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严修在天津创办幼儿教育的回忆 　　我是先祖父严修长子严智崇的二女儿，从小在祖父创办的女学上学，以后终身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关于天津早期幼儿教育，现在了解情况的人多已谢世，我亦年逾八旬，应该把自己知道的有关情况写出来，为我国幼儿教育史提供一些早期的资料。这篇回忆的写成，蒙现已年过九十的韩咏华先生提供了许多资料，她的记忆力很强，实在难得。因事隔七十多年，难免有舛错之处，尚希知情者予以补正。 　　在我国封建时代，谈不上什么幼儿启蒙教育。有条件的人家，儿童从三、四岁就开始背诵“四书”，“五经”，准备应试，走科举之路，无条件的不过念念《三字经》，《百家姓》而已，女孩子更得不到读书的机会。清末受日本维新思想的影响，各地兴办新式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奏定学堂章程，在其中的蒙养院章程中最早提出了实行幼儿教育，特别指出“保育教导儿童，专在发育其身体，渐启其心知，使之远于浇薄之恶风，习于善良之轨范”为教育要旨。同一章程中还规定蒙养院设在育婴堂和敬节堂内，没有专门的师资培训机构，由“节妇”负责照顾儿童，选一识字妇女对儿童宣讲官编的教科书。一九O三至一九O四年间，全国首创蒙养院的有湖南、武昌、上海等地，然而培养蒙养院师资的学校却极少。 　　我的祖父严修世居天津，曾任清朝翰林院编修、学部侍郎 等职。一八九七年鉴于清廷日益腐败，帝国主义相继入侵，他曾上书清廷，主张改革科举，开设经济特科(指西方数理化等实科)，未准，乃辞官回籍，专心办学。从清末到民初，他除去创办或赞助如南开学校和其它男子中小学外，尤为重视女子教育和幼儿教育。一九O二年，祖父在自己家里创办严氏女塾。一九O五年，创办严氏女子小学，并设保姆讲习所和蒙养院，地点均在严氏家内，为此祖父专门划出一部分房院加以改建，以供办学使用。现就我的记忆分述如下： 　　一、严氏女塾及女学 　　严氏女塾的创办，在天津是开风气之先，对妇女走入社会独立生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入学的学生，主要是严氏家属，如祖父的女儿、侄女、儿媳、侄媳等，还有亲戚朋友的家属。年龄最大的二十岁，一般十几岁，最小的十岁。 　　女塾学习的课程除国文、英文、日文、算术等之外，还有劳动课，如洗衣，缝纫，纺纱、织布以及织手巾等。此外还教学生用旧音节记法(工尺上四合)唱歌。记得当时祖父提倡女子放足，自编一首《放足歌》教给学生。 　　祖父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后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原因之一是学习了西方的科学和教育制度，要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就应师法日本。创办女塾前，祖父曾远涉重洋，详细考察了日本教育制度，接触了许多日本教育界人士，并先后请了日本教师多人来华，一面在敬业学堂(南开中学的前身)教课，一面担任女塾课程。其它女塾的教员由敬业学堂的学生担任，其中有两位是我的叔父。 　　严氏女塾后来扩大改为严氏女子小学，分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两部分，长期没有设立中学，只有一九一九年的毕业生向祖父要求，才为她们办了唯一的一届中学 (1919— 1923年)。 　　二、保姆讲习所 保姆讲习所(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师范学校)建于一九O五年。除原有女塾学生外，又招收了一些新生。根据学生不同文化程度，分成两个组。在兴办幼儿教育的最初阶段，祖父几乎是全面照搬日本经验，并从日本邀聘教师大野铃子到保姆讲习所任教。 　　大野教的课程有保育法，音乐、弹琴，体操，游戏，手工等，尤以弹琴为主。大野不会中文，由学生中日文程度较好的学生严智蠲(祖父长女)当翻译。其它英文、算术、生理、化学等课程，则由张伯苓及南开学堂的其他老师执教。到一九 O八年大野回国，保姆讲习所停办时，三年共培养出学员二十余人。全体学员经过考试，每人发给一张文凭，并举行毕业典礼。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学员有；张祝春(张伯苓之妹马千里的夫人)、刘清扬、严智蠲、严智娴(祖父之女)、严淑仪、严淑瑜(祖父堂妹)、严智园(祖父侄女)、刘霭如 (祖父侄媳)、韩升华(傅佩春夫人)、韩咏华(梅贻琦夫人)、王敏、徐本敬、李应兰、林澄、王素愿、安同君、华纵宪、华纵拂、郭静容、刘汝明等。 　　保姆讲习所毕业的学员除一部分未参加工作外，其余的分别在严氏蒙养院，天津河北蒙养院、京师第一蒙养院、私立朝阳观蒙养院及严氏女学，官立第二小学、官立第五小学任教。在当时中国缺少幼儿教育师资的情况下，这批学员的培养，对于京津幼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她们是我国第一批幼教工作者。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