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庆亲王载振事略 　 　　　　　　　　　　　　　　　　　　　　 王府生活的经济来源 　　我父载振既不懂经商，又不会办什么企业，只是靠银行存款利息和变卖遗产过着不劳而食的奢华生活。1928年经人介绍结识了高星桥，高星桥是煤行出身，又以建房出卖出租谋利，天津人称为“吃瓦片”的。当时高星桥与正金银行买办魏信臣两家合资，购得英商先农公司两块地皮，兴建了天津最大的商场劝业场和交通旅馆，共计投资九十万元。因款项不足，通过关系向法国汇理银行借了一笔低息贷款，他托人要我父投资，我父即投资约三十万元，归还了这笔贷款。后来魏信臣退了股，只剩高和我们两家，高占总额的三分之二，我家占三分之一。高家用“积庆堂高”名，我家用“钟锐铨”哥仨人名，成立了新业公司设于劝业场六楼，管理劝业场所属企业。业务经营由高星桥负责，我父从不过问，我家每年按期拿利息，比银行存款利息高得多。我父一向不到劝业场，只由我哥哥溥钟、溥锐每隔一、两天到劝业场事务所与高家父子见面，场方每月向我家报送月报，属于四柱账册一类，每月都由我们抄写留底。劝业商场地点适中，落成后各类商户纷纷到那里租摊营业，商户要在场内得到一个好摊位，不但要交高额租金，而且要交付一笔数目可观的进场费。从1930年到1940年的十年间，是劝业场的鼎盛时期，场内有自营的“七大天”，天华景戏院，天宫影院、天纬球社、天乐戏院、天露茶社、天会轩、天外天屋顶游艺场，劝业场外还有交通旅馆和龙泉澡塘，营业都很兴旺。约在1935年，用劝业场几年的盈利盖起了渤海大楼。在劝业场六楼事务所里挂着一幅贯顶字幅：“劝吾胞与，业精于勤，商务发展、场益增新”，横看是“劝业商场”四字，不知出于谁的手笔，场前巨大匾额“天津劝业场”，为天津著名书法家华世奎所书。 　　天华景戏院的兴旺是由赵美英、陈莲舫、梁一鸣、朱小义、张德发等演出连台本戏《西游记》开始，当时轰动一时，场场客满，后来成立稽古社科班，是由载洵(溥仪的叔叔)根据“华承稽古”命名的，而且“稽古社”这三个字也是他写的。稽古社第一科学员以“华”字命名，第二科为“承”字，后又改为“春”字，后来成名的张春华即为第一科学员，李元春为第二科学员。该社曾邀请尚和玉、程继先、程永龙等著名演员作教师，为京剧界培养了不少人才。至日伪统治后期，由于物价暴涨，劝业场的营业逐渐衰落，我家即不能按期拿利息。抗战胜利后，高星桥涉汉奸嫌疑跑到上海躲避，由其子高渤海管理，由于货币一再贬值，场内商号不能按时付租，业务更是一落千丈，稽古社科班也报散，几家“天”字号，有的停业，有的勉强维持，负债累累，周转困难。1952年高渤海被捕入狱，我家股金也折价抵债，从此这座巨型商场，变为全民所有获得了新生。 　　我父在津，长期依靠银行存款和利息来维持王府的巨大开支， 日伪后期，伪联币贬值，存款一折再折，失去了经济收入来源。抗战胜利后，局势不稳，物价飞涨，王府坐吃山空，经济越来越困难，只得不断变卖珍存的古玩珠宝来维持王府的生活和开支。 　　　　　　　　　　　　　　　　　　　　我父载振逝世后的情况 　　由于府内经济日趋困难，时常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因此我父积忧成疾，常和家里人闹气，于1947年冬旧历十一月上旬病情加重，经西医潘经荪和中医孔伯华诊治服药，均未见效，于十一月二十日下午病故，终年七十一岁。丧礼是由天津“大事全”赁货铺魏子文操办的。由于王府条件今非昔比，丧事不能办得象过去那样奢华。灵堂设在大厅内，诵经有僧、道、番(喇嘛)三种，喇嘛是专程从北京请来的。晚间按期举行放焰口仪式。我们家属每天早、午、晚三祭，糊制了一些纸人器皿等。亲友们接到报丧讣文，都送了祭吊礼，有送经的，送钱的，更多的是送挽联挽幛，由于我五叔载抡与当时国民党官员有所往来，国民党高级军官上官云相由载抡陪同到家来吊祭，灵堂中间挂有李宗仁送的横幅书额；曹汝霖、杨味云、朱作舟等送了挽幛；韩慎先送的自作的一幅挽联，下联是“九泉逢故主，那堪涕泪话山河”。丧事期间，经曹汝霖、朱作舟等人商议，鉴于我父自清帝逊位，历经民国政府、军阀混战、国民党南京政府、日伪统治时期均未出山，为我父私谥曰“贞”，于是在他的灵牌上写的是“庆贞亲王载振”。我父载振的棺木，是他自己在二十多年前选制满族沿用的金丝楠“葫芦材”，棺身红色绘有金色花纹，棺盖隆起，两边是斜坡，中装一个木质大葫芦头。按清室亲、郡王例，应用八十杠夫，当时只用了六十四杠。丧期是二十一天。由于棺柩不能运往王府的老坟地，即暂时浮厝于海口路万国公墓内。皇帝的坟地称“陵”，王爷的坟地叫做“园寝”。御赐庚亲王府的园寝，在京郊昌平县的羊城五峰山下，占地很大，共有大小建筑七处，形成一个墓葬群，坐西向东，有神桥、月河、墙圈碑楼，享殿和宝顶式的墓穴。第一代庆僖亲王永磷薨逝后，即在此立祖。第二代绵？(三子)，绵悌(五子)、绵性(六子)去世后，也都在此建坟埋葬。第三代庆亲王奕劻于1917年病故后，又建立了碑亭、宫门、红墙、享殿和大宝顶一座。在此前一年我父嫡福晋索绰罗氏去世，我父出巨资，历时六年在北宫北侧修建园寝一座，除安葬嫡福晋外，还有意安排自己百年后的归宿，他于1931年曾笔记其事：“园寝之制，所以安体魄、辨等威、事綦重也。溯自乾隆朝，我曾祖庆僖亲王受封分封以来，洎于余身，传袭已及四世，我祖我考，际遇承平，寿域规模、咸尊程式，罔敢或有愆越。余之袭封，已在改革之后，亲藩体制，虽胥沿袭旧章，而时势迁变，物力艰难，步武先型，力实有所未逮。适于丙辰(1916年）冬，余之福晋又不期先我而逝，此事尤不可缓，故余之亟亟卜筑佳城也。举凡享殿桥道之荦荦大者，悉依定制，修建具体而微，于因时制宜之中，仍寓恪遵成宪之意，惟石券碑楼二事，工费过巨，不得不略事变通，以故生圹之营，不用旧制，俾符亲土之义。碑楼则易以牌坊，上饰‘贞珉’，用备将来摹刻御赐碑文，以承光宠，庇材鸠工，经始丁巳(1917)冬季，迄于壬戌(1922年)之冬，乃克竣事，需时六载，用银十二万五千元有奇，惨澹经营，心力交瘁，余之所以不惮勤劬者，非第图一己安荣，盖欲以昭示后昆，且免贻子孙之累也。后嗣视此，尚其思祖考缔造之艰，敬承先志，毋俾废缺，有厚望焉。辛未年(]931年)正月上擀庆亲王记并书。”当年我父和我兄嫂还亲往祭祖和视看工程。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这一带经常发生战事，就不能去了。那时，每到年节，护管园寝的负责人到天津府内报告情况，记得那人叫厚伦，可能姓王，每当他来府总要带些当地土产，如柿子、核桃、栗子、桃等，也不断带来墓穴被挖掘、建筑遭破坏、殉葬品被盗等消息。到日伪时期，就根本不通音信了。 　　我是1923年(民国12年)生人，未到园寝去过，只见过碑楼、红墙、享殿的照片。我父曾对我们说：“这就是我将来的家。”他这一愿望未能实现。1983年夏，经我的侄孙金恒绩与昌平县民政局联系，我与大侄毓定(金静轩)和其二子恒绪、恒绩一起乘车前往昌平县白羊城宫上村原园寝遗址。那里前有香炉山，背靠五峰山，墓穴上的宝顶均无，当中主坟已成空洞，棺椁无存，洞内积满碎石瓦砾。地面的建筑北神桥完好无缺，我祖父园寝内的一座碑楼尚存，后面改为一所小学校。此外还剩有几间房屋，一对石狮子，部分砖墙和角门等。1980年昌平县政府公布这处墓葬群遗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另外，在东郊北顶东侧娘娘庙附近，还有一处庆亲王的坟地，占地不大，地面也无建筑物，原有两座坟墓。听家里老人说，祖父奕劻在未纳侧福晋时，曾和一女仆发生关系，后来这个女仆怀孕了，按清制，王爵的私生子不能入宗籍，我祖父把女仆关在东厢房，不让见人，同时让福晋把腹部垫起来，对外说福晋怀孕啦!后来女仆生了个女孩，就说是福晋生的“格格”。因为这个女仆一直被关在东厢房内，府里人便称她为“东厢房”，她于光绪二十四年病死，不能入园寝就埋在北顶坟地内。另一座坟墓是谁，我不清楚。1944年我父三侧福晋病故，1947年冬我父去世，他们的灵棺先后暂厝在天津万国公墓(今海口路公园)。1957年公墓改建公园，需将灵棺迁出，经我大哥溥钟在京与在北顶居住和附带看管坟地的王庆宽联系，将他们的灵柩运到北顶坟地下葬。1947年冬，父亲的丧事结束后，我们弟兄仍在一起居住。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物价暴涨，大家庭越来越难维持。冬天勉强升起暖气锅炉，一天需一吨半煤，负担过重，只能一天天凑合。我们陆续遣散了一些佣人，最后只剩下不到20人。1648年秋，由外地调来的国民党军队及家属，看中了这所王府，强令我们立即搬出。我们哥仨被迫分别以高价租赁房屋，各自携带几个佣人匆匆迁出。事出仓促，大宗家具陈设都来不及变卖。1949年1月天津解放，军管会接管了王府。1950年起，这座旧日王府成为中苏友协天津分会会址。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