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与北洋实业　　　 　　四、北洋实业的高峰——创办华新纱厂， 　　中国实业银行和耀华玻璃公司 1．创办津、青、唐、卫华新纱厂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周学熙第二次任财政总长。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进入第二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我国的经济侵略，一向大量进口的棉纱，棉布锐减下来，以致它们的价格飞涨，纱厂的利润倍增。周学熙见经营纱厂有利可图，即授意他的亲信山东盐运使杨味云等具呈袁世凯拟创办华新纺织有限公司，计划在天津、郑州、通州、石家庄、青岛设厂，纱绽共十万枚，资本总额一千万元，官股四成，商股六成，股息八厘，由政府保息五年，并请求在直、鲁、豫三省专办三十年，所购机器料物及棉花等原料请求免除一切捐税，制成纱布只完出厂税一道，通行各省概不重征。这个计划和特权得到袁世凯的批准，并发交财政部酌拟保息免税办法。周学熙当然同意保息、免税，只有专办三十年一节系由农商部核批，由于派系不同未予批准。 　　五个厂先建津厂。在商股招募中，周学熙利用财政总长职权先从财政部拨款八十万元订购纱绽二万五千枚的纺纱机，并发表周学辉(周的胞弟)为该公司督办。 　　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帝制失败，时局动荡，商股股东抱观望态度。一九一八年五月曹汝霖任财政总长时认为商股既未交股款，应由财政部接办，裁撤督办，全部改为官营，并派员来津接收。商股见此甚为惊慌，于是“连日在津开议，拟以商股已集，请裁督办，举周缉之主政，同人各勉力凑办股款支撑局面”，并派王筱汀、言仲远到北京见总理段祺瑞进行疏通，又由周学熙请总统徐世昌出面说情“劝当局以同是北洋中人，不可自相倾轧”。经过疏通，财政部收回成命，于是商股创办人开紧急会议，催集股款。周学熙、周学辉各认股二十万元，王筱汀认股三万元，并由王筱汀将恒丰公司存款四十万元挪借过来拨充资金，将来由股东认还。这样才匆匆忙忙将天津厂的股款募齐。 　　天津厂自一九一九年一月正式生产后即获得高额利润，一九一九年一年间获利高达一百四十万元(该厂资本二百万元)。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底四年间共获利四百一十三万余元，超过资本一倍以上。 华新津厂获得高额利润后，原来王筱订从恒丰公司挪借的四十万元，很快地就由股东补齐，有的股东是用分得的股息红利来补还的。 　　由于纱厂利润甚高，因而华新公司又在青岛、唐山、卫辉陆续建立三个纱厂。由于各厂的股东不尽相同，各厂又有盈有亏，所以自一九三一年起四个厂分家，各自独立，取消华新总公司的注册，各厂冠以地名。 　　2．开办中国实业银行、华新银行 　　当一九一五年周学熙第二次任财政总长时，拟开办民国实业银行以为袁世凯发展北洋实业之助。是年八月袁世凯批准开办，但因帝制问题周学熙辞职，此事中辍。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复由财政部以熊希龄为总董，由周学熙任总经理，筹备开办中国实业银行。原批令资本二千万元，此时只募集二百万元即行开业。总行设在天津，同时设立天津分行，又陆续在北京，济南、上海三地设立分行。后来为了照顾华新纺织公司四个纱厂，又在青岛、唐山和新乡设立支行或办事处。该行除担保卫辉华新纱厂发行公司债一百八十万元外，对发展实业并未起很大作用。 　　由于实业银行的内部矛盾，周学熙辞去总经理职务，另开办华新银行，由启新公司、华新纱厂、滦矿公司投资，资本一百万元，总行设于天津，在上海设分行，为华新津、青、唐、卫四个纱厂调剂金融。后因军阀对银行摊款甚巨，遂取消华新银行，另设久安信托公司，资本四十万元，将启新等股本退出，缩小营业范围，专为青岛华新纱厂资金周转之用。这是因为该厂周学熙个人和其家族投资最多，其子周明焯(志俊)负责经营，所以周学熙才开设久安。 　　3．开办耀华玻璃公司 　　滦矿与开平联合后，周学熙知道今后将有超额利润，因此他在滦矿股东会上提议股息每股不得超过二元四角(每股十五元，合年息一分六厘)，超过之数作为积聚，提作新事业基金以举办新事业，厚集资力，为赎回开平的准备。滦矿与开平联合后，由于变竞争为同伙，从而变跌价倾销为垄断煤斤市场，使利润大增，滦矿的股息能分到股本的百分之七十，因而聚积了不少新事业基金。耀华玻璃公司就是用这项新事业基金同拥有佛克玻璃制造法专利权的比商合办的。 　　耀华于一九二二年三月成立，股本定为一百二十万元，中比各半。这一百二十万元中大约以六十万元购买佛克法专利权，比方即用此款作为股本，华方的六十万元由滦矿新事业基金中拨付。后来又增资一百三十万元，最后共计资本二百五十万元，以后即再未增加资本。 　　一九三六年比方将全部股权售与日人，从此耀华成为中日合办的公司。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接收了日方的股权，于是耀华又成官商合办的公司，解放后转为公私合营。 　　北洋实业自周学熙第二次任财政总长后，利用职权，有了飞跃的发展，创办了津、青、唐、卫四个纱厂，资本额达八百余万元，又开办了中国实业银行和耀华玻璃公司以及华新银行等企业，北洋实业发展到了高峰。实际上自从袁世凯倒台后，周学熙即失掉靠山，不过北洋政府还没有垮台，他还可以利用旧关系来维护所获得的特权。但是由于北洋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矛盾重重，所以后来渐渐失去了特权，因而日渐衰落。特别是一九二八年北洋政府垮台后，国民党反动派掌握了政权，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华新公司的津、青、唐、卫四个纱厂皆受日纱的影响，业务不振，天津厂终因欠债过多周转不灵于一九三六年售与日商公大，唐厂亦因负债二百余万元于一九三六年吸收日本东洋纺绩投资三百万元，由此而成为中日合办，实际已成为日资工厂。北洋实业自一九三六年以后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逐渐走下坡路了。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