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日本人
本文拟就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和后来任大总统的两个时期，其所聘用而前往中国的日本人作一考察。
(—)一九零一年，李鸿章死后继其就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在清政府的新政运动中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从事着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等项工作。作为在直隶省内实施新政运动的合作者，曾聘请了许多日本人任教习或顾问。与其他省相比，直隶省聘用日本人的数字要多得多。
一九零一年，中国全国聘用的二十六名日本人中，有十三人是在直隶省工作。一九零四年，在二百一十八名日本人中，直隶省占八十五人。至一九零八年四月，在五百五十五人中，有一百七十四人在直隶省工作。
直隶省对日本人的聘用，尤以军事顾问及敦习为优先。一九零二年一月，袁世凯聘用步兵少佐立花小一郎，任为练兵顾问，以后又让立花兼任军政司参赞和军政会议议员。顺便说一下，本文作者山根幸夫，现任东京女子大学教授和日中学术恳谈会秘书长．
原文载日本《社会科学讨究》第88号(1085年4月)，译文作了若干删节。在义和团运动时，立花曾作为福岛安正少将的助理，成为联军酌参谋。义和团运动后，转任天津驻屯军参谋，其在职期间，便应袁世凯的聘任，为清朝的军制改革尽力。
同年九月，分别聘请和委任炮兵大尉金竹弥三彦为军政司参谋处顾问，炮兵大尉嘉悦敏为军政司教练处顾问，中川文昱为军政司兵备处顾问。
一九零四年九月，立花等人因合同到期，将要回国，袁便聘请在北京担任助理武官的炮兵大尉坂西利八郎，委任为练兵处顾问兼北洋督练公所总翻译官。袁和坂西的关系一直持续到袁死为止。此外，还有步兵中佐野泽悌吾、步兵少佐沓谷荣辅和牧野田彦松等被委任为翻译官。
除直接与军政有关的以外，在各种军事学堂中也聘请了许多日本人作教习。也就是说，曾聘请步兵少佐多贺宗之为将弁学堂总教习，工兵大尉井上一雄为副总教习，炮兵大尉岩田义辉为翻译官。据说其中多贺颇得袁的赏识。
在速成学堂的教习中，聘有辎重兵大尉近藤义策，骑兵大尉黑川教藏、炮兵大尉木堂直枝和郡司厚等人。一九零四年八月，将弁学堂撤销以后，多贺宗之等人便也转入这个速成学堂工作。
在讲武学堂的教习中，聘有步兵少佐鹫见荣治，炮兵中尉渡濑二郎、步兵少佐龟井甲子藏。还有步兵少佐寺西秀武被聘为军官学堂的总教习。在该校的教习中，还有工兵大尉中村正一，炮兵大尉间室直义、步兵大尉樱井文雄、步兵大尉守永弥您次，陆军特务曹长纳富四郎，炮兵大尉多喜田大治郎，骑兵军曹楷崎一郎、工兵大尉井山谦吉和渡边辰，骑兵大尉宫内英熊和轫山逸也，三等军医雨森良意等许多人。在该校的翻译官中，荆聘有中岛比多吉，田冈正树，西田龙太、平山武清，山根虎之助。翻译官是在寺西秀武的督导下把有关军事教练的书籍译成中文。
在宪兵学堂的教习中，聘有宪兵少佐梅津正德，宪兵特务曹’长藤林富和东元三郎。该校翻译官则聘有陆军录事高桥寅治。还有，当建立北洋军医学堂时，军医正平贺精次郎被聘为总教习，他同时还兼任袁世凯的卫生顾问，也是日本驻屯军医院的院长。军医学堂的教习中，另外还有味冈平吉，宫川渔男、我妻孝助、高桥刚吉、藤田秀太郎．三井良贤、鹰巢福市等医官。兽医学堂的总教习是野口次三郎，教习中则聘有筱原保熊、伊藤浪三、浅见正吉、中田醇等人。此外，还有陆军一等主计大坪恭三担任了经理学堂的教习。
聘用如此之多的日本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同以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军阀集团有密切的关系，后来成为所谓的“中国通”的人也很多。在他们当中，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的人，就有前述的立花小一郎．坂西利八郎、寺西秀武，山根虎之助等，这是值得注意的。
以上所述，是在军队的各个机构中聘用日本人的实际状况，下面再来考察一下被聘为军队以外的学堂的教习及振兴实业的顾问的日本人的情况。在这些日本人中，最著名的乃是政治学者吉野作造。
吉野原来并不是被作为顾问或教习聘请的。最初，是作为袁的长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由东大教授梅谦次郎推荐，于一九零六年二月到达天津的。然而，由于袁家不能支付商定的报酬，在费了各种周折之后，才自次年即一九零七年三月开始担任督练处翻译官，为参谋军官讲授国际法，才算有了生活费。同年九月，就任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教习，生活遂趋于安定．但是，一九零九年一月，由于袁失势，吉野自己也因内定担任东大的副教授，便回国了。在其法政专门学堂的同事中，有今井嘉幸(法学博士，后曾任众议员)。
袁致力于直隶省内教育的振兴是很明显的。作为富国强兵的前捉，袁自己也痛感振兴教育的必要性。因此，便在天津新建或恢复了包括大学堂在内的师范学堂、农学堂，警务学堂等许多新式学校。被聘为这些学校的顾问，教习的日本人中，与袁世凯的关系最深的有渡边龙圣。他当时是东京音乐学校校长，兼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是应袁的请求而去中国的。
渡边作为袁的教育顾问，参与筹划直隶省内的学制改革，提供了许多合适的建议。他也参与了一九零七年天津教育会的建立。渡边的长子龙策随父去中国，据其回忆，渡边家与袁有亲密的交往。龙策在东大法学部毕业后前往中国活动，战败后回国，任东京大学教授(现已退休)，出版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著述。
在医疗行政方面，聘用了从在朝鲜时起即与袁有交往的古城梅溪为顾问，并有西村丰太郎与之合作。在制定审判制度方面，有法学博士冈田朝太郎参与筹划。关于财政改革，则有后来成为兴业银行总裁的佃一弥被聘为顾问。
其次，关于实业的振兴。农业方面有楠原正三，工业方面有工学士藤井恒太、盐田真，印刷技术方面有大藏省印刷局技师下村孝光等，被聘帮助工作。藤井还参与了直隶高等工艺学堂的建立。
(二)自清末至民国初期，持续与袁世凯有着颇为亲密关系的人，有前述的屈西利八郎。坂西与袁结为深交，直至一九一六年袁死为止。
坂西于一八七零年出生在和歌山一个纪州藩士的家庭。长大后进入陆军幼年学校，一八九一年毕业于陆军土官学校，次年即一八九二年任炮兵少尉。一九零零年毕业于陆军大学，晋升为炮兵大尉。两年以后，作为驻北京的日本公使馆副武官前往中国，成为武官青木宣纯少佐的助手。
坂西自陆军大学在学期间，即开始对俄国的研究，从陆大毕业进入参谋本部以后，仍然继续思考应如何自东三省驱逐俄国的势力。正是在这时，被动员前往北京担任使馆的武官，便来到了中国。坂西来中国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必须想办法驱逐俄国的势力。然而，为了驱逐俄国，就必须在中国领土内进行战争。为了在中国的战争，就必须把中国拉入自己一方。而要把中国拉人自己一方，就必须研究中国。
当决定了要去中国工作盾，坂西便立即开始拼命地学习中文。即使是到北京以后，也没放松中文的学习。同时，坂西则希望去接近中国的代表性的人物，即由于他的行动而能使中国运转起来的人物。这时，又值偶尔返国的立花小一郎少佐邀其作自己的后任，去当袁世凯的顾问。坂西即使担任上述职务，也仍然继续保持着武官的身份。此后，直至一九二七年编入预备役和返国为止，坂西几乎都是在北京任职，当了中华民国政府顾问。在此期间，坂西晋升至陆军中将。
作为助理武官于一九零二年底到北京任职的坂西，自次年四月起，为厂侦察俄军在东三省的配置情况，便取名班志超，戴上假发辫，化装成中国人，游历于东北三省各地，并到了朝鲜。当然，坂西的东北之行乃是为日俄战争的爆发预作准备的间谍活动。这次侦察旅行结束后，便于一九零四年赴天津，如前所述，担任了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当时，在中国全境，聘用的日本陆军军官(包括下土官)近百名，其中在直隶省任职的，包括坂西在内有十九名。
在决定担任袁的顾问时，坂西虽然同袁谈了话，但都是通过翻译，他认为这样不能把工作作好，便愈益加速了中文的学习。到天津上任的第二天早晨，坂西即“鲁莽地闯入袁世凯的房间，要求说：‘我第一次来，十分失礼，但有一个希望，就是想一定要同您一道驱逐俄国的势力)，因此，今后凡有重要事项，希望能和您直接商量。我的中国话虽然说得还不够好，但商谈重要事情时通过别的人总是不方便的，所以希望您能取消翻译’。这样一来，袁世凯说了句：‘知道了’，便立即叫来翻译说：‘因为坂西会中文，就不需要翻译了’。”
于是，在坂西当了袁的顾问以后，便总是直接和袁谈话，深得袁的信任，而成为袁的心腹之一。坂西的这种热情也得到了中国方面的重视，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他在保持着驻华武官身份的同时，又担任了中国政府顾问。与中国的要人们也结下深交，对北京政界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坂西就任顾问时的袁世凯，作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对于中国内政，外交上的重要问题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可以认为，坂西在袁身边，能够自由地对袁做工作，这对于日本的对华政策来说，乃是十分有利的。日俄战争时，清政府虽然表明了局外中立的态度，但事实上是对日本抱有善意的中立；坂西回忆说，清政府能采取这样的中立政策，对于日本来说真不知是起了多么有利的作用。
在袁世凯幕下，又能随时自由和袁谈话的坂西，从一开始就受到袁的信任，而且还能对袁施加影响，所以应该说坂西的作用是很大的。据坂西所谈，日俄战争当中乃是“日华亲善达到最高峰”的时期。其间，坂西为了使日军的军事行动得到方便，而仰仗袁的合作，另一方面，则为北洋陆军的建设和加强提出了适当的建议，不惜予以帮助。
一九零八年，正值袁世凯失势，而坂西受命返国，随即又接到考察欧美军事情况的命令，周游欧美各国，历时一年有余。返国后被任命为金泽的炮兵团长。然而，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发生，暂时失势的袁世凯也因清政府的请求而重返政界。因此，过去与袁有亲密关系的坂西，便被参谋本部召回，作为驻华武官迅即赴北京上任。于是，坂西与袁的再度交往便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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