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隆绸布店与“庆修堂孙”的兴衰始末 　　一、创业前后 　　天津人常说“元隆孙”，指的是元隆绸布店是孙家的买卖。其实，元隆并不是孙家独资开设的买卖，只不过因为孙家善于搜刮与经营，财富越聚越多，远远超过了其他合伙人，名声也就传开了。 　　孙家的堂名，叫“庆修堂”。 “庆修堂孙”与“元隆孙”并称，都是我祖父孙烺轩打响的。孙烺轩出生在一个中落的封建家庭，年轻时以贩卖布匹为生，后经人介绍到芮辅庭自东自掌的益泰昌棉布店当一名小伙计。孙烺轩和另一伙计胡树屏很受芮的赏识，先吃股后升为领东经理。芮辅庭年老财足之后，坐享其成，柜上业务全交孙、胡二人，但又怕孙、胡萌生异志，从中营私，因而严加防范，嘱令随时报告经营情况，偶有差错，便当面申斥。这时，孙、胡二人不但具有独立经营的能力，而且也积累了一些资财，因此不愿再寄人篱下，遂向芮提出辞职，另树一帜，合伙开了元隆绸布店。 　　元隆开业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店址初设在针市街义兴栈内，资本定为白银两万两。传说出资人分为四股，即庆修堂孙(烺轩)、荫余堂胡(树屏)、胡子彬(胡树屏族弟)及一郑姓，每股五千两，业务经营由孙、胡主持。胡子彬和郑某系隐名入股，郑某是钱业经营者，因其业务亏损，债权人都向元隆追讨，为此，胡树屏曾多次应诉出庭，事情过后，即把郑某股份清出，后胡子彬也因故退出。从此，元隆才归孙烺轩和胡树屏两家所有。 　　早期的元隆只经营内局批发，专从上海进货，称为“下南家”，用职工二十余人。但因南北差价不大，税率高，开支重，一年多就将资本蚀光。孙烺轩主张收摊，胡树屏坚持说：“你不想干，是因有饭吃；我不干，没办法，你不干，我自己也得干。”于是，两人重新计议，袭用兵法上“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策略，增添门市部，讳言亏累，硬说赚一倍成数开分。这一招果然生效，街面上都哄传元隆赚了大钱，引来不少钱庄争先交往。据说，仅堂名存款就达二十四万两，于是租到估衣街新址，经过修葺后，前门做门市，后边作批发，元隆从此“起死回生”。 　　二、大发展的诀窍 　　孙烺轩和胡树屏都是经商“能手”，孙长于经营，胡善于钻营。在门市打响后，他们看到天津货行家与上海交往频繁，元隆便兼办申汇；仅此一项收入，就能解决大部分开支，但这并不能满足孙、胡的发财欲望。经过一段时期，绞尽脑汁，又找到一些生财的窍门，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 　　(一)承包军活：孙、胡知道当年益泰昌棉布店承包军装活很有油水，他俩开办元隆后也钻营结纳官府，招揽军装生意，竟把天津镇守使范云经、提督聂土成之子聂宪藩(曾任北京九门提督)、多伦镇守使黄公爷(名子不详)等拉为元隆的军装活主顾。他们领到制军装公款，总是无息存在元隆柜上，给元隆的资金运营增添了很大力量。但做军装活也要担一定风险，贻误期日，就要受罚。孙、胡毕竟有应付办法，对上层军头只要多多“孝敬”，已可免灾一半，再对承做作坊勤加督促，则可完全保险。曾有一批军活眼看就要误期，孙烺轩急中生智，把糖色装在大烟盒内伪装大烟，携往承做的作坊，对工人说：“诸位如不能如期完活，军方即要我的脑袋，如能帮忙救我一命，应加班完成，否则我即自杀。”言罢伪装要吞服“鸦片”，工人们哪知他是鬼计，在孙的胁迫下，星夜加班，如期完成。那年元隆净赚四、五万两银子。 　　元隆承包军装的办法比益泰昌“高明”，叫做“撒散工”，即委托工头把活计转发给许多作坊及散工(家庭妇女)，完活领钱。这个办法资本家很省心，一不用添工具， 二不用租厂房，三不用人管理，有活招之来，无活挥之去，转手之劳，便大发其财。但到民国(１９１２年)以后，政局不稳，军头杂乱，再承包军装，元隆恐有损失，便把目标转向铁路方面，承包津浦、京奉(即今京沈线)两条干线的员工制服，赚利颇多。 　　(二)发战争财：一九００年庚子之役，帝国主义军队攻占天津，到处焚杀掳掠，独元隆的仓库因在侯家后德厚里一住家院内，未受损失。社会秩序恢复后，市面货物奇缺，元隆即乘机复业，并独出心裁地做了一个大横幕，写上“慰问主顾大减价”几个字，招来顾客人山人海。元隆乘机利市三倍，捞回战时的损失，又创出名声。 　　一九一四年欧战前夕，英、俄货在天津市占主要地位。最受欢迎的是俄国的“不落色花布”和英国的“十八子市布”。元隆估计到一旦大战爆发，货源必断，因此马上从英商怡和、太古等洋行订到大量英货。果如所料，大战爆发后结汇时，英磅贬值，获得好处。又因战时洋货奇缺，价格飞腾，元隆捞到很大利润。据说，吃一厘股的小头目就可分到几千两银子，当然孙、胡两家更是腰缠万贯。从此，孙烺轩便与胡树屏又约有金、潘两家，合伙开了晋丰银号、元聚棉布庄、元裕棉布庄，专门经营英、日洋货。不但元隆声势加大，孙家名气也随着提高。 　　(三)发投机财：一九三四年，国民党政府废两改元，实行法币制，开征所得税。在这一经济变动情况下，南方丝织工业一落千丈，福字牌股批洋绉由七两五一匹落到二两五。 当时，元隆派营业主任萧耀章驻上海采购，萧见硬币改纸币，认为物价应涨不应落，便作主买进五十万元的丝绸北运，并坚嘱总号只可零售，万勿批出。时孙烺轩、胡树屏早已去世。继任的经理胡翼轩恐有所失，便电萧停止进货，萧回电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胡翼轩不予汇款，而萧不但不听，反由沪借十万元外债买上丝货，再电胡说：“诸葛亮一生谨慎，我如有失，愿解职以谢。”果然不久，在新币制和恶税摧残下，南方丝厂全停，上海市面买不到成匹丝绸，原价八毛二分一尺的丝绸，到天津就可另卖三元八毛。元隆这一水买卖，又发了大财。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