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　 　　（四）留心社会风教 　　严修留心社会风气教化，这是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高尚品格与本色。他尝说：“欲强国家，先善社会，实不易之序。”（一九一三年致陈宝泉函）因而对于社会上的颓风陋俗、败德恶习，无不深恶痛绝，并以身作则地加以反对与抵制。他认为社会不良风气，会使学校教育的正面诱导受到削弱或抵消。 　　（1）反对歧视妇女的世俗观念，反对冶游、征妓与纳妾严修在《结婚满四十年纪念》诗中说：“新吾持论最公平，世上宁唯女慕贞？”自注：“《呻吟语》卷五：‘夫礼也，严于女子之守贞而疏于男子之纵欲，亦圣人之偏也。’”他在这里借明人吕坤（字新吾）的那段话，来表示对圣人重男轻女的立教的抗议，为妇女鸣不平。所以他自己“终身耻作狭邪游”，（同前诗）“平生不履平康里”；“宴会间遇有征伎侑酒者，即托故辞去”。（《蟫香馆别记》）反对纳妾行为尤不遗余力。一九一六年北京公园内设有社会改良会，于纳妾一事急呼痛诋，他因其宗旨与自己相同，当即加入该会为会员，并拟将一位叫松继云的所著斥纳妾之人“不齿于人类”的《臆说》一书推荐给该会择登。 　　（2）反对赌博、吸烟等社会不良习染 　　一九一○年李石曾著有《吸烟与经济卫生实业之关系及戒烟之法》小册子，严修阅后，大为赞同，特为之作序。文中有云：“吾国近十年间，风俗习染之骤，有至可惊至可惧者三，即麻雀牌、彩票和纸烟。”“惟纸烟一项使人靡然同风而不以为怪，需要大声疾呼，方能逐渐加以戒除。”他并以自身戒烟经验相告勉：“忍此数日之小不适，而为吾身去无形之害，为吾家吾乡吾国造无量之福，仁人君子诚何惮而不为耶?” 　　（3）反对封建迷信 　　早在晚清从政时期，严修对于禳祀、建醮、堪舆、唪经之类的诡异荒诞的迷信勾当鄙夷视之，这在他以前所写的日记中，时有可见。一九二五年《与友人谈宗教》诗中有云：“吾道衰时彼道兴，此谈十诫彼三乘。平生心契河间语，颇敬如来不信僧。”说明他非常赞同纪昀那句不信僧的卓论，认为僧道迷信之事不可信；不过应“待其自废，自废者其势顺，虽迟无大损，因本已立也。人强废之，其势逆，欲速反害。（1902年在日本埤市僧寺有感而发，见严曾符《年谱稿》）这就是说要因势利导，是符合思想问题不可压服的道理的。 　　（4）改革陈规陋俗 　　严修在鼎革前后，率先剪辫，提倡女子放足，不扎耳朵眼。避寿：遇生辰在家拒不见客，不受礼物；或避往北京。临终前两个月，他婉谢城南诗社同人为他七十寿辰征诗，并作避寿词：“寿言之体，有文无实。言苦者药，言甘者疾。使人谀我，人我两失。便活百年，不做生日。” 　　改良子女婚俗：一九二三年为其子智钟迎娶，“易彩轿为双马车，为津邑之创格”。“又，津俗多不迎亲，此番新郎迎娶，且乘马，亦创格也，缘是亲友来观礼者甚多”。（《日记》） 　　改革葬礼：一九二七年严修自觉寿将不永，因预作改订丧礼八则：一人死登报纸告丧，不必致讣；二、孝子不必作哀启，如作哀启，但述病状；三、不唪经，不树幡竿，不糊冥器，不焚纸钱；四、乐但用鼓；五、首七日辰刻发引，即日安葬；六、发引前一日开吊；七、开吊款客不设酒，不茹荤；八、通知亲友，不受一切仪物，如以诗文联语相唁者，可书于素纸。 　　（5）树立良好家 　　一九二七年严修手订《家训》八则，即：一、全家均习早起；二、妇女宜少应酬；三、夜不出门；四、消遣之事宜分损益；五、少年人宜注意礼节；六、少年人宜振作精神；七、勿妄用钱；八、周恤亲友。 　　（6）注意师表作用 　　严修留心风教，致力祛邪扶正，特别注意上层社会具有定资望和影响的人物的表率作用。他认为上行下效，一傅众咻，往往是社会上某些不良习染和歪风邪气得以滋生蔓延的主要根源，因而他对这类的事肯予破除情面，劝善规过。如当时林墨青正在大办天津社会教育事业，严修认为“掌社会教育者，一定一动，人将是则是儆”，乃致函林劝其戒烟赌，并说：“戏谑亦似恶习之一，愿共戒之”，他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致书梁启超劝其戒赌，语重心长地说：“先生即不暇救国，宁不当修己？即不及改革政治，宁不欲变易风俗？即不欲造就国民，宁不肯防闲子弟？”“岂有智如先生而不能自察？勇如先生而不能自克之理？”“先生志节识量矫然不与彼辈（赌魁）同，宁独于习染恬然不与彼辈异耶？”情通理透，充分体现了他的高尚情怀与卓识远见。他还特别注意教育人者的为人师表的作用，如一九一四年五月致陈宝泉函中所说：“小学教员之责任，其重可知矣！吾津小学教员肯研究者少，且染于习俗，以赌博、冶游为乐者，亦时有所闻。道德堕落，何以表率生徒？精神疲敝，何以勤思职务？为学务委员者，固不应持放任主义，而凡我津人，曾在学界有一日之关系者，均不可不筹挽救之术也。”他建议筹设一教员俱乐部，内设小型博物馆、图书馆与各种音、体娱乐之具，使能“一面陶冶性情，以替其般乐佚游之习，一面补充学识，以裕其教授训练之资。”还拟出一份小学教员应读书目，使他们知所取裁。 　　（五）提倡新剧运动 　　严修雅好戏剧，尝言：“剧本加以改良，其功不下教育。”因此，他晚年特别重视戏剧改革工作，从鉴赏、评审、编剧以至指导演出，只要他有时间，总要热情参加，他早在一九○六年就在自己家里组织儿孙们演出新剧，并搭凉棚由张伯苓、韩询华等参加演出《箴膏起废》一剧，据说这是在天津最早演出的第一个新剧。其后又演过《天作之合》、《学非所用》（张伯苓编剧）。一九一一年他从报上看到通州人潘子寅过朝鲜仁川时，激愤于韩国灭亡而投海自杀，并遗书指陈国政的消息，深受感动，曾请袁世凯为之代奏朝廷请褒，并嘱李琴湘根据此故事编成新剧，从上海约来名伶三麻子演出。剧中有“仁川江外水粼粼，莫忘通州潘子寅”等句，即出自严的手笔。他特别欣赏汪笑侬编演的《立国难》、《党人碑》等新剧，并同他屡有往还，相与研讨。一九一二年他与王劭廉、林墨青等讨论戏剧改革事，向学使蔡儒楷推荐汪笑侬任戏剧改良社教师主其事。嗣后对南开中学的新剧运动支持更不遗余力。与热心戏剧改革的人士如剧作家韩梯云、天津新剧团的萧湛卿、益智新剧社的江北村、北京广德楼的杨韵普、南开新剧团的伉乃如等人，不断交换意见，并为他们评审剧本。他还组织林墨青、尹澄甫等赴北京观摩志德社、奎德社新剧演出，南开剧团的周恩来亦曾同往。一九一八年有一次天津学界俱乐部试演新剧《照妖镜》，严修与范源濂亲自导演、孙子文、李琴湘、邓澄波、马千里等分饰剧中人，一时传为佳话，当时严修还亲充招待员，其兴致之高可见。 　　（六）关心普及教育 　　为了便于开展普及教育，严修对推行语体文和拼音文字也非常注意。他认为“文言不可喻俗，俗不遍喻，则教育不能普及。”（英敛之所著《敝帚千金》序）他曾给宋则久著《白话珠算讲义》作序说：“教育之种类，除体育智育而外，实际教育为必要，”处“商战之世，非学此不足以制胜。”1907年他与王幼章合办一《醒俗画报》，为天津最早的通俗画报。对国语拼音文字，据吴敬恒《三十五年之音符运动》一文说：“第一位实行宣传这官话字母的，是天津严修，他家里人人都练习得很熟。”一九一六年四月，严修在答赵颂南函中说：“当先使国人知拼音之利，可为汉字之辅助。……中等以下之社会，得此足以通信札、阅书报。” 　　（七）组织城南诗社 　　一九二○年间，在津的诗人墨客时常举行觞咏之会，一时群彦毕集，佳什纷呈。当时任职于津浦路局的吴寿贤与王纬斋、李琴湘递膺冠军。严修看到这吟坛济济，笔兴遄飞的盛况，非常高兴，乃于次年发起组织城南诗社。参加者除上述诸人外，先后有冯俊甫、谢履庄、卢子修、杨意箴、胡浩如，步其诰、顾祖彭、管凤和，徐世光、孟广慧、王仁安、陈宝泉、陈中嶽、吴侣伊、高彤阶，林墨青、赵幼梅等人，他们“等是神交无故新”，声应气求，志同道合。后来陆续加入者达百余人，中间有息影遗老、在野名流、在职京官县令，也有地方缙绅，而以严修为“祭酒”。 　　诗社的活动月有常期。社集之日，或招饮于私第，或宴集于饭庄，或移樽于严氏的蟫香馆，或作公园书楼之会，或为八里临流之觞。每次必有飞笺走笔，赌酒敲诗，题赠唱和，拈阄分韵，也有时为射复、诗钟之戏。诗作内容，无非是上已修禊，重九登高，即兴抒怀，赏心乐事之什；也间有愤世嫉俗之作。再有就是一些祝寿、祖饯、接风一类的应酬文字。严修在《社集用俊甫侣伊两先生唱和原韵》诗中流露的情调，可作为他们这群人当时心理状态的反映：“日日东园载酒过，域中今日事如何？凶年吉梦全无验，浊世清名岂足多？赤县河山伤破碎，黄金岁月任蹉跎。冯驩不为无鱼叹，偶遇周郎一放歌。”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