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范孙的晚年生活
三、热心公益慈善救济
叔祖父向来赞助地方公益和慈善救济事业，晚年家居时，对这类有益于公和造福于人的事，无不尽力而为。叔祖父曾捐款修建东门外水阁大街儿科医院，修理过河北大经路河北公园(中山公园)。叔祖父逝世后，先二伯(慈约)还遵照叔祖父遗愿，为修理河北公园捐助了2000元。
津西芥园的水西庄，是天津查氏—处有名的胜地，张大千曾画过一幅水西庄图，描绘它当年的盛景。因为水西庄荒芜多年，原有房屋倒塌失修，叔祖父曾将自己老住宅一个院里的北房二间拆了，把砖瓦木料全数运到水西庄，修盖了二间房子，作为人们息游之所。
20年代，黄河闹了—次水灾，哀鸿遍野，百姓流离失所，叔祖父非常关怀，发愿写对联助赈。当时由给叔祖父日常经管蟫香馆书籍的正嗣田，在我们家里负责办这项工作。规定每副对联收润笔费三元，题单款或双款都可。一时求书的争先恐后，全是自备纸张，由王嗣田按书者先后登记。当时我在南开中学读书，每天下午4点左右下学回家后，就侍候叔祖父写对联(写时我抻着)，每天可写十几副。我和叔祖父一样，也是学写苏体字，因为我常给叔祖父抻对子，经常观摩，受到启发指点，得到很多教益。我学写字，就是在这时打下了基础。约摸写了一年功夫，共写出大约3000副，得款9000多元，扫数捐献，以赈济黄灾民众。
每到隆冬的时候，叔祖父必定督促家里人办一次冬赈，救济一些贫寒之家。施舍的东西，有棉衣和玉米面。每年施舍玉米面
20000斤，棉衣共计十几套，施舍给较贫寒者。所有查放工作，完全由我们家账房先生和男仆等办理。叔祖父每年办这项赈济，是继承我曾祖父(仁波)的遗志。曾祖父在世时，常是见义勇为，受到乡里称赞。
叔祖父生平藏书甚富，为了永久保存，曾把所藏的宋版书，捐赠给直隶图书馆。
叔祖父留下的其它书籍约2000多册，天津解放后，由我们仁字辈弟兄14人，联名捐赠天津图书馆，受到市首长的鼓励。
叔祖父不但研究中国古旧书，而且还不知疲倦地阅读当代出版的新书。在他多年买书的过程中，结交了天津中华书局的经理周岐(支山)。周支山言谈诙谐有趣，极合叔祖父的口味，常被邀到内宅相晤，我们弟兄都称之为周三叔。象叔祖父的老朋友华壁臣、林墨青、赵幼梅等诸老辈到我们家来，叔祖父也仅是在会客室会见，周支山不但能够登堂，而且能成入室之宾，实属例外，足可见叔祖父与他相交之深。
四、病逝里第改革殡俗
叔祖父身躯瘦弱，晚年尤其多病，故在自挽诗中有“向道青春难便老，谁知白发急催人”悲伤之感。1928年11月间，因被邀请去杨村参加京津公路桥的落成典礼，受了风寒，遂致不起，转年3月
15日逝于里第，终年70岁。
叔祖父性节约，不喜铺张，不主张给自己做生日，曾说过“便活百年，不做生日”。临危时依然不忘此旨，遗嘱不厚葬，以及不要唪经，不树幡竿，不糊冥器，不焚纸钱等迷信活动。并嘱开吊款客，不设酒、不茹荤等等，以移风易俗。家里人遵照叔祖父遗嘱，在发引之日，没有排列任何仪仗，仅是用马车拉着灵柩，孝子们参加执绋。也没有收受任何礼物，只收各方面送来的挽联，共约4000多副，为数之多，可说空前。这一天用素席招待来吊的亲朋，酬谢大家共花了
4000多元。
发殡时，送殡的亲友，包括各方代表，南开学校师生、各界友好，人数之多，难计其数。殡仪中有河北省政府乐队，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和李生达等将领骑马随行。殡仪是从西北城角文昌宫本宅起，经西马路，出西门外大街，到僧王祠留灵谢客，葬于津西小稍直口祖茔。当时灵柩从家里还没有起行，前头送殡的亲友已经到了僧王祠。因参加葬礼者过多，途为之塞，水泄不通，围城转的白牌电车不得不临时停驶。拥挤在道路两旁的人群和停驶的白牌电车中的人们，见到叔祖父的灵柩，多怀着崇敬的心情，纷纷自动脱帽致敬。
五、埋藏的风磨铜
我记得在我们西北城角老住宅里，埋藏着不知数目的“风磨铜”。这是一种含金的名贵金属，迄今还没被发掘出来。当年我叔姑奶奶(叔祖父的妹妹严淑琳)嫁给华家，后来因为“守节”，常年回到娘家来住。她有文化，是清末帮同叔祖父兴办教育的，我从4岁就参加以她为监学的蒙养园(设在西北城角文昌宫西我们家里)，她教我识字和做人，后来我听她谈过埋“风磨铜”这件事。她说在清朝咸丰年间，反清的太平天国军北伐打到天津附近时，曾祖父(仁波)把这些风磨铜装入酒坛，埋在地里。叔姑奶奶故后，我又听我姑妈也谈到过这件事，告诉我是埋在叔祖父老住宅前院，也就是从前我们家账房所在地那个院里。究竟是把它装入一个盛酒的坛子里，还是装了九个坛子，我没听清楚，所以我说是“不知数目的”。
60年代初，天津市文化局张映雪局长知道这件事，想把它刨出来，但是，没有想出适当挖掘办法，便搁置起来。现在我想科技发达了，希望国家能想办法把它及时刨出来，用之于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这也算是叔祖父故后的一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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