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隆绸布店与“庆修堂孙”的兴衰始末　　　　　　　　　　 　　 　　四、结上压下，两套手法 　　元降在解放前，几经改朝换代，但总能保持平静无事，原因得力于对外能勾结拉拢，对内善于统治职工。 　　(一)勾结官府：在清朝包做军活，有各大军头撑腰。进入民国后，孙烺轩和胡树屏又结识下不少新权贵。我家与直隶省警察厅长杨以德结为亲戚，依仗杨的势力，气焰嚣张。如天津刚有无线电广播时，元隆首先在门前装上扩音器，从早到晚广播，吸引无数听众，拥挤不堪。左近瑞蚨祥感到干扰营业，报请警局制上，可是警察厅长不仅不制止，反而亲临现场代元隆维持秩序，瑞蚨祥只好忍气吞声。 　　孙烺轩、胡树屏死后，对外联络由孙仲凯接替。他为了拉拢应酬各界，不惜一掷千金，把妓院桂花班作为交际大本营，又在英租界达文里设有小公馆，请客宴会，酒食争逐，连法领事馆人员都是他的座上客。因此，遇到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在日本占领期间，天津用煤紧张，元隆竟能通过私人偷买了北宁铁路局的用煤。孙仲凯与北京伪税署张少姜、天津伪税务局长范兴伯拉上关系，凡纳税查帐都对元隆有特殊关照。有一次，伪税署派员到津查几家帐目，别家都是诚惶诚恐，独元隆泰然自若，提出几本帐，略事应付，即告完事。 　　(二)统治职工：元隆从来没有成文的店规制度，却有一套巧妙统治手法，大致可分为驾驭和监督两个方面。在孙烺轩、胡树屏共同管理时，孙充好人，胡当坏人，采用两面手法驾驭职工。孙烺轩死后，胡树屏请了两个领东经理李子滨与王子坡。这两个人很会演双簧，李当前睑，王当后脸，挖尽心思欺骗、统治职工。李子滨一向主张“职工管得顺不顺，关系到买卖好不好。”当职工们被李子滨骂一顿或职工对他的欺压有所反抗时，王子坡就出头转圜，一面假惺惺地指责李子滨不对，一面散布“找个事不容易，携家带口吃饭要紧”，用以威胁职工，俯首贴耳。对年老多病的职工则从不多费唇舌，借口解雇就是。 　　元隆的资本家用严酷的考勤手段统治职工。每天朦朦亮，头目人就吆喝着“叫起儿”，老少职工统统起床。在绸布业中，以元隆开门最早，因估衣街一带早市很盛，元隆要作这水买卖，就让职工牺牲休息时间。特别是学徒工更得早起，整天不许坐下，直到顾客散尽才能休息。他们唯一偷休办法，就是到厕所蹲一会儿。可是马少臣当领东经理时，连这点偷闲都不许，他警告说：“我是门里出身，眼里揉不进沙子。”他有时直接去厕所抓人，有时故意在厕所外面咳嗽，把人赶走。另外，元隆规定除学徒外，职工每人每月有四十八小时公假，超过公假即算请假。请假要写请假单，经头目人核批，登入考勤簿。业务忙时，中午请一小时假按两小时计算，中午以前较闲，就一顶一，夜间则一小时算半小时。凡超过公假，不论病假、事假均要按时扣工资，故职工们只好小病不休，大病挺着干。业务上的监督更为严厉，顾客进了门，就不能叫他空着手走；如发现这种情况，售货员即须检查原因。售货员卖货，哪怕是一寸布，也得经头目人验货、核单、盖章放行。 　　五、分崩离析的结局 　　元隆底子厚、牌子老，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营业始终未衰。但“七七”事变后，日寇占了天津，便逐步走向下坡，原因是时局不稳，币值日荒，工商凋敝，物品卖出易，买进难，眼见库存量日减，买卖不大好作。元隆为策安全，便大买不动产，在上海买妥丰盛里、瑞华坊、花园村三大片房产。在津买了永安饭店(今新闻图片社址)、恒和西里和吉祥里全部房产，共花一百五十余万元(伪联币)，这对营业资金周转不无影响。更重要的是在太平洋战争后，日寇几次“强化治安”，对棉布业的统治更加残暴，天津各大纱厂产销几乎全被控制，敌伪棉布组合加强掠夺和统制，纱厂停工，货源中断。朝限价、夕查货，库存大减，物价暴涨。孙、胡两家见此情形，也都大伸其手，竞相从元隆赊货，其结果更促使元隆变成一个空壳。过去货资充沛时，元隆的货架布匹都是竖摆，此时为勉强装璜门面，多占面积，只好横摆。原来的绸缎，每简 (卷在圆筒上)非常厚实，此时仅在筒外面附上一层外皮，特别是到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发行金圆券后，连这层薄皮都被抢购一空。业务一落千丈，有坐吃山空之虞，不得不把职工由三百多人减少到八十来人，依靠银钱业贷款苦撑局面。三个门市部只剩下估衣街一个门市部，苟延残喘维持到天津解放。 　　“庆修堂孙”的结局也酷似元隆。孙熄轩在世时，虽发了大财，持家还很严谨，他始终住在北马路毛家胡同旧式四合瓦房里。在他死后，后辈便以庆修堂名义，前后开了许多买卖，如钱业就有晋丰、祥生、庆益三个银号；棉纱棉布庄计有元聚、元裕、庆生等号；另外对瓷器店、面粉厂、织布厂方面也有投资，利润滚滚而来，生活上便都大肆挥霍。我叔孙仲凯到处蓄妓纳妾。我哥孙诚哉好讲排场，一九三三年买进的楼房本有八成新(现和平区委所在地)，他嫌不够局面，又重新拆盖，客厅、厨房都中西两套。在中式客厅里，力求古色古香，特从北京搜买了几件清宫里的家俱，做为陈设。我看他们都那样阔绰，也不甘示弱，在二十多岁就买上流线型汽车，弟兄们也争着花钱，百般铺张浪费。全家总共四十口人，竟占房三百余间。上下男女佣人比我全家人还多。更为豪华浪费的是婚丧大事，单就丧事说，我祖母、父亲死时，杠要分大小，先用三十二人小杠把灵柩从内宅抬出，再用六十四人大杠抬往自设茔地“逸安别墅”暂厝。所有棺罩、旗罗伞扇都由上海定制苏绣，送灵执事达一千余人。大部分冥用器俱，多用绫绢制成，认为这样才够“排场。” 　　大约是一九四一年，日本宪兵队突然闯入我家进行搜查，硬说藏有黄金。当时日寇实行“强化治安”，存储硬币均属犯法。我母亲慑于日寇暴力威胁，承认在澡盆下埋有白银，被日寇宪兵起走一万五千元现洋，但白银下边还有百两黄金未被发现。我想失财事小，“违法”事大，当即请我叔孙仲凯通过伪警局特高科长徐树强的关系，把全部现洋作为向“皇军”献礼，还得了一纸奖状，了结此事。 　　到一九四八年，“庆修堂孙”很象一局残棋，空撑着架子。大厨房开不出饭来，一天蒸两顿玉米面枣窝头，私蓄厚的便去下馆。最后实在无法维持，于一九四八年年底，析居分灶。从此，“庆修堂孙”便宣告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