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献身于医学事业的朱宪彝教授

　　三、辛勤育人
　　朱宪彝不仅自己饱览医书，而且也要求学校教师，临床医师和研究生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他以内分泌学发展趋势为例，告诉大家：当代内分泌学的日新月异，对临床内分泌学的学习和、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许多基础理论的研究领域以及几乎所有临床各科专业的知识范畴，还要懂得临床内分泌学与内科、外科，神经精神科，妇科，儿科，皮肤科以及放射诊断等各科的纵横联系。在他的带动和督促下，内分泌科的医师组织了读书报告会，每人都要阅读外文文献，在每周一次的读书报告会上，轮流做读书报告。朱宪彝带头，第一个做了题为“有关乳腺”癌和内分泌”的读书报告。以后的读书报告会他都尽量抽时间参加，这就促使大家养成读外文文献的习惯。他要求教师做到勤读书，学识广，只专则思路不广，博学才能促进深。平时青年医师写了论文，请他审阅，他总是谦和地接受，认真修改，不仅着重审查学术研究的论点，数据，字斟句酌地推敲，就是发现标点符号有误，也一一更正过来。为使临床医师，基础课教师有进修学习的机会，朱宪彝想尽办法与各国知名的学者专家联系，以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选派人员出国。派出人员在国外学习期间，朱宪彝经常与他们通信，从学术业务上加以指导，同时嘱咐他们尊重导师，遵守所在单位的纪律，与周围的人搞好关系，注意身体健康等等，殷切周到，关怀备至。对于在国外进修的教师、研究生寄回用外文写的信件和论文稿，他都认真修改，然后再寄回，帮助他们提高外文水平和学术水平。他的一位研究生曾来信写道：“我反复读老院长给我修改的论文，老院长的深情，使我受到教育，备受感动。”表达他对朱院长的感激之情。
　　朱宪彝对他培养的研究生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而且身体力行，一丝不苟。对研究生学习、工作，有布置，有检，查，他每周三亲自授课，从不打破这一规定。有时适值外出开会，也必在会上请假赶回来上课。他具体指导研究生写好综述论文，从选择题目，积累资料，逻辑思维，推理论断等方面，以至到图书馆如何查阅资料，都耐心细致地加以指点。帮助研究生做好实验室的安排和药物，试剂、动物的准备，遇有困难，尽量给予解决。他既教专业知识，也教做人，经常激励研究生要勤奋刻苦。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既要胸怀大志，又要谦虚谨慎。”“高效率加上认真的态度，是取得成果的钥匙。”“取得成就是加倍努力的结果。”“希望你们超过我，有谁超过我，我才更高兴。”为了培养研究生迅速成材，他密切注意国内外学术新成就，新信息。1980年，当他从国外医学书刊资料上了解到国外刚刚兴起骨组织形态计量学的研究，立即选派他的研究生邱明才到加拿大，美国随知名专家学习。邱是国内第一个学习研究这个专业的，他于1983年回天津后，从事的几个研究项目，被批准为1985年，1986年全国自然科学基金的课题。
　　受卫生部委托，从1980年起，天津医学院承办全国性临床内分泌专业进修学习班，每期有十一至十五名来自各个省市的医师进修学习．朱宪彝亲自为这个学习班制定三百多课时的进修计划，请了三十八位教师主讲，他也负责讲授序言、代谢骨病，肥胖病等四课。开始几期坚持亲自讲，到1984年，由于体力不支，请别人代讲，他仍坚持去听课，做些补充。他决不允许把进修学员做为医院的辅助力量对待，要求进修的学员坐下来认真读书，提高专业知识，成为内分泌学的技术骨干。规定每期学员都要写篇综述论文，十几名学员写的稿子，他都逐一审阅修改，细致讲评。这个学习班的教材，由各主讲人编写，开始是油印的，边办班边讲授，边修改完善，共有七大本，一百万字。1984年决定编纂为《临床内分泌学讲座》教材书。朱宪彝在当年暑假里带着病痛遂章逐节审阅修改补充而成。
　　朱宪彝非常关心在校医学生的成长。在他所写的《永远象一个医学生》的文章里，以自己老医学生的体会，去教育青年一代，表达了老一辈医学家，教育家对青年所寄予的无限希望和殷切嘱托。他写道：“必须从医学生时代起，就要重视一切自然科学和基础医学的理论学习”，“仅仅满足于成为一个医生是不够的，要争取作一个医学科学家，不但要能医治面前的病人，而且也要有发明创造医治所有的病人。”他鼓励医学生“要向前人，向你们老师立下的结论挑战。”时主张“老师们也应该循循善诱，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荣，不要忌才。”他强调“作为一个医学生就是要讲究医德和工作作风。在工作上要力争治愈病人，不能治愈，也要对症治疗，减轻病人痛苦，实在医疗无效，也要给病人以精神安慰和同情。”“智育要强调自学为主，不要受教科书和讲义的限制，要学会利用图书馆，多看参考书和广泛翻阅有关学科的现行期刊。”他是那样真诚地希望青年医学生“刻苦学习，积累知识，勇于探索，献身事业。”
　　四、真诚为病人解除病痛
　　在长期的临床、教学工作中，朱宪彝刻苦钻研，学识渊博，医术精湛，而他首先为病人着想，时刻把病人的疾苦放在心上，益发烘托出他的医道高明。
　　解放前，他在天津开业行医时，对待病人一视同仁，从不以地位高低，衣着华朴，关系亲疏来决定医疗态度。对富者并不多收费，对贫苦病人有时免收挂号费，总是尽量减轻病人的负担，能诊治一次解决问题的，决不让病人跑两次。对病情轻微的他便直率地告诉病人，买什么药服就可以了，不必再多花费用来诊治。人们称赞他是不图赚钱的开业医师。
　　解放后，朱宪彝主持天津医学院工作的三十多年，虽然行政职务繁重，但仍坚持查病房、示教、临床病例讨论会。他亲自诊治病人，坚持常规检查。一次，妇产科请朱宪彝会诊一位产后十天的产妇，因腹疾引起发烧，病因不明。朱宪彝为她检查，发现她巩膜有黄染，但他仍继续按常规检查这位产妇的胸、腹，四肢。最后，确诊为急性肝炎，查明病情，对症治疗，很快退了烧。朱宪彝以这一事例做为示教，告诫大家： “按常规全面体格检查，是医生的看家本领。只头疼摸头，腹疼查腹，难免先人为主。若持一孔之见，就会贻误大病。”
朱宪彝对病人视同亲人，又胜似亲人。1964年他与医院的同志一起到河北省任丘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常常有患神经衰弱症的病人来问医求药。这种病并非器质性毛病，多是心理负担重。医生在一般情况下，对这种病并不重视，三言两语处理了事。朱宪彝却极为耐心，仔细询问病情，耐心为病人全面检查。他说： “这种病人自己是很痛苦的，我们耐心接待，可以取得他的信任，使病人增强病能治好的信心，再给他开药，能够有好效果。”他就是这样体贴入微为病人着想。
　　1982年，有一位女大学生在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她是以高分成绩被录取到某重点大学的。入学后，为争取保持“高分”优秀成绩，思想负担重，以致精神苦闷，食欲不振，直到住进医院时，每天只能嗑些瓜子，拒食一切食物，因此身体极度虚弱，毛发脱落，精神倦怠。经检查，所有内分泌功能低下，是属于神经内分泌疾病，但究竟是什么病，主管医生一时下不了诊断。朱宪彝根据国外文献记载，确诊为神经性厌食症。这种病需靠精神治疗，没有特效药物。为使病人早日康复，朱宪彝请来病人家属与医师一起座谈了三个多小时，商请病人家属与医院协作配合，共同做病人的思想工作，治疗效果较好。
　　1983年下半年，有一极度营养不良的病人，需要为之输白蛋白，但由于他住院以来拖欠了不少医药费，要输白蛋白必须要现钱，一时不好解决。朱宪彝了解这一情况后，表示“治病救人要紧，计算一下需用多少钱，千元以下我代付。”他这种为病人排忧解难的高尚品德，使病人和家属以及医院的医护人员深受感动。
　　朱宪彝凭着他的渊博学识，临床经验和高度的责任心，为病人诊断治愈了一个又一个的疑难病症。在六十年代初，天津医疗队设在邢家湾的医疗点接待了一位抱着不满三岁幼儿的老乡来就诊。病儿两耳流脓，颈部稍硬，三天前拒食，并头向后仰。一位儿科医生检查，怀疑是脑膜炎，正准备穿刺时，患儿面色苍白，呼吸和心跳停止，经在场的医生们采取心脏按摩、口对口呼吸等急救措施，患儿才恢复呼吸，心跳，但又突然牙关紧闭，口吐白沫。正在危急时，朱宪彝赶来，经过检查，提出应当考虑患儿可能由于中耳炎引起破伤风。于是，一面按脑膜炎治疗，一面又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接连几天，几位青年医生昼夜轮流抢救，患儿仍不断发生严重抽搐和呼吸心跳停止，濒临死亡。在关键时刻，朱宪彝又激励大家：“一定要坚持到底，如果能使孩子活过七八天，等他自身产生抗体之后，会逐渐好起来。”这使青年医生增强了信心。果然，抢救到第六天，患儿开始吃几口奶了，第九天意识清楚了， 终于挽救了患儿的生命。
　　1974年，有一位二十三岁的青年患者，经查体是低血钾、高血压，视力失明，初步诊断是肾上腺醛固酮增多症，需要做手术。不想，主管医生动手术后，未发现肾上腺异常，而在肾脏上有个瘤。当时适值朱宪彝外出开会，在场医生不明是什么病症，只得把切除的瘤子保存好，待院长回来研究处理。朱宪彝开会回来，听说这一情况，立即嘱咐做电镜检查，确诊为肾素瘤症。经对症治疗，得以痊愈，一年后进行复查，效果很好。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病例，几年以后，有一位医生研究这种病例，写综述论文，查阅国内外医学文献，总共只有24例的记载。
　　1979年，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收治了一位从北郊区医院转来的中年妇女病人，患席汉氏综合症。这种病是由于产后大出血而引起脑垂体坏死，导致甲状腺，肾上腺等内分泌不足而应急反应的缺陷，在受到紧急感染的情况下，会发生休克或精神不正常等等症状。这位病人三天前在北郊医院住院治疗时出现精神病症状，被注射了冬眠灵。病人转到附属医院时神智不清，四肢僵直，病情危重。应该如何治疗?当时应诊的医生意见不一致，有的认为是低血糖造成的，一位青年医生则认为病人出现危象是冬眠灵中毒所致。后经朱宪彝诊断，因冬眠灵是席汉氏综合症患者禁忌药物，系冬眠灵中毒。经过验尿检查，证实这一诊断正确。病人得到应有的治疗，很快痊愈出院。
　　1984年底，朱宪彝院长逝世的噩耗传到病房。住院病人泣不成声，他们沉痛哀悼老院长的猝然离去，他们在挽联上写的是： “老院长!我们盼望你回来查房”。是啊!人们多么盼望老院长再能回到讲堂授课，回到实验台前搞科研，回到办公桌前伏案审阅文稿啊!
　　五，于细微处见精神
　　朱宪彝为人处事，身端行正，克己奉公，严予律己，谦和待人，勤奋严谨，献身事业，从一些琐事中，都能体现出他的高尚情操和崇高品德，从而赢得了人们的钦佩和敬仰。
　　朱宪彝生活俭朴。青年时代考入协和医学院。家中无力负担学杂费、书费，只得靠他舅父每年借给二百多元，解决学习的费用和一部分家用。毕业后，依照当年的借据。从1934年至1939年，陆续还清欠债，在经济上才松了一口气，深感无债一身轻。他能够在五年中解除债务的重压，得助于他的夫人赵宝镜。她持家有方，省吃俭用，孩子们的衣服和鞋都亲手制做，二儿子考大学时，没有合适的大褂穿，她一天一夜赶做了一件竹布大褂。为的是尽量省点钱，贴补朱宪彝用来买书。朱宪彝在学术上能获得成就，有这位贤内助的一份功劳。朱宪彝在协和时都是穿他夫人做的短褂长袍，直到1936年去美国，才第一次穿上西装。日常，他烟酒茶都不沾。1980年，到北戴河休养时穿的是五十年前的旧球鞋。朱宪彝在他夫人逝世后，深深怀念她。他对一位友好说：“我很对不起我的老伴，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操持着繁重的家务，抚育几个孩子，而我却很少有时间陪她出去玩玩。现在她不幸先我而去了。”
　　朱宪彝自奉节俭，一心为事业，决不逐名求利。他曾说我这个人爱医学事业不爱财。在创办医学院时，市里评定每月给他650元工资，他坚决谢绝了，表示 “自己是教授，就按教授待遇拿工资。一个人最高待遇，最大幸福是把所管的事业搞上去。”
　　朱宪彝孜孜不倦，读书成癖。他从中学时代起，就养成晨读的习惯。每晚八点入睡，翌晨四点起床，直读到上课之前，一直到当实习医生为止，十多年中无论酷暑严冬，年节假日，始终坚持不懈。几十年来，他每年几乎用全部工资的四分之一来购买各种期刊杂志和书籍。在工作之余，抓紧点滴时间读书学习摘记卡片。节假日基本上是在图书馆或书桌前度过的，外出开会、乘汽车，坐飞机，会议前后都带书刊阅读，及时了解医学科技动态和新的成就。他的办公室和家里的书房，就是一个小型医学图书资料室。每逢节假日，偶尔看一场喜爱的京剧，几乎都是埋头在书丛中。他从1922年开始摘记读书资料卡片，到1984年共积累了十万多张。卡片所记资料内容广泛，包括临床内分泌疾症，非内分泌的疾症。如消化、呼吸，循环，肾脏、血液，神经，肿瘤，传染病等，还包括医学基础有关学科，如病理，生化，生理，微生物、免疫学、组织胚胎，药理，药物，寄生虫，老年学等。所摘记的卡片资料分门别类，逐年积累保存。他在晚年考虑到自己未竟的事业，要由年轻人接替，为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更好地提供给年轻人应用起来，需要重新分类整理；于是从1982年开始，在助手和研究生的协助下，改变资料卡片的分类，将原来的12大类623小类，改为23大类，900小类，用了两年时间整理搞完。这些资料卡片是国内外分泌学的知识宝库，临床发现少见的疾症，医学基础理论研究遇到问题，到老院长留下的这座宝库查找，就能循着卡片捉供的线索和要点，找到所需要的资料。老院长留下的这份宝贵财产，是难以用金钱计算价值的。
　　朱宪彝一向勇于挑重担。天津解放后，1950年，他放弃开业，受聘为总医院内科主任，同时担负着繁重的筹建天津医学院的重任。1951年他任天津市抗美援朝医疗队主任委员，亲自带队赴东北救护第一线，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主持天津医学院工作三十多年，呕心沥血，昼夜辛劳，遇事能主动承担责任，决不上推下卸。他常说：“我是院长，有事我就得负起责任。”有一次，由他主编的《内科学》一书中的职业病分册，有一部分内容重复，应予删掉而未删。为了对读者负责，他自掏六十元钱在天津日报上登出声明，并且加印了小条予以说明，放在尚未出售的书中。
　　他一向廉洁奉公，不搞特殊，不谋私利，处处以身作则．他每年要花费五百多元自费订阅国内外医学期刊，年终需要装订成册，送到医学院图书馆装订室加工，照章纳费。家中水管门窗坏了，学校派人修理后，他多次催问付款，直到见到交款收据才放心。每年他与国外友好来往信件，寄书，寄药品，都是自付邮费，每逢新年寄出的贺年片就需二百余元。国外友人和学生们赠送给他礼品，都一一登记下来，以便回礼．他一再嘱咐在外进修的学生，切不可带礼品送来，他表示，“只要能在期刊上看到你们的文章著述，就是最好的礼品。”国外来访的专家学者，他一律自费设宴招待。1983年，有一次接待外宾，餐后，他主动交钱，交粮票，并附上一张字条，写道“内有人民币300元，粮票15斤，为近期接待外宾会餐超过国家规定标准补贴用，公事公办，以免非议。”他所撰写的书稿和论文稿费，全交给办公室由我代为收管，作为研究室的公益金。与别人合作撰写的论文著述，更不要分文稿费，也不肯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前边。他的专用汽车除了公出乘坐外，从不准家人乘用。就是他自己公出乘车路过商店、市场，想买一些东西，也从不让半途停车，宁可回家后，自己再出来买。1982年他应邀去日本东京参加亚太地区甲状腺学术会议和亚太地区内分泌学术会议。这是他“文革”后第一次出国。两个会议共开了八天．他在会上会下利用一切时间会见美，澳，日本等各国内分泌专家，探讨问题，进行学术交流。中午时间不顾劳累去访问东京两个大学的医学院，每天安排活动相当紧张，八天中就没有到商店看一看。
　　朱宪彝有一侄女，北医毕业，在北京儿童医院专攻小儿内分泌，她很想来天津内分泌研究所进修一年，找叔父商量，不想院长竞没有应允。他告诉侄女，不通过正式手续登记，搞“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做法是坚决不行的。
　　朱宪彝谦虚为怀，不务虚名。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他每年定期出国，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看病，从1975年到1976年曾担任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大夫。这些特殊的医疗活动，都曾受到周思来总理的好评，但他从不对外宣扬。他于1956年初被接受为中共党员。他德高望重，担负很多社会职务，曾先后被选为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主任，中华医学会天津分会会长，中央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协会副会长以及天津市科协副主席等，他认真负责积极组织和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却从不享受任何特权。
　　从1978年以后，朱宪彝身体欠佳，差不多每年要住一次医院。他凭着顽强的意志，惊人的毅力，超负荷的坚持工作。每次住院都是在高烧不退，气喘，房颤，卧床不起时，由医生“强迫”送到医院。他怕医院床位紧张，影响接收其他重病人，只要高烧一退，不再输液，输氧，就马上出院。只有1984年5月是他主动提出住院体检的，当时他腹胀，吃饭不论多少，甚至不吃晚饭也胀，有时夜里胀得难以入睡。这次住院就住在附属医院新楼外科门诊室。经过中西医检查会诊，确诊腹胀是患有肝脏血管瘤所致。在此之前已确诊他患有多种疾病，冠心病，心脏肥大，阵发性心房纤颤，心功能二级，慢性支气管炎，左下肺支气管扩张，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慢性胆囊炎，胆结石，急性原发性青光眼，白内障，左眼视力0．1，右眼也只有0．6，前列腺肥大：内外痔。这些疾病对于一位八旬老人来说，确是应该“挂刀休息”，但是他平日仍然每天坚持读书，做卡片，他常说， “学无止境，现在医学科学发展这样快，我不读书，怎么去教八年制学生和研究生啊!”每每看到他戴着眼镜，拿着放大镜认真读书，一字一句审阅论文和稿件的情景，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钦佩，又有难以抑止的心痛。最后这次住院，他又很快出院了。就在这次住院期间，他留下遗言：全部存书期刊献给天津医学院图书馆，自有住房一所交出，二万元储蓄捐赠医学院，用做奖学金。本来医生要求他出院后在家休息，但他仍坚持上班，还坚持听八年制学生的课。他讲：“办好八年制教学，是件大事，不听课就不能有第一手资料，不知道教师教学的情况，就没有发言权。”他是在最后拼搏啊!
　　1984年11月底，朱宪彝患感冒，咳嗽，心房纤颤了。院领导，医护人员都劝他早些住院治疗，他又婉言谢绝了。他说：“新楼病房的会议室，过道和各科门诊室都住满了病人。我是医学院的院长，愧对患者，怎么能和他们争床位呀?”他仍住在家里，每天去医院打针，在家仍然坚持工作。北京协和一位教授的一篇论文请他审阅，要在12月26日开会鉴定，他紧忙着看稿，我于12月24日下午去老院长家中取这篇论文，发现他精神疲倦不堪。25日上午9时，我再去他家中，见他面色苍白，咳嗽气短，声语低沉，但他一句也没有对我说他的病情，只讲了一句昨夜没睡好，吃了两粒可待因片。而后他沉静地一件一件向我交待应办的事：让我给三位国外学者写回信，给北京一位教授打电话，说明自己不能参加鉴定会的原因，准备委派另一位教授代劳，让我转告领导他下午三时去住院治疗。万万没想到，我走后20分钟，老院长就与世长辞了。他离开我们之前是那样的坦然、沉静，又是那样的突然。人们抑制不住沉痛的心情，可又总觉得他仍然在人们的身边，他的音容笑貌、行为举止，治学精神以及高尚情操，使大家耳濡目染，心感神受，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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