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念周叔弢先生 　　叔老生活俭朴，无声色之好，连香烟也不吸，唯嗜好收藏古籍，高价购书，不恤金钱。著名藏书家王献唐当年购得益都李南涧的家藏善本书欣然命笔“黄金脱手了无余，换得陶南镇库书”，书商们也最知道，有收藏之好的人，黄金脱手换得好书，在所不惜。京、津等地熟知周叔老的书商，也常敲叔老的竹杠，而叔老却说，这对他这个癖好者来说，则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七·七”事变前，叔老购得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荛圃翁“陶陶室”所藏《陶渊明集十卷》，实珍品，欣喜之极，因之渴望得到“陶陶室”第二部珍藏《陶靖节先生诗注》。而当叔老得知这部书的踪迹时，已为北京一书贾捷足先得。书贾知叔老久慕此书，正刻意搜求，便漫天要价，索四千元，折合时价可买白面四千多袋。尽管书商也估计到很少有人肯出如此高价买这部书，却仍坚持不肯降价，致使叔老朝思暮想，相思不已。僵持了一年，叔老明知书商卡他的脖子，仍毅然拿出四千元将书买下。当年黄翁为得着这“两陶”集，而修葺吴县旧居，改颜其藏书室为“陶陶室”，而今，叔老虽被书商赚去巨款，但能使“两陶”集保存全璧，也是幸事。为了避免珍贵古籍失散，特别是避免流失国外，叔老往往不惜重金。 　　解放前的旧中国，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大量的佳刊秘籍，国粹瑰宝流散国外，有些已难望璧归。对此，叔老深深痛惜。一九三三年，叔老获见日本文求堂书目列有我国宋，元、明本古籍图书凡百余种，有的是他在国内看过，鉴赏过的，如北宋版唐代大诗人杜牧之祖杜祜所编之《通典》，宋刻绍兴本的《东观余论》，实为海内孤本。而书价昂贵，非叔老个人所能赎买。《通典》索价为一万五千元，《东观余论》也须一千元。叔老以一千元赎《东观余论》璧还故土，同时为《通典》等国粹仍流落东瀛而奔走呼吁，希望国家或国人富财力者赎之归国，但终未能办到，《通典》竟成了异国之“国宝”。叔老赎得《东观余论》回归之日，心绪万端，那正是外侮日深的时候，叔老援笔为跋，除记赎书原委外，还慨叹说：“独念今者，边氛益亟，日蹙地奚止百里，当国者且漠然视之而无动于衷，余乃告此故纸，不使沦于异域，书生之见亦浅矣!恐人将笑我痴绝无以自解也!噫!”数十年来，每闻有古籍文物流注国外，叔老总叹然心伤，不胜感喟，而且不惜重金，辗转搜求，唯恐失之眉睫。他曾以一万元的代价收购险落东瀛的石涛名画《巢湖图》，他说：“为护一国宝，万元非靡费，虽手头拮据一时，无惶恤也!” 　　求书不易，尤其是一书而分藏数处者，欲求珠还剑合，更非易事。叔老为汉韩婴撰，明沈氏野竹斋刻本的《诗外传》求剑合，花费了十几年的功夫。一九一九年，叔老在江都方氏藏书中喜得十卷本{诗外传)中之八卷，尚缺第九，第十卷。对此侠缺，叔老千方百计求访历十年，直到他离开江都后的一九二九年，才求得毛奏叔手校的元本卷的第九、第十。对叔老这位爱书如癣的人来说，十年相思，璧合之愿得偿，对这部书来说，珠还璧合，亦书之厚幸也!在叔老的藏书中有清乾隆十八年张奕枢刻的《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别集一卷，刻书人自称系据陶南村抄本重加点勘，校雠而付梓的，其中自制曲旁注二首，刻印极工，故曾有人诡称宋本以欺世。叔老在此书题识中说： “余幼嗜白石词，求此书二十年癸亥除夕获于天津书肆中，为之大快。”可见访书之难，求书之苦，同时也可知此书世不多见。 　　在叔老搜求古籍，漫长的藏书生活中，趣闻轶事极多。一九二八年戊辰正月十三日叔老以重金从北京文禄堂购得宋释道原撰、绍兴四年刻本《景德传灯录》，加上他的旧藏宝裙年刻本《五灯会元》，此两书堪称“双绝”，叔老喜极。得书的第五天，适逢叔老得子，叔老因得书之喜，即为第七子赐名景良，并且就在景良降生的当日，欣然为《景德传灯录》撰写题识，情意深切地写道； “深冀此子他日能读父书，传成家学。余虽不敢望兔床，此子或可为虞臣呼!”景良长大，却喜好理工，五十年代留学苏联，攻习晶体物理，归国后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为研究员。叔老叙述这件事，尝自笑痴。他说自己子女十人，各有所好，各有专业，确实不能以自身之癖好构成子女之累赘。 　　叔老爱书，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还被某些书商敲竹杠、卡脖子。在一九七九年前后，叔老谈到早年购书的事，他说：“书商对爱书人卡脖子，敲竹杠，实可恼，北京某书商拿《陶靖节先生诗注》卡了我一年，敲去四千元 我也有一年多的光景不买此书商之书。”他还风趣地说： “这也算是一点小小的报复吧!”求购古籍珍本，如此艰难，但叔老并不为一己之私，在他中年时为书所作遗嘱中，即已表明这个意思。把藏书文物公之于世。是这位爱国老人的宿愿。解放前，叔老收得杭州刻本《春秋经传集解》首二卷和宋汀州刻本《群经音辩》二卷。本来，历来藏书家不弃断圭残璧，叔老得此两个残卷，爱不释手。可是，当他知道这两个残卷是故宫博物院佚出的，便无私地将此圭璧捐献给故宫，使之珠还剑合。为此他为跋记，云； “余岂忍私自珍秘，与书为仇耶?” “然去书之日 心意惘然，”“但仍以书之‘重圆’为重，不以一己之私，而致明珠拱璧惟照耀秘笈耳!” 　　爱书如命的周叔老，也曾述过卖书的辛酸，事见一九四三年癸未二月下旬，叔老记于寒在堂的一条藏书旧识中，云：“壬午春三月，余为衣食计，以明本书百余种售之陈丈一围。去书之日，心中依依，不胜挥泪宫娥之感。尔日为检一故实，拟得《齐乘》以供翻阅，乃乞于陈丈，以三百元赎回此本。” “江都方元隅先生常戏称买书一乐，有新获也，卖书一乐，得钱可以济急也，买书不售一乐，书仍为我有也。余今续之曰：赎书一乐，故友重逢，其情弥亲也。”这条旧识，道出叔老去书之痛，得书之乐，爱书之深，护书之情真意切。正由于此，他深恐自己身后藏书不能得其所。如何能使这些珍藏，得利于国，于民，嘉惠后学，发挥其应有之作用，成为叔老的一桩心事。 　　“雄鸡一唱天下白。”饱经苦难，饱受屈辱的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叔老看到自己的国家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冲闯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繁荣，昌盛，生机勃勃的新中国，从中他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人民政府是一个真正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而他亲身参政，荣任天津市政府的副市长，原来对于旧政权、旧的当权者的不信赖感，被对新政权的信赖感，主人翁的自豪感、责任感所取代。当他决心要将自己的有生之年贡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将凝聚着自己数十年心血的藏书，献给心爱的新中国。 　　从一九五零年开始．叔老就格外高兴地整理他心爱的藏书，首先被挑选出来的是藏书中的上乘精品，一本一本、一函一函都翻阅，摩挲，校对，编目，准备与“心爱者”告别。两个春秋过去了，到一九五二年，献书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叔老就把献书的心愿告诉黄敬市长。叔老曾回忆说，自己捉出献书的时间，正值“三反”，“五反”运动的后期，可能有点不合时宜，当时他只想到要让这批上乘珍籍得到一个最好的归所，并没有考虑其他。可是，思想缜密，一贯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的黄敬市长马上联想到周叔老要捐献藏书，会不会是运动带来的副作用。黄敬市长与叔老一向相处很好，推诚相见，黄市长当即坦率地对叔老说；“叔老，书籍是生活资料，个人藏书是你的合法私有财产，你提出捐献，该不是政治运动给了你什么政治上的压力，产生了副作用吧?”经黄敬同志一问，叔老感到有些意外，他诚挚地告诉黄敬同志：“捐藏书之心，并不是起于‘三五反’运动之中，而是起于新中国诞生之时。”叔老还非常强调地说：“如果真有什么政治压力的话，我也就不一定肯献了!”叔老遂将自己长时间以来对藏书放心不下，为此还亲书遗嘱的往事告知黄敬同志。叔老说：“我将心爱的藏书，贡献给我心爱的国家、人民，使这批古籍珍品永不遭致流失损毁之厄运，使之能发挥作用，由国家收藏，岂不比我个人收藏更好么?”叔老的高风和献书的诚心，受到黄敬市长的赞许。 　　一九五二年，叔老向国家的第一批赠书是他所藏宋，金．元，明、清善本古籍中的上乘珍品，计七百多种。国家对此极为重视，由中央文化部直接接受，而后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当时，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同志，也是当代的一位著名藏书家，看了周叔老赠书的目录，嘉许不已。后来，叔老到北京与郑振铎同志见了面，郑振铎同志说：“您把最心爱的‘两陶集’都献了出来，真是毫无保留，难得!难得!”叔老说：“对共产党，国家，人民，我无所保留。献书的决心，从我来说，不是轻易作出的，既然作出了决定，就要坚决实现，不搞藕断丝连，献书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周叔老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三年，二十多年中，先后三次，将其珍藏古籍四万多册，文物一千多件，全部赠献给国家，他的这一爱国行动，受到国家的褒奖，人民的赞扬。一九八零年，为庆祝叔老的九十寿辰，北京图书馆将叔老为藏书亲作的题识辑为《弢翁藏书题识》，天津市图书馆也编订了《周叔弢先生捐赠藏书目录》，供研究工作之参考，叔老感到非常快慰，一九八一年三月，天津市人民政府专门召开了授奖大会，并发给一万五千元奖金，叔老都购买了国库券(叔老去世前，亲书遗嘱，将此款上交国家)。天津市图书馆将所编《周叔弢先生藏书目录》赠予叔老，叔老认为编得很好。这本目录有精装烫金字封面的版本，也有平装本，装帧都很考究，叔老非常喜欢。他说：“我拿着这本精装书目，心情激动，回想自己在七十多年的藏书生涯中，常为搜求到一本好书而感到其乐无穷，如今我为这些书，来之于人民又归之于人民，得到了最好的归属，最好的主人，无限欢快，非昔日之情可比拟。”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