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隆绸布店与“庆修堂孙”的兴衰始末
(四)发“礼券”财：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前，元隆已进入“黄金时代”，在当时的法租界四号路(现滨江道)设立分店，在英租界小白楼设有售货处，营业额日达八千元。其所以能这样发展，除有以上发财诀窍外，还自一九一九年开始发行一种吸收无息存款的所谓“红帖”，等于变相发行钞票。在红纸上写明某种衣料一件，下盖元隆号章，凭帖到店取货。此种“红帖”现卖现开，颇有销路。以后又改成铅印，附有五彩图案，名为“礼券”。为争取多销，又在礼券背面加印数格，主顾只要按券面价格付款开出，购货时零买整买均可。这样一来，不仅吸收了很多预付货款，充实了资金，而“礼券”如有遗失损毁，不能挂失，预收的贷款便由元隆吞没。
(五)发剥削财：从孙烺轩、胡树屏一直延续到继任的各经理人，对职工始终耍弄一套骗人把戏，他们仿牧师宣教办法，天天对职工喊“号内赚钱，肉肥汤也肥”，可是，职工们在饱尝他们的剥削后，愤然说：“肉肥汤掺水”。事实确是如此。元隆利润分配共分十七股，孙、胡两东家占去八股，四个经理占去五股，浮股头目占去三股，总计这少数人占去十六股，剩下一股分给职工。这种分法的不合理，姑且不谈，单说年底盘货，根本就没个定规。有时用三厘大秤压低盘货数，有时把十块钱一匹的“大五福”打成两扣，有时把七、八角一尺的罗纺也竟盘个毛八，七的，做大了厚成，剥削了职工。总之，号内赚多少钱，只有东家、经理明白，职工一概不准过问。可是．每当年终打馈送(赠送职工的一滴余沥)时，还要举行大典，设下香案，排列成队，听候点呼，每赠一人，经理总要说：“天赐福利，财源辐辏”，受赠人必须长揖一拜，口称“谢！谢！”。就在这样情况下，元隆东家们脑满肠肥，而职工们却是仅能糊口。
三、狡黠的竞争手法
元隆开业后，就遇到敦庆隆、谦祥益、瑞蚨祥、瑞林祥以及后起之秀华竹绸布店等劲敌与它栉比为邻，互相倾轧，都想扼死对方，发展自己。所以在经营作风上和竞争方法上各有巧妙不同，单就元隆说，就曾采用过以下方法：
(一)认钱不认人：敦庆隆东家纪卫瞻 (我大哥岳父家)，他看到当时市面上棉纱庄获利优厚，也开设了个锦隆棉纱庄。但由于本小利薄，经营不善，不几年就亏累垮台，负债三万元。锦隆与敦庆隆是联号，外债不清，如债权人逼索，势必牵连敦庆隆声誉。纪决定求援于亲家孙仲凯，以便保住敦庆隆。可是，孙仲凯认钱不认人，纪卫瞻只好以北门东自有房契作抵向孙借款，这样一来，无异是敦庆隆向元隆认了输。不久，敦庆隆的生意更伤了元气，纪卫瞻被迫卖房，然而把房卖给他人又难得善价，寻思再三，只得覥颜再求孙家“杜绝留买”
(即由接受以房契作押的孙家把房买下)，这就更中了孙仲凯的下怀，因为他早想买纪家的房子。经过几番磋商，孙仲凯还装作勉为其难的样子，以借款数作为购价立了契，申请登记过户。正当此时，天津市市长萧振瀛大办皇会(抬天后宫娘娘像出巡)，北马路恰是冲要干线，很多富商大贾、
中外富绅，都麇集于此观光。孙仲凯认为这又是打击敦隆庆、抬高元隆的好机会。便把新买房前脸所有敦隆庆的宣传广告全部摘下，换上元隆崭新招牌。纪卫瞻不甘心如此受欺压，认为房虽卖出，但过户手续尚未办完。于是，又派人把元隆招牌揭下。两方“短兵相接”，以至动武，最后经双方商谈，决定两家都不贴广告，一场风波暂告平息。可是，当孙家取得正式房契后，随即给敦庆隆一个极大难堪，巧妙地在新买的纪家的房子临街整面墙上贴出招租广告，把“招租”二字写得很小，
把“请到元隆接洽”六字写得特别大，意思是说，敦庆隆的房子已卖给元隆，欲租者请找它的新主人，借此奚落敦庆隆。
(二)巧妙宣传：元隆的宣传术，比别家高一筹。 天津《益世报》重要版面常被元隆包下， “天津元隆号，货全价公道”十个大字横贯全版。从天津到北京铁路沿线各站全涂有元隆广告。一出北京东站，最冲要的正阳门东西两面也全被元隆广告占据。元隆知道各大戏院是人群汇集的地方，便不惜重资对戏院赠送绣花“守旧”
(戏台使用的幔帐、桌围、椅靠等)，图案花样是元隆的广告。每届春夏两季，元隆的三个门市部照例搞两次“大减价”、“大甩卖”。每次“减价”之外，还要兼施赠扇子、肥皂等小惠。如买大衣，另赠刷子。每逢旧历年关，专制一种随货赠送的红绫小灯笼，绘有“恭贺新禧”金字，题“元隆号敬赠”字样，颇为儿童们所喜爱。因此，许多顾客为了得盏小灯笼，都去元隆买布匹，从而扩大了年关的营业额。
(三)专用商标：元隆在其经营的色布中，专备一种印有“园龙”商标的所谓“本牌”色布。这种布的底子布较好，由德元成染厂专门用人工缸染加工，颜色真，不拉长，耐穿用，深受城乡劳动人民欢迎，但售价却高出一般色布甚多。
(四)招待分等级： 元隆大门外经常站着一个招待员，殷勤接待顾客。进了店门，迎面挂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两块招牌。第一柜是棉布，在这里买货的都是一般顾客，采用一般招待办法，不过“请坐”、
“喝茶”。再向里走，就是另一个情况，玻璃柜橱，呢绒绸缎，琳啷满目。这里的照料员的眼光特别犀利，顾客一到，便能测知其购买力大小。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招待等级，有的沏好茶，敬“炮台”
(英国烟)，有的给“大前门”，最次也是“红锡包”。真是大量购货者，还可能飨以精细糕点或挽留用餐。
(五)特殊手段：元隆为作有钱人家的生意，专门培养一批“走街”。他们熟悉富商、巨贾、官僚、政客、军阀、寓公的家底：谁家分几支，每支有多少房头，几位小姐，几个少爷，家庭主要人员的生日，小孩的满月，以及婚、丧、嫁、娶都了如指掌，准时送货上门。元隆为了兜揽这些大户生意，一是立“摺子”，三节算帐，二是适应季节送上货样。据估计，当时立“摺子”的大户约有一千二百多户，这些大户的婚丧喜庆大事，所需布匹绸缎，大多由元隆包揽。元隆对这些大公馆的帐房也都加意应酬，用年节送礼、买货抹零、来号时留饭等办法进行贿赂，以便从内部给予照应。对大公馆的看门人、佣人也要年节送使费，遇有大宗生意时，另给回佣。
(六)扩大经营：一九二七年以后，元隆进入极盛时期，在绸布之外，又增添百货柜，举凡毯子、袜子、绒衣、汗衫以至日常生活用品等等，无不俱备。为了多做生意，将妇女旗袍沿边用的各色斜软缎以及裱字画用的绫绻开另出售，这便招来了更多的主顾。那时，天津富有人家男婚女嫁，不用元隆的东西就不够“排场”。
(七)弄虚作假： 元隆经营初期，在日本大阪设有驻庄， 日货恒占进货额70％。“五四”运动后，国人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元隆不但不积极参与，反而乘势投机，将日货藏起不卖，或把日本牌号改成西洋牌号，有时则把日本白布染成各种色布，混淆国人视线，藉保本身利润。一九二九年，
日本帝国主义阻挠北伐，造成济南惨案，全国抵制日货声浪又起，元隆即乘机钻空子，打出“提倡国货”的招牌，宣传“做丝绸大褂不要工钱”，并为此独出心裁地在门前建起一座高一丈三尺的寒暑表大模型，把销售大褂的件数做为度数，每天按数填升。其实那些丝绸都是滞销品，长期积压了资金，这一来，既做了宣传，又做了生意，赚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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