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兴办北洋实业的资金筹措与积累
周学熙(1865——1947)，安徽建德(今东至)纸坑山人，生于南京，乳名元瑞，字缉之，号定吾，60岁后，又号止庵。其父为两江总督周馥。1872年周8岁时随父宦移津；1880年16岁人泮，1893年29岁中顺天乡试第十八名举人，此后屡次会试而不第。时周馥正辅佐李鸿章于天津办洋务，在父亲影响下，他弃举业改习制艺。
1898年6月周学熙奉北洋大臣裕禄札委，会办开平矿务局，10月，奉委总办矿务局。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开平矿局督办张翼(周之亲家)，背着周学熙将开平矿所有财产与矿权，卖于英商墨林公司。周愤而辞去总办，与矿局脱离关系。此后，周纠集同志，力图振兴民族工业，除1902年创办北洋银元局，天津官银号和直隶工艺总局及其所属官办厂，校外，自1906年创办启新洋灰公司到1922年开设华新唐、卫两纱厂止，前后十六年间，由他创办或参加投资的企业约有十五项，资本总额达1600余万元。从此成为实业巨子，与南通著名实业家张謇齐名，号称“南张北周”。
北洋实业这笔巨款周学熙是如何筹措积累的呢?本文仅就，个人所掌握的有关资料，略述如下。
一、将省库——天津官银号银行化
天津官银号，亦称“天津银号”，创立于光绪二十八年 (1902)八月，周学熙为督办。当时是为征收各种税金在拨用前暂时储存而设的机关银库，故有关直隶的官金全部在此号办理；直隶公债，亦由此号统辖。
金融组织是实业的先导和后盾。周学熙认为“金融机关之与实业发展，实大有密切之关系，盖必先有健全之金融，而后能有奋兴之实业。此全在主持营运者，善于利用，及维护之而已。开发生计，以致富强，固非甚难之事也”。基于这一金融为实业之先、又以金融为实业之本的思想，他主张建立一个统一健全为发展实业服务的金融机构。
首先，把各衙门局、所存储之该号的库款变为存款，月息五厘，半年以上，还格外加厚增息六毫。从《天津银号改照商办章程》之“日清流水总帐”的帐式名目中，可以看到笔数众多的官金存储帐目(天字总帐)中，有长芦运库日息帐、支应局局费帐、支应局日息帐、支应局来往帐、曾公祠帐、出洋学生经费存息银帐及本号附设银行专修所经费帐等。除此之外，他曾利用自己掌管北洋银元局铸币之权，从其余利所入约计岁可得七八十万两的款项中，每年扣除库平银四十万两以充官银号的资本；同时，还利用掌管长芦盐运使司之权，从盐斤加价六文的多增收入中，由藩司、长芦运库及永七盐务局每年分别摊拨库平银三十、三十五、十五万两，挹注于该号。
其次，天津官银号为兴工振商，于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先行印发纸钞30万，在社会上流通。继之，又发行银两票
384500两，银元票732000元，铜元票64794千文。至宣统一、二年(1909—1910)，再度发行银两票64754两6钱2分，银元票708735元，银票46串。
最后，招揽社会存款，积沙成山。1905年，天津官银号在其东侧附设门面，开办博济储蓄银号，兼营办理储蓄存款业务。为了方便社会各行各业人人士的踊跃存款，该号特制订了四类存储方式：整存整付、整存零付、零存零付和零存整付。为争取更多的存款，把最低利息提高到四厘，并规定凡存期在半年以上者，按五厘行息，以鼓励定期、长期之存款。该号为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还开设求学、婚嫁、养老金等专门存款。如修学、游学储备用金，规定：无论男女，自生之一月起，每月存洋一元七角一分，满16岁可付还银洋500元，作为学费；婚嫁储备用金，规定：无论男女，自生之本月起，每月存洋一元四角七分，满20岁可支付银洋600元，作为婚嫁用费，养老储备用金，规定：男女在少壮之时，每月存洋二元四角五分，二十年后可得银洋1000元，作为养老之资。为广泛招揽社会存款，天津官银号在《北洋官报》上大登广告，欢迎小额储蓄，“专为平民集资，可以维持风俗，保全良善”，又可“维持市面，振兴实业”，并认为这是“地方善政”之一。还声明：今后政局无论如何更动，此项存款务须护持，以取信于民，不致损伤民气。
由于大量岁入公帑之拨储和各类公私存款之开设，自然使天津官银号的财力日丰。宣统二年(1910)九月，该号改组为直隶省银行时，除拥有1024442元之资本外，还拥有1855000余元之存款，3125
300余元之放款，230000余元之现金，83 300余元之财产，706 400余元之有价证券。因其资本雄厚，又系官办，津埠之重要票号与钱庄无不受其控制。
二、银行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
周学熙为支持发展北洋实业，把天津官银号积累的大量资金变作经营货币资本，充当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中介信用机构，添设商务柜——经营贷款，由银号向工厂拨借资本。
例如1906年7月，周收回唐山细绵土厂后，看到国内正值铁路，港湾及军民，公私建筑所需水泥剧增，一定能捞到大钱。他一面竭力压低原资本股值的作价，以淮军银钱所存款74803．
82元，作为老商股的赔偿，并从中支付2万元，作为酬谢德璀琳在收回细绵土厂过程中的“辛苦费”，从而清理了旧案，当上了启新的总理；另一方面，凭藉其掌管天津官银号和淮军银钱所之金融大权，分头借拨官银号银50万元为行本(即建厂所需的流动资本)，淮军银钱所银50万元为坐本(即一切经营所需的固定资本)。后为统筹划一，其坐本亦改由官银号以年息五厘贷出，而且前三年只付息，不还本，至十年期满，本息还清。周获得这百万元的贷款，按当时长期放款的一般利息为月息八厘至一分二厘，而对启新的贷款，既无抵押，又长达十年，反不及一般借贷利息的半数。能享受如此特殊又特殊、优越又优越条件的贷款，是其他一般企业所不能得到的。至1907年7月，仅过了八个月启新就归还了官银号的贷款，原因是一则启新100万股本已全数齐集，另则传闻袁世凯将调任外务部尚书。周担心袁离开天津后，启新前途未必不生变化，因此，他宁肯舍去官银号优厚的借款而将启新全部转为私人资本，以防日后因官场变化而可能发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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