克汀病发病的原因和防治方法，以引起当地人们的重视，鼓舞人们的信心。他恳切地说：“这种病死不了人，所以引不起人们的重视。可是一大、批痴呆聋哑甚至瘫痪的人确实是家庭以至社会的负担，影响国家建设，这难道不是一件大事吗?”
“只要坚持食盐加碘，三五年就能收到很大的效果，能做到的为什么不抓紧做呢?”朱宪彝每到省会和县城，还要给当地医务人员做学术报告，解答各种问题。每天夜晚他还坚持写工作日记，然后才休息。他勤奋热忱、一丝不苟的精神，堪为大家的楷模。
这次实地调查，为国家防治地方病制订十年规划提供了有力的数据，同时也为各地培养了一批防治地方甲状腺肿和地方克汀病的医务工作者，并推动了各地防治工作的开展。贵州省麻江县1978年地方克汀病的发病率为31．5％，经过积极防治，到1984年，发病率下降到4，5％，其他很多地区也已控制了发病率，解除了多年来的忧患。
朱宪彝二十多年所从事的地方性甲状腺肿与地方克汀病的研究，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和赞赏，他亲自撰写和与人合写的《中国地方甲状腺肿和克汀病现状)、《贵州地方性甲状腺肿和克汀病的研究：碘代谢和垂体甲状腺轴机能状态的观察》、《贵州地方甲状腺肿流行区人工引产胎儿甲状腺形态学观察》，《贵州地方甲状腺肿和克汀病的流行病学观察》等论文，在国外杂志发表后，受到各国专家好评，纷纷来信索取。1982年8月他应邀去日本参加亚太区第二届甲状腺学会和第七届亚太区内分泌学会会议，他在会上做了有关我国防治地方性甲状腺肿和地方性克汀病现状的学术报告，各国专家给予很高的评价，很多学者表示愿来天津医学院访问。
朱宪彝并不停留在已有的成就面前。进入八十年代，他又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地方性氟中毒的防治研究上进行大胆的探索。氟中毒病是我国六大地方病之一，这种病是由于外环境含氟量高而引起的，受害人数约五千万，症状是腰酸腿疼和氟斑牙，严重时肢体变畸形，行动不便，甚至瘫痪。中央地方病领导小组于1980年提出“进一步加强科研迅速解决氟中毒的防治问题”，朱宪彝起而响应。他看到塘沽一带患氟骨症的情况，坐卧不安地说：
“我要争取在有生之年把病因找出来，打个歼灭战。我活着就是为了解除别人的痛苦。使人们过得更美好。”他不顾年事已高，结合早年钙磷代谢的研究，从氟的代谢及人体组织积氟与脱氟人手，通过试验找出人体脱氟的方法。他指导他所带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从事氟骨症疾患的研究。81年又组织调查小组到保定地区的涞源县，天津蓟县礼明庄，东郊赤土乡进行现场调查，通过对三千余人的临床检查，三千二百多份的化验分析，为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氟骨症提供了一些资料和数据。在动物实验方面成功地培育了鸡和大鼠动物模型，为深入探讨发病机制创造条件。经过几年的研究，不仅对发病机制的研究有初步进展，而且还研制了治疗和预防氟骨症的药品，在一定范围内给病人服用，疗效较好。
朱宪彝所主持的内分泌研究，是天津医学院的科研重点。对临床内分泌各个领域，如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甲状旁腺疾病，性腺疾病、垂体疾病，肥胖病，老年病以及消化系统内分泌疾病等，都曾列为课题进行研究。天津医学院有近二十个基础和临床教研室，近百名教学，科研人员参与内分泌学的科研教学工作。朱宪彝一再强调：临床教师应进实验室搞科研，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要以科研任务带动学科。这样做不仅系统地完成了内分泌的研究，也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朱宪彝一生撰写和发表了一篇又一篇的学术论文，共有四百多万字。他的论述象他的为人一样，朴实无华，严谨可信。他常说，
“发表论文不要为炫耀成绩，而是要经得起科学的检验。”不少国家的医学团体不时来信索要他的著述，在他逝世后的1985年就有18个国家20位学者索取他的论文。
“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宪彝“靠边站”的时候，他一头埋到天津医学院摄影室里，把堆积了十三年附有照片的典型病例资料整理出来，共整理了七十五大本附有照片的典型病例和。23种疾病的7539张病例卡，并且编写了978张索引卡片。为今天天津医学院的教学科研工作，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二、全心扑在医学教育事业上
朱宪彝是天津医学院的创始人，三十多年来他辛勤耕耘，使天津医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培养出一批批医学生，多数已成为临床技术骨干和预防、教学，科研的主要力量。
天津从1930年北洋医学堂停办，到解放前止，长达二十年当中，没有高等医学院校。1950年天津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以朱宪彝，方先之为代表，通过卫生局局长蔡公琪，向市领导建议应在天津建立一个医学院，并且坦率诚恳地表示：“我们这些人本来都是在协和医学院教学的，如果天津建立医学院，愿意放弃开业，回到医学教育老本行，担任临床教学工作，为天津培养医学人才尽力。”黄敬市长赞赏和采纳了这一建议。当即决定，以朱宪彝为首成立建校筹委会，请万福思，方先之、金显宅、范权、杨济时等专家参加。并价购南开大学甘肃路54号财经学院校舍为基础教学基地，确定原总医院为天津医学院临床教学基地。经过紧张筹备，1951年暑假正式招生，第一期招收本科生五十名。由朱宪彝任院长，主持校务工作。对于院长一职，朱宪彝唯恐自己不善于行政领导，曾再三推辞，当时黄敬市长亲自偕同张逢时部长、蔡公琪局长到朱宪彝家中动员其出山。
朱宪彝受命之后，为创办天津医学院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他首先紧紧抓住师资队伍的建设。他从前半生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做为医学院校要培养出素质好、医术精，医德高的医学人才，必须拥有一批优秀的临床和基础专业教师，组成坚强的教学力量。他费尽心机多渠道地谋求解决。建校初期，普通基础课由南开大学生物系代为讲授，聘请在天津的原来协和医学院十几位专家为天津医学院校委会委员、教授，负责临床教学。对于医学基础科的教师，除了想方没法从本市和外地聘请学者专家到医学院任教外，他苦心孤诣，多方联系，亲自动员，通过市卫生局从市内各医院选派了十几位优秀的临床主治医师、住院医师到北京协和以及上海，广州各医学院校进修医学基础课，有王肇敏(病理)、谭郁彬(病理)，王德延(病理)、崔志潭(解剖)、郭世绂(解剖)、马泰(病生理)，周肃(病生理)，庞文贞(公卫)，耿贯一(公卫)，王国祥(药理)、刘文清(生化)，刘汉绅(生理)、章彦程(组织)等，后来他们都成为天津医学院基础医学教师的骨干。这是朱宪彝卓有远见的措施。
建校之初，全校教职员工只33人，其中教师16人，设基础医学教研组3个。当时人少事多朱宪彝终日辛勤操劳。他亲自登门拜访一些医学老专家，听取他们对于如何搞好教学的意见，博采众议之后，又亲自对教学计划，课程安排，实验室设置以及图书馆的筹建等等，具体筹划安排。大至全院规划、发展设想，小至一个实验室的设备，需要设多少实验台，各种规格的试管需配备多少试管架，以至解剖教研室所需的镊子，钳子和解剖刀等器具的规格、数量，都一一做出详细计划，甚至画出图样，再交有关人员去购置。在短短两年内，天津医学院从筹建、招生、开课到培养师资，搞好教学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1952年朱宪彝被评为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
朱宪彝十分重视教学质量，讲课效果。尽管他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却始终坚持亲自讲授一些课程，亲自到班上听教师为学生讲课。他的讲课深入浅出，条理清晰，逻辑性强，而且内容充实，总要提供一些医学方面的新信息，科研上的新成就，使听课人有所启迪。他讲课时板书设计堪称一绝，他边讲边将重点写到黑板上，待讲课终了，用几笔勾划连结起来，竟是一幅系统完整的图表，使人一目了然，抓住要点，印象深刻，便于记忆。听课的人反映院长讲课“精彩极了”。
他听教师为学生讲课，总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提前到达教室，与学生坐在一起。听后有所感，也以商讨的口吻供讲课人参考。一次，他听一位讲生化学的教师讲课，课后那位教师请他指导，他说：“我来听课是学生，虽然我喜欢生化，也懂得一些，比起你们差多了。我只提些希望要求，讲课时应该一上来简明扼要讲清这次讲课要解决什么问题，分几个部分讲，大体的轮廓，需要多长时间，使听课人心中有数，讲起来效果才好。”他还说：“讲课要实事求是，扬长避短。我是临床大夫，虽然我也学过些生化，免疫学等基础理论知识，讲课时要引用，但不过多，因为这并非我所长。如果反宾为主，自己讲不清楚，别人也会听不明白。”
朱宪彝从事医学教育几十年，不断探索研究医学教育的规律，逐步形成一套提高医学教育质量，实行医学教育改革的设想。他的设想有的在他生前组织实施实现了，有的已向有关领导部门提出了建议。
朱宪彝主张把医学院的自然基础课程放到综合性大学里。他认为医学是研究生命科学的。这一学科的发展同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有密切的关系。自然科学在医学上广泛应用的结果，产生了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学，遗传工程学，核医学等新型学科。医学的人体解剖，组织学，胚胎学，细胞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免疫学，药理学，流行病学，生命统计等，同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紧紧相关。高等医学院校的学生，必须首先学好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这四门课，打下一个深厚牢固的自然科学的基础。再经过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的学习和最后的临床实习，毕业以后才能胜任医学理论和临床研究工作，这样才有利于提高医学教学质量，有利于培养医学人才。这四门自然科学课程，综合大学的g甲资力量强，实验设备条件好，远远胜过医学院。他倡议高等医学院校同综合性大学挂钩合办，把四门自然科学基础课放到综合大学去学。他的这一倡议，在天津市领导的支持下，从1980年起，天津医学院与南开大学挂钩合办八年制医学教育试点班。同时，又和天津大学共同创办了一个五年制的生物医学仪器专业试点班。朱宪彝非常关心试点班的教学工作，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与教师，学生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研究修订教学计划，遇到问题亲自与南大，天大联系解决。
朱宪彝主张，办好医学院，就要抓好师资队伍的建设和整体规划。医学院的教学人员，种研人员应有合理的技术结构和年龄结构，成龙配套，各得其所。对师资要有严格的考核制度，有织的听课，定期答辩，及时晋升考核。并且强调有些教师可以教学为主，兼做研究工作，医学院各研究所的人员以研究为主，也应兼任教学，二者不能截然分开。对于师资培养要多渠道，对有发展前途的教师和研究生可以选送到国外进修，以增长学识，开阔眼界。朱宪彝的这些主张，在天津医学院逐步得到实现，从1979年起，先后选送了一百七十多名优秀教师，研究生出国进修学习和学术交流，学校各个专业教研室，基本形成了教授、讲师，助教齐全的梯队。
朱宪彝曾经建议：医学教育要适应我国国情，多层次的发展，医学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培养医生的任务不能只依靠高等医学院，要把培养医学人才和医师分别开来，由高等医学院校和一般医疗预防机构分工负责，把医学教育搞活。一方面高等医学院校把重点放在捉高上，确保教学质量，培养高级人材，另一方面培养大量临床医师的任务，应该由各级医疗，预防单位，市，县医院以及凡是有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的单位，承担起力所能及的医学教育任务，学制不作统—规定。
朱宪彝还建议要改革现行的毕业生分配办法。他认为医学院的毕业生是半成品，为了把他们培养成能够独立工作的医师，在正式分配之前，要先到科室齐全，设备条件好，有上级医师指导的大医院里去实习两三年，在上级医师指导下做两三年住院医生，再根据实践中每个人的际水平和专长，合理进行分配，使之各得其所。
朱宪彝主张，高等医学院校应成为有特色的医学研究中心，也应是本地区的医学中心，天津医学院正是按照他的意向迅速发展的。目前已陆续建立五个研究所(内分泌，泌尿外科，计划生育，放射诊疗和神经病学)，八个研究室(实验肿瘤，免疫学，流行病学，营养及食品卫生、心血管疾病、传染病学、实验外科和中西医结合)，一个电子显微镜测验中心。他亲自主持的内分泌研究所，已成为全国研究内分泌的基地，在国际上也有重要影响。
三十多年来，天津医学院由建校之初的三个基础医学教研组已发展为六十多个教研室，两所附属医院和七所教学实习医院，本专科毕业生共达八千多人。从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包括朱院长在内的九位教授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另有二十四个学科三十一个专业获硕土学位授予权。可以说，天津医学院的发展，无论哪一段时刻，哪一个地方，都倾注了朱院长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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