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严修旧事数则 　　　　　　　　　　　　　　　　　　　 一代爱国者 　　激于爱国热忱，抱有救国之志，坚信改革教育即可以救亡图存，祖父从本世纪开始，连续10年之久，亲自进行教育制度改革的具体实践。先从家庭入手，推及天津全市，再从天津推及直隶全省，进一步推及全国。到清末，科举既废，新的资产阶级式的教育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从此揭开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的一页。 　　民国建制后，祖父的爱国之心和救国之志未衰，教育救国的信念亦未动摇。但其时，因学校教育制度的改革基本完成，祖父乃继续以饱满的热情和执著的改革精神，投身于移风易俗和推动社会教育的新的一轮斗争中。 　　他反对封建迷信，反对星卜卦算，反对烟赌，反对歧视妇女，反对嫖妓宿娼，反对婚丧寿庆大操大办，反对奢侈浪费，反对妇女缠足和其他一切封建陋习，特别注意到赌博和吸烟为害之烈。曾经慨叹：“吾国近十年间，风俗习染之骤，有至可惊至可惧者三，即麻雀牌、彩票和纸烟。”惟纸烟一项，使人靡然成风而不以为怪，需要大声疾呼，方能逐渐加以戒除。” 　　为使妇女求得解放，早年即曾编了有名的《放足歌》。这首歌曾在社会上传诵，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同时也表现了他对缠足妇女的深切同情，即使今日读来，仍有极大的感染力’。例如，其中：“五龄女子吞声哭，哭向床前问慈母；母亲爱儿自孩提，为何缚儿如缚鸡?”“儿足骨折儿心碎，昼不能行夜不寐”，“少小学生向母提，儿后不娶缠足妻”；“缠足女子何太愚，书不能读字不识，困守闺门难动移”诸句，均足动人心弦。 对于以上这些移风易俗，改革社会风气的主张，他都身体力行，并走在一般人前头。 　　祖父大力支持林墨青主办的诸如“广智馆”。“社会教育办事处”、“宣讲所”等社会教育事业。他提倡文字改革，以利于普及教育，在家人中首先推行注音字母，无论长幼，人人必须学会，并能应用。他提倡国货，抵制洋货，支持宋则久兴办“国货售品所”，以振兴民族实业，次子智怡留日习化工，回国后开办“天津造胰公司”，家人无分长幼，人人入股支持。 　　祖父热心参加旧剧的改革，认为“剧本加以改良，其功不下教育”。实际上，戏剧改革也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帮助韩补庵为奎德社(女剧社)编写新剧，去其糟粕，注入针砭时弊及爱国主义内容，并为妇女受歧视深鸣不平。每逢演出，祖父总要动员我母、诸婶甚至女仆前去观剧，感人泪下，场内不时发出广片哭泣声。他又曾组观剧团去京参加“志德社”排演《恩怨缘》、《一缕麻》等新戏。祖父也热心新剧(话剧)的创立，亲自参予编写剧本，出任导演，对为《一元钱》、《一念差》等剧命名诸种活动，都抱有极大热忱，并参加南开学校排演新剧《仇大娘》。 　　所有以上这一切的见解和社会实践，即使今天，也还未失去其全部生命力，令人仍有现实感。但是有人却认为，祖父早期搞的学制改革“完全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而后期的重视社会教育、支持林墨青兴办各项社会教育事业，“用心则在复古”。这种说法，不能不认为是不顾事实的主观臆断。 　　从1918——1928年这10年，祖父在学校教育事业的兴办和人才的培养各方面，仍抱有热忱。如对创办南开大学资助周恩来、李福景出国深造，以及南开女中、南开小学的建立，都曾殚精竭虑。为筹集南开学校基金，也曾多方奔走，取得成效。 　　但是民国的建立，并未能改变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政治的腐败日甚一日。在这种政治局面下，学校教育与社会改革事业不能不受到严重挫折。祖父的爱国激情和改革社会的积极性不能不受到影响，不能不对国家命运和前途抱有殷忧，从而产生消极与悲观情绪。 　　迨至二十年代，此种局面愈演愈烈。内战频仍，连绵不断，国家四分五裂。政治腐败，贪污遍地，道德沦丧。教育经费屡被挪用，拖欠学校经费可长达数月以至半载以上，教师生活无以为继。目睹此情此景，祖父的消极悲观情绪更趋严重。到二十年代中期，他开始省悟到，政治上不进行彻底改造，仅靠教育的改革和推广，并不能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于是，对自己多年来倡导的教育改革和30年从事的改革实践，究竟于国于民是功是过，也产生了怀疑，竟至哀叹“吾生功过难分明”了。 　　进入他生命最后阶段，更陷入极度苦闷与失望之中而不能自遣，滋生怀旧念故的思绪，于1927年8月，与少数遗老遗少创办“崇化学会”，招收学员，由章钰(式之)讲授义理、训诂、掌故三门。许多有识之士，对于祖父一生最终阶段的这一明显的倒退，深感惋惜。有人认为，祖父不是到垂暮之年才萌发思故怀旧之情，而是自辛亥到他临终，始终对清室十分眷念。这种说法，从祖父30年间的行动来看，并不能找到证明。例如，从民元开始，他就已响应号召，改用阳历，废除跪拜礼，使用民国纪年，且于清末即已剪辫。这同货真价实的遗老华世奎形成尖锐的对比。从1919年他复张一麟一信中也可看出，此时他早已认识到“二十世纪帝制决难存在，岂犹恋恋于君主而自处于殷顽?”此后，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又遭到祖父的坚决反对。迨至溥仪被逐出宫，藏身天津“张园”后，祖父始终拒绝与之谋面，而且能洞察到“日人居心叵测，逊帝一入牢笼，终难摆脱，日后必有意外演变”。 　　甲午战败之后，国家处于危急之秋，引起祖父忧国忧民之思，并筹思救国图存之道。当时，他把救国图存寄托希望于变法维新和他主张的教育制度的改革，因而能振奋精神，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学制改革、兴办新式教育和改良社会风尚。 　　但30年后，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家再次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祖父再次萌发深重的忧国忧民的情绪。但是同30年前忧国忧民显然不同之处则是，这一次他已经看不到国家的前途，认识到自己从事的半生事业，并不能救亡图存，因而由极度失望陷入完全绝望。感到回天乏术，前途渺茫。在绝望之余，乃图逃避现实，韬晦隐退，以诗文消磨时日，排遣积郁，甚至参加复旧活动。但是，即使在这种绝望的思想状况下，祖父仍然每日读报，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在祖父逝世后，各界人士致送的千百副挽联中，有一副的下联写的是“虽退隐身闲，未尝一日忘国事”(大意)。这是对祖父的正确评价。 　　祖父逝世的次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长篇社论，悼念祖父去世，赞誉他是‘一代完人”。世上本无“完人”，祖父自然也非“完人”。不过，如果称他为“一代爱国者”，我想他是当之无愧的。 　　祖父逝世后2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铲除贪官污吏，建立真正为国为民的政权。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教育事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飞跃前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社会风气大为改观。祖父冥冥有知，当可含笑于九泉矣！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