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则久与天津国货售品所　　 　　三、积极参加“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在工商界中，也有不少爱国人士积极响应和踊跃参加了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宋则久的表现是比较突出的。他把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和整个运动结合起来，不但本人积极参与，而且带动了售品所的全体人员也积极投入了运动的洪流。同年六月十日及十二日商界举行了罢市。售品所首先响应。六月十八日，在学生联合会的号召和动员下，成立了各界联合会，在工商界中，以售品所参加的最为热烈。随后，又成立了救国十人团、天津国民大会委员会等爱国团体，宋则久均担任重要职务。六月二十四日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制定了抵制日货的办法，如以学生联合会为主体的跪哭团，劝阻售卖日货的顽固商人停售日货，售品所也积极赞助。同年十一月为了声援福州日侨枪杀我学生和警察的抗议运动，抵制日货的风潮更加高涨，十一月二十日在南开中学前广场，举行第一次国民大会，宋则久为副主席，登台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在大会前，各界联合组织了日货检查团，对各商号的日货加以检查封存。在检查时，由售品所人员予以鉴定。同时，售品所准备了大批国货，供应市民需要，并在报上刊登广告，将各地的国货名称、产地、厂名开列清楚，以防日货冒充。在大会游行前，当场焚毁了查获的日货。由该所职工组成的坚决救国团，积极参加了检查和焚毁日货，开会游行时进行维持秩序、散发传单等活动。此后，检查日货的革命行动，迄未停止，至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因检查东门里魁发成日货，检查人员被日人殴打，天津国民大会的请愿代表马千里等被捕时，售品所职工、坚决救国团团长张富忱也遭警察逮捕，拘留多日。残酷的镇压，并没有吓倒各界人民的高度爱国热情，一月二十七日宋则久和王卓忱等人，又秘密集合了各界市民五千多人，在南开广场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会后全体游行，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反动当局更形害怕，天津警察厅于一月二十八日将各爱国团体查封，宣布各界联合会、救国十人团、国民大会等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至一月二十九日学生联合会执行部长周恩来等被捕，形势更加危急，宋则久乃将所属爱国团体及救国十人团等转入英、法租界，继续进行活动。 　　惊天动地的爱国运动日趋激烈，引起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的恐惧和仇视而加以镇压是必然的。宋则久和售品所人员的积极参加，当然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如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即曾给宋则久打电话说：“你不要和学生们一起闹。”宋说：“集会结社载在约法，我怎能不参加呢?”杨说：“这样，咱们就不谈了。”宋说： “不谈就不谈吧!”并没有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当时日本的和其他不满宋则久和售品所爱国行动的报刊，反诬售品所售卖日货，宋则久屡次登报声明，声称：“我大利即舍，根本纯洁，如卖洋货，也不犯法，卖国货是我心甘情愿。”但辩不胜辩，以致不得不呈请直隶实业厅派员查验，发给确实经营国货的证明。上海有的报纸也散布售品所卖日货的谣言。宋在法租界的住宅也受到日本浪人和当地流氓的寻衅、砸毁，摄拍宋住宅的照片，在日租界内放映，诬为“抗日机构”。同时，售品所也收到不少恫吓信，有的以“三日内必然暗杀”相威胁。在这些威逼、谣诼、诬蔑、恫吓面前，宋始终坚持其一贯提倡国货的爱国主张，毫不气馁。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反帝运动并未停止，宋在以后的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也积极参加。如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日本租借旅大二十五周年期满时，曾停业一日参加游行示威。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时，售品所以一个月利润的十分之一汇至上海，支援罢工运动。 　　四、进一步发展与挫折 　　经过“五四”运动以后，售品所藉助于群众的爱国热情，善于利用时机，加强宣传提倡国货，从而给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经营商品品种从一九一八年的三千一百种，至一九一九、一九二○两年，分别增为三千八百种至四千种。利润的增加幅度更大，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两年仅为一千五百元，而至一九一九和一九二○两年各增至一万元。从业人员也由创办时的三十人陆续增到六十人。至此，企业的基础已经初步巩固。为了扩大经营范围，进一步开辟货源，全国各地厂商纷纷以其产品委托该所销售，如双钱牌胶鞋、墨菊牌线袜、抵羊牌毛线等。从上海及南方各地所进的商品，远较北方为多，约占全部经营品种的三分之二。所经营商品品种，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又逐年增加，从四千二百种增至四千八百种；至一九二六年多达八千种。 　　因营业日益繁忙，原有场所已不敷应用，除在龙亭后租房专做批发部外，一九二三年又在原址加盖三层楼房，在后部开辟国货商场及戏台，作为卖货及组织各种文娱活动、宣传提倡国货的场所。并自一九二三年起，因原来的名称天津工业售品总所中的“工业”二字，系指天津的工业而言，而此时经营的产品已远远超出天津范围，而遍及全国各地，更为了突出专营国货的意义，遂改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这是售品所的第一次改名。 　　一九二二年以后，军阀混战连年不停，各地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均遭破坏，售品所营业也受严重影响，以致一九二四年未获利润，一九二五年仅获利五千元。 　　一九二六年三月，冯玉祥的部队退出天津，奉系军阀李景林进据。因冯在津时与宋为旧相识，意志相投，李即诬宋为“赤化要犯”，将售品所零售部查封，藉机敲诈。捕宋未获，经理王铭孙逃脱，乃将职工王乃春、徐卓然等十人捕去，屡加严讯，勒索巨款。为此，宋不得不将法租界自往楼房变卖，连同所内流动资金，共凑齐四万元，充作罚金。王、徐等被捕后经过四十七天始得获释；售品所封门近百日后始得恢复营业。 　　售品所经此打击后，几濒于破产绝境，元气大伤，无法偿还债务。经同人王乃春、吉玉如建议，改组为天津国货售品所股份有限公司，股本定为五万元，除招收一部分新股外，请一部分债权人将债务作为入股，不愿入股的，三年后陆续还清。改组后，售品所设经理二人，副理四人。宋则久本人由总理退为顾问，一九三二年又被选为董事长，直至解放后公私合营前。 　　在遭受查封后的困难时期，由于宋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售品所在工商界中信誉也较高，不少人士为之多方奔走支援，改公司招股也很快招齐。上海的交往厂家，有的仍继续向售品所发货，还联名申请全国商会联合会，要求给售品所以支援，并直接电李景林要求将售品所启封。 　　天津国货售品所股份有限公司初成立时，处境是比较困难的，银钱业不肯贷款接济。经过负责人及职工的共同努力，营业方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自一九二六年起，连续四年每年均有盈余，而且均在一万二、三千元，至一九二九年，偿还了全部债务。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因受“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热河、长城抗日战争等影响，以及天津地方不靖，租界人口增多等原因，天津商业繁华地区向法租界劝业场一带转移，于是售品所在一九三一年也在今辽宁路设立了零售分所，一九三二年在今曲阜道设立第二零售分所（一九三三年即结束）。一九三三年分别在北平前门外大蒋家胡同和济南普利门大街设立了批发分所。同年，又在北平王府井大街设立了零售分所。一九三五年以后，日寇在华北各地更形猖獗，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日本浪人到处横行，大量走私日货泛滥，民族工商业备受摧残，售品所在北马路龙亭的零售总所营业萧条衰退，难以维持，不得不被迫结束，将货物拨出，分别在济南设立零售分所，在西安设零售兼批发分所，将营业重点向内地转移。北马路零售业务结束后，将该处批发业务也转移到法租界哈尔滨道。在天津，名为国货商店，此时竟不得在中国境内生存，而托庇于帝国主义租界，民族工商业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外埠的分庄，除早在一九一四年曾在山海关设立代销店，因人不可靠而很快结束外，以在上海的采购庄设立最早也最长，业务也最多，其他各地如青岛、郑州、蚌埠、徐州、太原、归绥、营口等地，均曾先后设立。但有的因时局关系，有的因人力、财力不济，除太原分所存在十四年外，其余存在的时间均不长，一般都在一、二年左右即行结束。 　　一九三七年前后，分所、分庄已遍布北平、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七个省市，职工已达二、三百人，在提倡国货运动上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售品所既以振兴实业、提倡国货为营业宗旨，在当时日货充斥市场的情况下，鱼目混杂，以日货冒充国货的卑劣行径，也时有发生。售品所对此如不仔细注意，加以甄别鉴定，就会影响专营国货的信誉。所以售品所在进货方面特别认真。如一九二五年左右，在中山公园举办国货展览会时，有人去信指出展出的东马路某厂出口手提皮箱是日本货，该所请内行鉴定也说是日本货；结果登报公布日期，由该厂派工携料到场当众制造，证明确是国货，始得澄清。又如，经售的福利号之玻璃架镜，系以日货冒充国货，经售品所一再追问，并派人到厂观察制造过程及实物，该号始被迫承认，将货取回。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