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兴办北洋实业的资金筹措与积累
又如，滦州矿务公司1907年9月创建时，周学熙等人为“以滦收开”，藉以挽回利权，把滦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先由天津官银号借垫股本银50万两，年息也是五厘。在《天津官银号详呈开办滦州煤矿有限公司办法》中明确规定：“创办之初，款由银号筹措，事即由银号主持兼办，并委监督一员，驻矿总理一切，遇事仍秉承银号示行。至矿内应用矿师及司事人等，由监督酌拟细章禀核。”因周学熙，孙多森既是该号的督办和总办，他们当然也就是滦矿的总理与协理，分省试用道孙传
为驻矿监督，按照官督商办的形式进行编制。这样，天津官银号通过自己的信贷活动，运用金融资本控制该矿，监督其经营管理，资金运用，人事任免等，俨然以工商业之主宰自居。
周一到任，就充分发挥了“绅民协同”精神，用商办的名义，确定招股只招华商，不收洋股，凡附股者，不论职官，或绅民人等，皆得入股，署名股单。结果，仅几个月就全部募齐200万两的招股。1908年9月，滦矿又计划招股300万两，公称资本500万两，但由于英商的破坏活动，闹得群情疑惧，无人敢冒险投资，实缴股本却不足300万两。周便采用了超经济手段，仍借助官银号把股款分派到各知事及有力土绅分担。最后，以“直隶绅界”的名义，附股80万两，实际上是由盐斤加价银和学款银中筹出的。其余之大半，皆系北洋著名官僚私人出资。当时的大股东中，有袁克定、周学熙、龚仙舟、李士伟、陈一甫及大盐商李颂臣等。
同年，周学熙、孙多森等人，为实现“以滦收开”的计划，上书直督杨世骧，建议由官商合筹，招股100万两，成立“直隶滦州矿地公司”。其《招股章程》规定：“不论官地民地，凡关系矿产者概归本公司收买后再转给矿商开采，作为地股。如有私相授受者，由滦州地方官查究充公，将该矿封停。”
还有周学熙于1908年3月奉农工商部奏调总理京师自来水公司之建设，拟专招华股银洋300万元，分作30万股，每股10元。周惟恐股额难筹，他指拨仍由天津官银号先垫借资本银50万两，官率仍作五厘。结果，交股非常踊跃，不仅迅速招齐股本300万元，而且多招了商股30万元，为维护商利，减少官利，周以此偿还官款，退回官银号。
综上所述，从1907至1908年，周学熙为创办启新，滦矿和滦州矿地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等，大约从天津官银号贷拨股本银117万两。在其带动下，各公司在一年内即分别招齐各自伪股款，其总额约计692万两，形成“官商联资体制”。
伴随官银号的金融资本投资于启新，开滦，促进了水泥、煤炭工业的发展，使周学熙资本集团攫取了高额利润。如水泥仅
1919至1925年间，盈利即高达10 278 316元，在1924年，启新工业资本额已达800万元，占全国水泥工业资本总额的55．7％。又如，煤炭自1912年滦，开两矿联营后，利润高得惊人，联合第一年的利润将近3
00万元，滦矿分得40％，以后它的利润与年俱增，1913年为460万元，1914年为533万元，1915年为510万元，四年之间利润共计1600余万元，滦矿得利6
00万元以上； 1932年，滦矿累计盈利4600万元，相当于实缴股本的十倍。
三、工业资本折聚银行资本
周学熙为抵制外资侵略，不断扩充聚集新资本，以发展、壮大民族资本新企业。因此，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洋灰公司创办章程》规定：“除官利及酌提公积外，按十四成分派。以一成报效北洋兴办实业……。”1912年，在开滦两矿《联合办理合同草案》上也特别载明：“股东分利满十五万镑之后，先提十五分之一，归直隶兴办实业之用。”于是，经股东会通过，“嗣后股息以每股二元四角为最大限度(股票，票面每股十五元)，过此则提存为‘创办新事业专款’以之生息，建设实业。”从此，滦矿的股息每年都只能分到股本的70％左右。此外，数目相当大的公积金也都投资到其他企业中去。这样一来，工业资本又折过头来开始向银行资本转化了，形成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相互结合。
1915年，周学熙第二次出任财政总长，他为了改变对灰、煤单一重工业结构的投资，转向轻纺，玻璃等部门发展，也要有一个为其罗掘筹款的金融机构。为此，他凭藉掌财之权，一方面为筹建华新纺织公司，拟定资本1000万元，官占四成，商招六成，1916年注册立案，纱锭10万枚，设厂五处。其中由财政部垫拨官款100万元，官息五厘，指定中国银行从芦商应还大清银行项下作抵归还，每年偿4万元，二十五个月还清本银，再分两个月摊还息银，不加复利。同时商股也招150万元，在津设立总事务所。但到1918年，因政局多变，段祺瑞饬农商部派人对华新进行弹劾，撤销了周学熙九弟学辉督办职。周面请徐世昌为其疏通，并由周学熙、周学辉各认股20万元，王筱汀认股3万元，又由王将恒丰公司存款40万元挪借过来拨充资本。这样，1919年1月华新津厂正式投产。翌年，青岛纱厂建立，投资120万元，其中周家个人投资84万元，占了投资总额的七成，其余为江西督军陈光远及周家亲朋的投资。另一方面，为加强袁世凯的财政基础，1916年经由财政部通饬筹办中国实业银行，拟招官商股本银2000万元。内由中国银行付股300万元，芦纲公所认股400万元，东纲公所认股200万元，两淮盐商认股500万元，浙江盐商认股160余万元，共计1560余万元，其不足部分，另招商股。芦纲、东纲、两淮盐商人股踊跃，先后缴来第一期定金20万元、
10万元、25万元。嗣亦因袁倒台，诸盐商停止缴股。至1918年认股最多的三大盐行，不但认股不缴，反而要求退还已缴定金。在此艰难之时，周学熙等除将滦矿、启新所谓“新事业专款”的部分资金及两公司股东之股息，花红转化为银行资本入股外，还招收了一部份北洋军阀官僚的股本，如徐世昌、熊希龄、孟恩远、曹汝霖、田中玉、陈光远等。
1919年4月，中国实业银行招股收足350万元，总行于天津开业。分行先后开设于天津、北京、济南、上海；后为了照顾华新纺织公司四厂，又在青岛、唐山、新乡设立支行或办事处。滦矿、启新总理周学熙自兼实业银行总理，启新股东及时任中国银行总裁的李土伟(伯芝)为协理。所以该行时时刻刻都得到两公司的大力支持。
周为了扩充实业银行的金融，又沿用了他在清末兴办北洋实业的办法，招揽社会存款与发行纸钞：一为设立有奖储蓄部，推行十五年为期的有奖储蓄；一为取得了“龙马”图案钞票的发行权。该钞票在唐山开滦和启新矿场上流通。
由于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结合，使工业资本更为集中，成为发展工业的后盾。如1922年唐山、卫辉两纱厂的创办，第二年为扩建卫辉发行180万元的公司债券，以及耀华玻璃公司中比合资建设提供60万元的资金，都是这二者相互结合结果，正是由于这两种资本的结合，才使一个囊括十几个企业公司，资本—额高达4000多万元的周学熙资本集团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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