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庆亲王载振事略 　　　　　　　　　　　　　　　　　　　 　　　　　　　　　　　　　　　　　 逊清庆亲王族的豪华奢侈生活 　　我父载振承袭了我祖父的庆亲王爵衔，他和我二叔载 、五叔载抡也继承了我祖父的巨额遗产，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享受生活。 　　北京的老庆王府坐落在西城定府大街，原是乾隆时权臣和珅的旧居。嘉庆时和坤被诛，没收其宅第，赐给第一代庆亲王永璘为府邸(另有一说，该府第原为道光大学士琦善的故宅)。这座府邸，占地半华里见方，共分五大院落，大小房屋及厅堂计数百间，我祖父奕劻在府内还修建了 字楼、戏楼。我祖父去世后，我父载振、二叔载 和五叔载抡，在府内分隔了三个院落，各自另过。我父载振住府内西头一大部分，载攘住中间，载抡住东头一部分。府内每幢房屋都高悬匾额：我父住的房屋是“契兰斋”和“乐有余堂”；我大哥溥钟、二哥溥锐分别居住在“爱日堂”和“承荫堂”。此外，客厅、书房、住房匾名还有“静观堂”、“识道堂”、“约斋”等等。外围群房有回事处，茶坊、库房以及男女奴仆的住房。1923年载攘住的中间部分被大火烧光，后来三兄弟相继迁到天津居住，北京旧王府留下了部分奴仆看守房屋。1928年被方振武的军队占据作司令部，住了一年多，府内存放的衣物、家具、器皿等被方振武的士兵盗窃一空。日伪时期，这所府第卖给了华北行政委员会，售价是伪联币45万元，售款三房平分。这所豪华的王府，在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 　　在北京老庆王府西，有一所朝南的三合院， 内有上房五间，旁边有几间平房，这里原是庆王府的马圈。这所房解放后由人民政府重新修建，于1950年11月拨给京剧大师梅兰芳一家居住，1956年我去北京，应雍鼎臣(当时是天津市政协委员)之约，参加他请梅先生一家在谭家菜晚餐，饭后同去梅先生家，梅先生风趣地说： “我现在的住房，是当年振贝子府的一小部分，您到此可以说是旧地重来。”现在这所梅先生故居，已成为梅兰芳纪念馆。1984年5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定府大街老庆王府和梅兰芳故居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溥仪逊位后，我祖父和我父曾携眷避居天津，分别居住在德租界和英租界自置宅内。不久又迂回北京府内。我父载振又在城内后海李广桥东购置一处别墅，取名“怡园”，园内曲径游廊，幽静典雅，花木竹石，亭台掩映，林木茂盛，别具情趣。当时我父嫡福晋已故去，他带着三位侧福晋在怡园居住，每隔二三天进府向我祖母问安。我父迁津落户后，这所别墅卖给了外国教会。 　　1924年，溥仪被迫出宫，转年我父即率全家迁居天津，将英租界的两处住房卖出，购买了太监小德张盖的英租界39号路一幢大楼(今重庆道55号)。这位逊清第四代庆亲王，就在这里度过晚年的寓公生活。 　　天津的庆王府，占地七亩多，是一所中西合壁式的三层楼房，后又加盖一层，作为“影堂” (祖先堂)，包括外围平房共有一百二十多间。中间为一大厅，四周一圈是正式住房，房外有围廊。我们全家二十多口，分住在一，二楼，楼东有一大花园。楼外群房和地窨，由男女仆人及其家属约百人居住。天津的庆王府，室内布置富丽堂皇，一楼大罩棚是天井式方形大厅，面积约有四百平方米，当中悬挂三块御笔匾额—“宝胄蕃厘”、 “徽猷诩赞”、 “天锡纯嘏”。大厅高顶的 正中挂着一对西洋古典玻璃大吊灯。厅堂内摆有两个紫檀雕刻大长条案，四面摆置镶嵌螺甸八仙桌椅和日本七宝烧大瓶等。正中为紫檀雕刻大围屏一座，两旁分摆大红雕漆刻人物圆插屏一对，前面设有一座硬木雕花螺甸宝座，旁有一对宫灯，这里好似王府的银安殿。前面的客厅，过堂除摆设瓷器古董外，壁上挂有康熙和乾隆御笔的大条诗幅，还有盖有慈禧玉玺的“嘉祉”、 “福寿”大字书幅的镜框等。府内大厅中，有一座小戏台，宽三米，进深二米，适宜演曲艺节目，平时可以将木料拆散存放在地窨里，用时再搭起。我们家迁入后，从未搭用过这座戏台，每逢喜庆生日举办堂会时，就在大厅内铺地毯演出。 　　在天津庆王府，我父载振一家继续过着锦衣玉食，奴仆成群的生活。我父每天总是下午两点左右起床，管事人在院中大喊一声“起来啦!”男女仆人立即各执其事。我父洗漱后，就到佛堂烧香拜佛，然后吃早点。食毕，吸食鸦片烟之后，天气好则到花园内闲逛，玩赏鱼鸟花草。他曾养过龙睛鱼、金鱼、 ：天鹅、野鸭、虎皮鹦哥等，特别喜爱养蛐蛐、金钟子，不惜重金选购，还买了很多精致的蝈蝈葫芦，有的是象牙雕刻的盖。到了冬天，特制了铜质放葫芦的箱子。后来他还养了几十种热带鱼，雇有专人喂养，到日伪统治末期，由于经济关系，把这些东西陆续卖掉。 　　我父每晚九时吃饭，饭后喝牛奶吃水果，然后再吸一次鸦片烟。我们晚辈们，每天在他起床后先后进去问安，男的请跪安，女的请蹲安，晚饭后再到他屋里一起聊聊天，不外是一些家常话。如果外出看戏就提前吃饭，一同前去，夜间一点再吃—次点心即入睡。他在天津二十多年，一直保持这种生活方式。1946年以后，国民党政府颁布戒烟令，我父年已七旬，他怕国民党官吏借机敲诈，遂决心戒烟，把多年储存的—上等烟膏全都倒进抽水马桶和地沟里，把心爱的贵重烟枪，烟具一并毁掉，不留一点痕迹。 　　我父最喜观赏京剧，尤其爱听尚小云、谭富英的戏，当时尚小云、谭富英来津多是在春和大戏院(今工人剧场)演出。尚小云每次来津，都到府里拜见我父，他见到我父总是请跪安，我父让他坐，他才就座。我父有时送给他一些礼物，如玉器、牙雕，古玩等，有时也给钱，用信封装，数字多少我不清楚。尚，谭来津演出，我们全家几乎每晚都去看戏。中国大戏院落成后，每有名演员来津演出，我家固定订下头、二级包厢，各一个。我父也很喜欢看李少春的戏，认为他是难得的文武全才。李来津演出，经常到府里拜望我父。我父很喜欢同他交谈，还和他一起照过相。李少春来津演出，常住惠中饭店，我父总是让厨师做几样精致的宫廷菜肴和小食品送到饭店。由于李少春来津常与我父见面，外间传闻李是我父的干儿子，实际并无此事。另外常来我家的还有奚啸伯、张君秋、马连良、白玉薇、李金鸿等名演员。抗战胜利后，由于我父年事日高，再加上时局动荡不安，就不去看戏了。当时府内有一间客厅，四壁挂满了这些著名演员赠送的剧照，有不少是报刊未刊出过或外面看不到的。我父死后，我一直保存着这些照片，可惜在“文革”期间都作为“四旧”烧掉了。 　　每年我父和我兄嫂过生日，大多是在府内大厅演出曲艺，早年总是请刘宝全，金万昌等名曲艺演员演唱，如刘宝全的京韵大鼓《大西厢》，金万昌的梅花大鼓《老妈上京》，乐队伴奏是五音连弹。后来就请常连安、小蘑菇、赵佩菇、小彩舞、石慧儒等演出。我和我爱人二旬整寿，就由常宝堑等演出，我家还请稽古社科班演出过一次，剧目是张春华的《时迁偷鸡》。 　　1935年是我父六旬整寿，生日那天，在劝业场六楼“天外天”举办，寿堂设在共和厅内，并请著名京剧演员演出助兴，主要剧目有：朱小义、张德发的《四平山》，谭富英、尚小云的《四郎探母》，大轴是杨小楼、尚小云等全部《长坂坡》，最后送客戏是扎金奎的《风云会》。晚餐就在共和厅内，亲朋宾客二百多人。尚小云曾送给我父一座雕刻精致的戏台木雕模型，高约五十公分，宽约九十公分，凡舞台上用的桌椅、台帘、幔幛、各种乐器，包括打击乐锣鼓、各种声乐胡琴、二胡、月琴、南弦、九音锣以及笙、管、笛、箫等乐器模型，共七八十种，精巧剔透，形象逼真，据说是由名琴师徐兰沅和杨宝忠精心雕制的，只做了这一台。我父非常喜爱，一直摆在厅堂上，保存完好。]953年由我出名献给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府内的男女仆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共一百余人，统由府内开支，其中有侍候男女主人的佣人，丫头及厨师，花匠等。府内楼房西边的平房是大厨房，主管厨师姓徐，南方人，他手下有十几人，分别负责面案、墩上和灶上，承担我们全家和佣人的膳食。每遇家里人过生日，便由厨房师傅自办筵席，遇有喜寿大事，还请大饭庄如登瀛楼的厨师到家里来做。我们家里人从不到厨房去，吃饭时都由佣人伺候端送。楼房东边的平房是成衣处，师傅姓董，带有三、四个徒弟。我们全家的四季衣服都由这个成衣处做，府内围桌椅靠等都由他们拆换。遇有喜庆大事，全家人以及佣人都做一套新成服，男的是袍子马褂， 女的是长衫。活多时，临时从外边请成衣师傅来帮忙。院内西部有汽车房，我父到天津后，买了两辆汽车，我父外出看戏，兄嫂外出都乘坐汽车。府内回事处、传达处有两个负责人：一人叫张文元，原是六国饭店的茶房；另一人名吴宝庆，充当管事。 　　府内一切日常生活管理，统由我大哥、二哥夫妇负责。大哥溥钟，生于光绪二十三年，二哥溥锐，生于光绪二十四年，都是我父嫡福晋索绰罗氏生，幼年都被赏过头品顶戴。我两个嫂子都是清大学士那桐的女儿。 　　我父对晚辈的教育，一直沿袭着满清王朝的封建方式，平时除—同去戏院看戏外，不准随便外出，避免我们与外界、特别是军政界接触，也不让后辈们去学校读书，就在府内上家塾请两位老学究教课，课程由《三字经》、 《千字文》到“五经”“四书”。上学先拜孔圣人，见了老师要作揖，下课见了父亲也要作揖，而我父对我们的学习情况却从不过问。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