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棐卿与天津东亚企业公司　　　 　　（5）建立新厂，扩大生产 　　一九三五年四月，宋棐卿打败了竞争对手之后，又着手筹建新厂，扩大生产。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动荡不安，故宋棐卿仍在租界内选址，以策安全。经过物色，在英租界墙子河外购得洼地四十亩，作为新厂厂址（后又让与大陆油厂六亩）。为了筹措建厂资金，宋棐卿又去动员韩复榘部第二十师师长孙桐萱投资。宋请天津著名的工程师谭真进行新厂蓝图设计，并亲自携带图纸去山东面见孙桐萱，向孙详细介绍了建厂规模和东亚公司今后发展的远景。孙桐萱听了大为动心，慨然解囊，但表示只愿建房出租，而不愿直接投资工厂。宋棐卿同意了这个条件。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厂房、办公楼、职工宿舍、俱乐部等相继建成，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新厂全部竣工。建筑费用共用去九十余万元，孙桐萱又捐资四千元修建了一个运动场。这座崭新的现代化厂房，在当时天津民族工业中可称之为佼佼者。 　　新厂落成后，宋棐卿即增购机器，陆续将前纺、后纺、洗染三大工段的设备全部添齐，并增设了毛织部和针织部，生产驼绒及游泳衣、毛内衣、花毛衣等针织品。此外，宋棐卿还打算通过王正廷向国际银行申请长期贷款，生产呢绒，同时向财政部申请外汇，从国外进口纯种美利奴种羊，以改良羊毛品种。但不久抗战爆发，这两项计划均未能实现。 　　三、沦陷时期的东亚公司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天津为日本侵略者占领，东亚公司地处租界，尚能苟安一时。迨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限制澳毛出口，致使东亚公司原料匮乏，生产每况愈下。加之敌伪当局屡屡以调查为名，对东亚公司威胁刁难，企图以投资合营方式加以吞并。宋棐卿为了保存自己，将曾在其父开办的德茂花栈（宋传典在办德昌花边庄时，曾同时开办一德茂花栈）中当伙计的日本人木原定光请来，帮助东亚公司打通日商三井、三菱等洋行的关系，以解决进口原料问题，同时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建立往来账户。不久，欧战风紧，日军强征物资，勒令各工厂为其加工军需品，东亚在其迫胁之下，接受了一部分麻袋加工订货。 　　一九四○年初夏，宋棐卿偕同董事长王雨生、副理陈锡三（陈原为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赴沪，准备转道前往印度了解经营麻袋厂之经验及调查麻品供应情况，同时顺便订购织麻袋机器。他们在沪逗留期间，听说中国银行仓库中有一套上海银行委托怡和洋行处理的英国织麻袋机器，于是宋棐卿直接找到了上海银行，按原价将这部机器买到了手。当年秋末，织麻袋机运到天津，订购的印麻也陆续进厂，开始投产。年终正式生产出产品，定名为“东亚大绿线”。 　　生产麻袋初期，宋棐卿与三井洋行订立了契约，约定由三井洋行负责供应原料及包销。契约定好后应呈报日军军部备案，当时日军军部主管此事的是经理部衣料科科长笠原少佐，笠原见有利可图，便以麻袋系军需品为由，提出要由军部直接控制，遂派山本喜永与翻译王则民前往东亚公司商洽此事。 　　王则民与东亚副理陈锡三相识，这次见面后表示愿意为东亚出力。于是很快促成了陈锡三与笠原少佐的面晤，经过商谈，达成了协议。东亚公司为了借助王则民之力，特聘他为顾问，月送车马费一千元。 　　有了王则民这个关键人物从中疏通，日军军部对东亚公司另眼看待，澳毛、印麻源源而来，解决了原料不足的问题。接着，宋棐卿、陈锡三又贿通了日军军需司令前川少将，经他准许，东亚公司采购人员手持日军一八二○部队的公函，到华北各地购买青麻通行无阻（青麻当时由日军控制）。 　　笠原等人直接控制东亚公司，使原来企图吞并东亚的三井洋行深为不满。一九四三年，三井洋行趁笠原、王则民等人去职之机，向日本宪兵队控告东亚公司对笠原等人行贿。七月十九日日本宪兵队突然逮捕了宋棐卿、陈锡三，解往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同时声言要将东亚暂时闲置的纺毛机拆走充公。后经宋棐卿贿送了一批产品，机器才得以保留。与此同时，宪兵司令部派人前往东京传讯与此案有关的山本喜永，山本拒不出证，此案只好不了了之。同年九月二日，宋、陈二人获释返津。 　　一九四四年，日军控制的战区麻产改进统制会屡屡通知东亚公司填报现存产品和原料，以便日军调用。因东亚拖延未报，日本宪兵队于五月十七日以“抗拒合作”为由，将负责业务的副理王新三（燕大毕业，原青岛国货公司副理）及会计、文牍、营业三部主任一同捕去。后经送礼行贿，并以低价卖给麻产改进统制会一部分物资，王新三等人始得放还。 　　一九四三年问，宋棐卿鉴于日军对毛、麻原料控制日紧，为另谋出路，便筹划开办制药厂。在原有一千万元股金（伪币）的基础上，又增募到两千万元，作为开办药厂的资金。其中只允许原有股东增投百分之六十，另外百分之四十让给医务界人士投资，名为医药股。于是许多医生、护士、药商等都成为东亚的股东。新建药厂名为东亚化学厂，高薪聘请原燕京大学化学系兼协和医学院教授程敬舆到厂工作，于一九四四年九月开工，生产西药。产品销路甚好，尤以脑得康、克蛔宁、止痛片、咳嗽糖等最受医药界和患者的欢迎。各种产品年总产量高达十五万管（盒）。东亚化学厂的存在时间不长，但对敌伪时期的东亚公司，在全面的经济周转和逃避敌人经济压榨方面，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同样为了逃避敌伪的经济迫害，宋棐卿于一九四四年又设立了福隆行和新中商行。福隆行专售东亚委托加工的产品，同时为东亚公司探听市场动态，帮助东亚转移产品，以黑市的方式转销和交换物资，借以保证资金周转。新中商行除了从事与福隆行同样的业务外，还经销东亚生产的麻袋及各种西药。一九四五年，东亚又设立了一个广信行，其业务主要是经营东亚股票。当东亚公司股票价格有下跌趋势时，广信行就趁机收购，反之则陆续抛售，活跃了东亚股票在市场上的流通，同时也可以从中得利。 　　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局面下，宋棐卿通过上述种种敷衍、迂回的办法，逃避了敌人的限制和鲸吞，保存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在夹缝中生存下来了。 　　四、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初期的东亚公司 　　抗日战争胜利后，宋棐卿本想从此可以发展他的事业，但国民党的“劫收”大员来到天津，以接收敌产为名，企图插足东亚，分得利润，故意找东亚公司的麻烦，宋棐卿对此大为不满。他结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时子周、苑宝璜，后同往重庆，以便取得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但他在重庆所看到的是贪污搜刮成风，政治腐败不堪，因此情绪一落千丈，毫无所获地回到天津。 　　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劫收”，置国民生计于不顾，东亚所需的毛麻原料来源均告中断，加之外汇牌价未定，也无法向国外定货，致使东亚濒临停产。当时虽有一批美国救济物资，但均被官僚资本捷足先登，东亚公司几经交涉，才略为分到一些，凭此勉强开工。由于东亚的前途暗淡，厂内的技术人员纷纷脱离东亚而转入官僚资本的中纺公司，这对东亚打击不小。这时美古绅洋行乘市场缺货之际，竟以粗劣的“熊猫牌”毛线，压低价格与东亚的毛线竞争。与此同时，从美国进口的药品又充斥市场，致使东亚化学厂所生产的西药严重滞销，不得不停产关闭。 　　在东亚公司内外交困之际，孙桐萱又派人来津向东亚商借巨款，被宋棐卿婉言拒绝，孙恼羞成怒，要求清算抗战八年期间的租金和股息红利，并控告宋棐卿是汉奸，宋因此被拘押起来。虽然宋棐卿很快就被保释出来，但他已经察觉到形势对自己的不利。为此，宋棐卿推举了当时与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有密切关系的天津河北省银行总经理兼天津商会会长姬奠川，作为东亚公司的董事长，此人与军政界、金融界等方面的一些知名人士有着广泛的交游，把他推举出来，有利于东亚的发展。 　　宋棐卿极力拉拢国民党政府要员，以求庇护。孔祥熙、李宗仁、蒋廷黻、谷正纲、孙连仲等人，都先后被邀到东亚来参观。对天津的党政要人，如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临时参议会议长时子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陈仙洲、中统头子甘舍棠等人，宋棐卿也千方百计地进行拉拢。一九四七年，宋棐卿借纪念东亚公司建厂十五周年之际，广邀党政军要人及各界人士参加庆祝典礼，大张声势。经此一番努力，东亚公司的困难处境基本上扭转过来。孙桐萱虽是个硬对头，但经时子周几次出面调解，终与宋棐卿握手言和。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以后，国内政治局面极为动荡不安，经济紊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而战场的形势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已经面临垮台之危险。宋棐卿鉴于沦陷时期之教训，同时听到国民党的宣传，对共产党持怀疑态度，因此每日惶惶不安，担心事业破灭。他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开始筹划在香港建立分公司。于是，宋棐卿派宋宇涵和王雨生先到香港筹办建厂事宜，自己则赴美国，在费城购买了一套旧纺毛机器运往香港。购买机器的款项是由出口瓜子、花生、核桃仁等以易货贸易形式结算的。宋棐卿为了将其资金转移到香港，以加大生产开支的方法，将账面上的数字一点一点地转移了。 　　一九四八年八月，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币制改革，滥发金圆券，冻结物价，酿成一次空前的大抢购风潮。宋棐卿果断地利用外轮将大批产品暗地运往上海、广州、台湾等地，按黑市价格脱手，因而东亚在抢购风潮中未吃大亏。后国民党军队又以军用为借口，向东亚强行征购青麻二十万斤，麻袋二十万条。经多次交涉，东亚公司只交付了二万五千条麻袋。在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社会局、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等又多次以逮捕共产党为借口，向东亚公司进行敲榨勒索。 　　当解放军围城炮声隆隆的时候，忽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原在东亚公司供销科工作的石小东，从解放区跑回到厂里来。石小东悄悄地告诉宋棐卿：黄敬同志在胜芳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进入天津以后要争取开明资本家宋棐卿，希望他能保护好工厂等等。石小东带来的这个消息，宋棐卿听了极为兴奋，他没有想到共产党会相信自己，于是他决定暂时留在天津，先不去香港。他在厂里组织了护厂队，自己也搬到工厂来住，并让各部主任也都轮流到厂值班。 　　不久，天津解放了，东亚的工人和天津人民一样，热烈地欢庆解放。当时由于战争刚刚结束，经济尚未恢复，工人生活有困难，有的人竟提出把东亚库存的毛线分掉。这是宋棐卿在解放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于是他对人民政府产生了疑惧情绪。驻厂工作组知道此事后，立即召集了全厂职工大会，对工人群众阐明党的政策，并问工人们“你们是要吃鸡呢，还是要吃蛋?”简单的一番道理，使问题迎刃而解，也使宋棐卿受到了一次政策教育。他高兴地说：“还是共产党有办法。”于是他在工作中有事多和工作组商量。东亚成立了工会，同时还成立了劳资协商会，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生产。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