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严修旧事数则 　　 　　　　　　　　　　　　　　　　　　　祖父与袁世凯 　　五十年代后期，当周恩来总理亲嘱仁曾大哥着手编写祖父《年谱》之际，曾明确交代：在《年谱》中，必须弄清祖父同袁世凯政治上的关系，因为这是评价祖父一生功过的重要问题之一。 　　袁世凯向慈禧告密，出卖光绪和康、梁，导致戊戌政变失败，光绪被禁，康、梁逃亡，六君子就义，袁氏此举，行踪异常诡密，当时并未暴露其奸诈阴险的本色。 　　祖父是变法维新的热情支持者。曾认为：“欲强中国，必须变法维新。”主张中国应效法日本之明治维新，借以强国裕民，免遭外侮，建立如英、日等国“虚君立宪之制。”这些主张，与梁、康不谋而合。在祖父贵州学政任内期满北返途中，曾与梁启超、康广仁同轮，得深谈，十分投契。北返后，在京晤康有为，畅叙甚久。祖父深佩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傥论，曾谓：“康长素真卓论也。”(见1897年日记)由于祖父因《经济特科》事开罪于宫廷顽固派，愤而于戊戌4月辞官返津，因而政变中未遭牵连。然而，其初衷则并未改变。 　　祖父初识袁世凯，是在他辞官返津之后，袁氏在小站练兵之时，曾深佩其才及其强兵御侮之志。同时，袁氏亦主倡新学，于是引为知己。迨至清末，二人同朝为官，乃加深友谊。但是，在政治品质和个人品德上，二人则大相径庭。 　　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病死，溥仪登基，袁世凯失势，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其军机大臣和外务部尚书职务，悄然离京。当时多数人，包括袁的亲信，均避之唯恐不及，送行者寥寥数人。祖父则不避嫌讳，不畏牵连，甘冒重大政治风险，到车站为袁世凯送行。除祖父外，尚有杨度(晰子)其人。杨度晚年在周恩来等人指引帮助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为祖父所不及。然而，在袁氏称帝之前，杨度则是拥袁称帝的“筹安会”中核心人物之一，是个十足的保皇派。而祖父当时则极力反对袁氏称帝。闻袁阴谋称帝，曾责其心口不一；“若行兹事，则信誓为妄语，节义为虚言。公虽欲为亡，而各派人士恐相率解体矣。”迨“筹安会”事起，更专程赴京，当面规劝，晓之以义，动之以情，冀其幡然悔悟，回心转意。不料竟遭到袁氏的奚落和愚弄。在《自订年谱》乙卯(1915年)条也有如下记载：“八月，筹安会起，入都争之，不得，遂绝迹于北海。”忿激之情，溢于言表。 在蔡东藩、许廑父合著《民国通史演义》一书中，对这段插曲曾做过以下描绘：“闻帝制议兴，不禁私叹道‘我不料总统为人，竟尔如此。近来种种举动，令我越看越绝望了。’及筹安会发生，谒袁力阻，情词恳挚，几乎声泪俱下。老袁亦为动容，随即答道：‘究竟你是老朋友，他们实在胡闹。你去拟一道命令，明日即将他们解散便了。’严修唯唯即退。次日持稿请见，为总统府中司阍所阻。严修谓‘与总统有约，今日会谈。’阍人大声道，‘今晨奉总统命，无论何人，概不传见。请明日进谒罢。’严修恍然大悟，即日乞假去了。”《民国通史演义》虽属小说，但蔡、许二氏所著历史小说，向称严肃，以上所引，涉及近代人物，细节或未尽符史实，唯关于严、袁两人在帝制问题上之态度径庭及终于决裂的基本过程则应有据，可为参证。 祖父的慈与严 　　我父早逝，遗下三男四女，均未成年，最幼仅两岁。我父是祖父的长子，最受锺爱信任，祖父老年骤丧爱子，悲恸逾恒。他把爱子之情倾注于寡媳及其失怙的儿女身上，备加怜悯，多方照顾，以慈母的情怀，把抚养教育七个孙男孙女的责任直接担当起来。 　　当时母亲只靠父亲生前保寿险所得偿金，每月领取30元利息，维持八口生计，十分拮据。祖父不时给以小量接济。实际上，祖父手头并不宽裕。他每月从帐房领取区区数十元的生活费，不足他购买书籍和文房四宝之需，还要靠给人书写对联，每副收润笔二元补足之，所以，我们是靠祖父的爱抚和培育一年年成长起来的。因而，自幼就感受到祖父不同寻常的慈母般的爱。对于他，我们也怀有真挚的和深厚的敬和爱。 　　对于孙辈，祖父从不溺爱，而是以自身行动为榜样，高标准地“严”以“范孙”。他虽曾溷迹政界，但能一尘不染，廉洁自守，两袖清风。在贵州学政任内，因捐廉助学，以至宦囊空空，几至无法任满还乡。1906——1910年在学部任内，因捐资兴学和协助社会教育事业，又负债22000余两及银元18000余元。自责：“甚矣余之侈也。今后极宜思节俭之法，以助弥补。”(见1910年日记)祖父在就任学部职务之初，即大力整顿官风官纪，严禁行贿纳贿，京外馈送，一概谢绝。 　　记得有一次，他率家人去北宁公园游览，主持人事先闻讯，早已敞开大门，在门外恭候迎迓。但祖父到后，却先去售票处为全家人购齐门票，方才率众徐徐入门。此虽小节，但足见他不肯依仗享有的社会地位捞取特殊权益的品德。所有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奉为学习榜样，终生受益。 　　祖父不仅要求我们成为高尚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而且希望我们每人都能学有一技之长，成为德智兼优、体魄健全、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全面发展的人，这也正是他30年办学的基本方针。 　　他为我们延师教授武术；聘名师杨芝华等授昆曲和教我们每人至少掌握一种民族乐器的演奏技术，组成乐队，不时操练。在一次节日之夜，祖父曾命我们到估衣街等繁华地带的街头，为民众演奏打击乐《十番》和丝竹乐，他请刘棣怀、吴清源昆仲指点我们学围棋；延聘名画家刘子久指点国画基本功。他自己也时常亲临参加这些活动，此外还要求我们每周练习大字和写一篇信稿，亲自批阅圈点，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我们获得全面培养，我们咸受其益。 　　迨至暮年，祖父身体越来越虚弱，诸病缠身。每逢周末，则时常召孙男孙女到他的客厅(接连饭厅)集合欢聚，或是对弈下棋，或是共赏留声机放京剧或西洋音乐或“洋人大笑”等类唱片，或做“捉曹操”游戏，或吹箫弄笛，或掷“升官图”，或是听孙辈拉唱，或是一展歌喉唱几段不很搭调的“陈德霖”唱段，而自得其乐，并借以转移他遭受肿瘤病痛折磨的注意力。每次都由祖父自认“大头”，买些天津萝卜和崩豆作为慰劳。 　　祖父也支持我们自发地搞一些课余活动。例如，仁颖弟和我曾自撰自编自印一个小刊物《乐群》，祖父热情指导，亲自为文章评定优劣。可惜仅出几期，便因稿源不继而停刊。另外，仁远、仁颖和我还曾自编一出警世滑稽剧，在“旧罩棚”大厅演出。全家老幼都成为观众，笑料百出。祖父高兴地参加，多次捧腹。 　　祖父也注意对我们进行时事教育。为了使我们认识大规模内战造成的深重苦难，曾组织我们在一次战后到韩柳墅凭吊弃尸荒野的惨景。 　　以上种种活动，几乎全都由祖父亲自操持，根据他的意旨行事，因而往往不能根据每人的秉性、天赋、爱好有所选择，有所侧重，而往往是强求一律。因此在培养课余爱好方面，就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和个人特长了。 　　祖父一向不苟言笑，态度严肃，孙辈们既敬之，又畏之，以致使十分充实和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显得缺乏活跃气氛。即使在“周末晚会”这种生动活泼的场合，大家也还是比较拘谨，不敢放浪形骸，从而使之严肃有余，活泼不足。记得有一次周末在祖父客厅开“晚会”，仁菊二姐饭后匆匆赶来，一屁股便坐在门口小凳上。由于她是饱食后急速赶来的，打起噎嗝，引起哄笑。二姐十分紧张，竭力想把噎嗝压下去，反而越发不能制止。祖父此时故意讲几句轻责的话，这一招可真灵，一下子噎嗝便止住，但二姐也被吓得哭了起来。其实，祖父虽态度严肃，但从无疾言厉色或大声训责人，对仆人也如此。即使十分气恼，也只面带愠色，默默不语而已。但不知为了什么，全家长幼上下竟都这样怕他。 　　祖父生怕我们受到社会上坏风气的侵蚀感染，因此为我们安排的各项文体活动，几乎都是在与社会隔绝的高墙深院中进行的。因而我们便不能获得多接触社会、多接触民众的机会。每日清早，上学前我们依齿排队到祖父书房道别，说一声“爷爷，我走了。”下学以后，须先到祖父书房“报到”，说一声“爷爷，我回来了。”才能回自己房去。 　　在祖父这种严格要求和长期亲承教诲和薰陶之下，形成的性格和品质，往往是：具有爱国心和上进心，循规蹈矩，耿直坦诚，工作认真负责，生活检点朴素，不沾染社会恶习。但是与此同时，则又表现为言行拘谨，工作不够大胆；守成有余，而开拓精神不足；不善于应付错综复繁的社会环境，不擅于“处世”之道。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