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
一、家世与童年(1860—1872)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祖籍浙江慈豁。清顺治年间，其七世祖应翘以经商北来，定居天津卫，卜宅于西北城角文昌宫以西，地名四棵树，宅后临倭瓜园。严氏前后十一代，凡三百年，均居于此。南开学校前身的敬业中学、天津女学嚆矢的严氏女学亦滥觞于此。由于据说他家的远祖是东汉严光，所以严修曾撰其门联云。“邻巷四棵树，家江七里滩”（严光垂钓处），横额“故园瓜好圹。
严修的父亲名克宽，字仁波，兼祧他的祖父道尊与本生祖父道亨。严修初名慎修，有兄名振修。后来其兄改名振，慎修则改名修。又因道尊字师范，严修遂字范孙。其兄则因祖父道亨字宇香，而字香孙。严修还别字梦扶，小字玉珪，据说是由于他降生前夕，其父梦见有人赠以玉杖的缘故。晚年别号偍屚生，典出《苟子·修身篇》：“难进曰偍，易忘日屚。”
严修的本生祖父宇香（1805——1872年），年青时帮别人经营盐业，到咸丰初年自己占有引地，行盐于顺天府（令河北省）之三河县。咸丰八年（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侵入天津，严氏全家避难于三河县的段家岭。三年后，就在这里生下了严修，时为清咸丰十年庚申三月十二日，即一八六○年四月二日。
严宇香禀性慷爽，有任侠之风，肯于急人之难，虽家境并非宽裕，赒恤亲友从无吝色。此一品格曾给幼年的严修以深刻的印象。
严修的父亲克宽少年时曾治举业，因应童试未中，遂弃儒专佐其父操持盐业。他自同治庚午（1870年）起即担任长芦纲总，先后共达十年。平日治事公正持平，不辞劳怨。地方每有兴举，必就商于他，并请他襄理其事。常设者如育婴堂、恤嫠社、施馍社、牛痘局、惜字社、备济社、灯牌公所，临时举办者如冬季粥厂、四乡放赈，还有书院值年等公益事务，可以说他是无役不从，而且无不黾勉从事。他承办赈务，往往先派人分往四乡调查贫苦人家户口与生活情况。严修兄弟有时也奉命同往，使能了解一些民间疾苦，因此严修十六、七岁时就曾跑遍天津西、北郊各村庄。祖父、父亲这种种言传身教，对青少年时代的严修无疑的会起到很大的影响。
严修三岁（1862年）时，祖母逝世，才从三河迁回天津。六岁，开始入塾，从查帖青读书，开蒙课本为《龙文鞭影》，因能属对为老师所称赏。七岁，从孙竹泉读。八岁从周玉山读，开始作试律。十岁，从沈季平读，读完了“四书”。十一岁从于筠庵读，开始习作小讲，每月三、八日作时文，逢六作律赋，皆能遵限当日交卷，很为其师所称许。从这一年起，直到十六岁，他跟着这位当时也是天津名诗人的宿儒良师学习了五年，从而获益非浅。十二岁时，其兄严振应县试，他请于其师，一定要随同入场一试，结果榜发被黜，使他感到：“一出铩羽还，始知谈何易！”（乙丑《杂忆儿时琐事》）
十三岁，应县、府试。
二、从庠序到翰苑（1873—1894）
同冶十二年（1873年），严修十四岁，应院试，被录取，入府学。次年，应岁试，取一等第七名。自光绪二年至七年（1876—1881年）间，他从举人张绅（子笏）学，曾用功读“四书”、《诗经》、《书经》、《礼记》、《左传》、《纲鉴》》与《朱子汇参》，并到辅仁书院按期应试各课，也间或应问津书院月课，所作课艺常名列前茅。
严修十八岁，应院试补廪膳生。是年，始识博通西学的陈奉周，与之游，深获讲贯之益。二十岁应乡试，未中。因侍父病，辍学。翌年，父谢世，重温旧业，攻读益勤。除读完“五经”外，兼读《国语》、《文选》、《绎史》等书，并旁及笔记与类书，始习算术。二十二岁时见到了当时任问津书院山长的张佩纶，甚受赏识，并由张引见于北洋大臣李鸿章。转年，中壬午科乡试举人。正考官徐桐对他的经艺卷大为击节称赏。
光绪九年（1883年），严修二十四岁，得中会试，改庶吉士。清制，庶吉士经馆选后，三年考试散馆，按优次等第，留为编修、检讨等职。严修为了准备考试留馆课，曾谒见张之洞与张佩纶请益。张佩纶对他说：“学人之精力，两事困之：一为经学，钩稽繁引，累世莫殚，虽通经实不足以致用；二为词章”。又说“宜古宜今，有体有用，莫如读史。”这些话后来对严修的治学旨趣与学习态度都起到一定的影响。从此，他较多地致力于《史记》、《汉书》、《通鉴》，也兼及《说文》、《尔雅》。虽说所习多为准备留馆考试之用，但已转向于以实用为主，拿出了较大的精力来学习《勾股举隅》、《勿藿算书》、《数理精蕴》、《地球新录》、《天文启蒙》、《格致入门》等数理化书籍及《伤寒明理论》、《医学源流》等医书，并演算勾股开方及炮操算法，所涉猎的四部群书也多系有裨世用的，如《梦溪笔谈》、《齐民要术》、《国朝先正事略》、《圣武记》等。
严修二十五岁那年年底，赴三河借居盐店读书。这时，他是满怀经世致用的信心与抱负的，临行前有《口占留别陈奉周》一诗明志：“世事艰难少不更，悔从纨袴度生平。晏安况味真无赖，剽窃工夫浪得名。知耻方能成大器，有才便不畏虚声。男儿胆气须磨练，要向风波险处行！”
他留三河一年，除刻苦攻读外，还两游盘山，并探访当地文物掌故，风土民情，写下了好多首反映乡村旧腊新正景象、官场客套、民间淳俗等富有生活情趣的诗篇，和记述诸如铜作制器、涂树避蠹、马戏表演之类闻见琐事的日记。他并没有一头扎进故纸堆中，而是肯于接触下层社会，开拓自己视野，这同他后来的关心世运、讲求实际的思想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严修回到北京，四月散馆，授编修，冬，补国史馆协修，光绪十四年四月与十五年四月，两次考试差。十五年二月光绪亲政，严修于十一月膺选充任会典馆详校官。翌年，充直隶省乡试试卷磨勘官。光绪十七年及十九年又两次考试差。光绪二十年大考二等，考试差。光绪帝曾先后召见三次。八月，授贵州学政，时严修三十五岁，正值甲午中日战争之年。
严修在京供职的八、九年中，由于有了更加充分的时间可以利用，他得以博览群书，以充盈腹笥，开拓眼界。除重温“四书”、“五经”、“四史”、“宋五子书”外，还阅读了一些文集、笔记、政书、奏议，演作过几何图，行星、四时、日月蚀图，十二官及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图，以及车舆、考工记各器图。他常年坚持临帖、写白折，后来还学绘画。平素爱好观剧，还读《瑟谱》，研音律，喜好吹箫。对鉴赏文物字画，也很有兴趣。
他平日特别注意个人道德修养，在日记中常有自讼自责之语，严于律己，对败德逾矩之事，往往提到“人禽关，生死门”的高度，来“懔之戒之”。
这十几年的科场甘苦、宦海浮沉，使严修在思想上有了深刻的感受与体会。“十年宦味语长安”，归结到两句话，就是“苞苴事业污人易，袍笏文章问世难。”（1893年《冬日还京途中作》）夤缘奔竞，货贿公行，吏治腐败，同流合污，而官样文章、制艺文字又无裨于世用。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严修这一有心人的深思。他探索所以致此之由，已开始觉察到当时科举制度与官僚政治的漏罅与积弊。这在他光绪十五年（1889年）《复姜少云》函中说得甚为透剔：“读书应试，但蕲科第；迨其通籍，便望迁除。”读书全为猎官，而居官又随波逐流，尸位素餐，“传舍之徙，既弊其神明，轇轕之例，又夺其夙习”。“堂司之权掌于吏胥，牧令之命持于门印，幸而无事，则循良上荐……治不自知之事，居不自主之官，名利两丰，何惮而不为耶?推之衡何莫不然?”这是他时常忧虑的，因而立下为国家作育人，以补偏救弊，力挽末流之失的志愿。他就是这样抱着“冀无渝夫初志，庶少答夫圣恩”的心愿（《到黔报接印日期折》），踏上黔轺五千里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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