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棐卿与天津东亚企业公司 　　（2）“抵羊”商标驰名全国 　　东亚毛纺厂纺出的第一批毛线，被命名为“东亚”毛线。次年，当东亚开始生产100号、200号等四、六股绒线时，宋棐卿提出应该起一个响亮的、体现中国人志气的商标名字。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挑起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商人、学生以及广大民众纷纷起来抵制日货。全民族的爱国热潮自然也感染了资产阶级，赵子贞提出：何不命名“抵洋牌”？当时市场上外国毛线充斥，如日商加藤洋行经销的“麻雀牌”毛线，英商博得运厂生产的“蜜蜂牌”、“学士牌”毛线，东亚的毛线就是以它们为竞争对手，响亮地提出要“抵洋”，必能占领市场。宋棐卿、宋宇涵都赞成这个建议。但继而一想，这个商标的词义太显露，很可能招惹麻烦，于是稍微隐讳一些，将“抵洋”二字改为“抵羊”，一语双关，较为妥帖。商标确定下来以后，请画师设计图样，画了几稿均不理想，后由李静山在益都从一个放羊人那里借来两只羊，经过训练后使之相抵，拍成照片，再由基泰公司工程师按照片绘制而成。 　　投产初期，质量是个大问题。开始生产的几批毛线质量较为粗糙，线条不匀，颜色暗淡，加之成本高，因此在市场上滞销。当时日产量不过四、五千磅，而仓库中却积压了十万余磅，致使资金周转不灵，潜伏危机。宋棐卿等人连忙召集技术人员共同研究解决办法。最后决定购置毛衣编织机，将粗质毛线织成毛衣、毛裤成品，向机关团体、部队推销。赵子贞亲自跑到山东找韩复榘，建议给部队官兵每人发一套毛衣，韩同意了，这一下就销出去了几万套。经过一番努力，初期生产的次毛线全部销出，使资金又周转起来。与此同时，厂里增添了新机器，原料改用澳洲毛条，在操作方法上也加以改进，终于使产品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宋棐卿为了使东亚的100号和200号毛线能与英国“学士牌”和“蜜蜂牌”毛线相竞争，特以重金聘请了齐鲁大学化学系主任王启承教授担任公司化学试验部主任，对原料、水质、染色等进行科学化验，并不断改进了拣毛、洗毛、纺毛、染色等各道工序，大大提高了“抵羊”牌毛线的质量，个别型号产品还超过了“蜜蜂牌”和“学士牌”，成为有竞争能力的产品。 　　由于原料的变更，产品的成本也随之提高了，这又影响了它的竞争能力。为了降低成本，宋棐卿想出个主意，以“保护国货”为名，请求政府免税。他派赵子贞赴南京向政府游说，赵先找到内政部长赵丕廉，经过赵丕廉的介绍拜访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又由林森介绍去见实业部长孔祥熙，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由财政部通知各省市财政部门对“抵羊牌”毛线行销国内免征海关转口正、附税二年。随后赵子贞又到铁道部和交通部去，申请减免“抵羊牌"毛线在全国范围内的运输费用，最后也达到了目的，对航运、铁路运费均减收五成，以资奖励。实业部还根据东亚公司的申请，转咨各省区实业教育机关，优先购用“抵羊牌”毛线。 　　“抵羊牌”毛线所得到的优厚待遇，为它打开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仅是第一步，还需要在社会上大造声势，才能压倒敌手。为此，宋棐卿不惜一切代价，利用各种宣传手段，为“抵羊牌”毛线大造舆论。东亚针对当时举国上下的抗日热潮，突出宣传“抵羊牌”毛线是“国人资本，国人制造”，使用国货是具体的爱国行动。东亚公司除了运用一般宣传手段，如：报刊、电台广播，电影院幻灯、大型广告牌、霓虹灯，以及马路游行宣传等等而外，还特别注意举办产品展览会，凡有各种国货展览会，东亚公司必参加，有时还与一些商号联合举办或自己单独举办。在展览会上，除出售一部分产品外，还将毛线生产的程序一一介绍给参观者，并经常在展览会上传授编织毛衣的技术及花样，很能引起群众兴趣，达到扩大销路的目的。后来多次组织编织技术训练班，宣传效果更为显著。此外，东亚还出版了一种名为《方舟》的家政杂志，其中很大篇幅宣传“抵羊牌”毛线。 　　大作宣传的结果，使“抵羊牌”毛线尽人皆知，全国驰名，销路迅速打开。一九三二年，东亚毛线的经理家仅有天津国货售品所一处，毛线销量为五万磅。一九三三年以后，在北平、上海、济南、烟台、重庆、长沙、南昌、汕头都有了经理家，全国城镇代销处达六百五十多家。毛线销售额迅速上升，如一九三三年总销量为六十万磅，一九三四年为九十万磅，一九三五年为一百二十万磅。 　　（3）广泛招股、壮大实力 　　“抵羊牌”毛线销路打开了，东亚公司的声誉迅速提高，宋棐卿踌躇满志，为了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决定广泛招股。宋棐卿雄心勃勃地提出“东亚的股东要遍布全国”。其招股原则是“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所以，东亚公司的股东最多时曾达到一万余户，遍及全国各地，分布于各阶层。 　　东亚公司的广泛招股，一方面吸收零散的小股份，一方面注意拉拢社会知名人士入股。军政界人物如韩复榘、谷良民、孙桐萱、孔祥熙、赵丕廉等都是股东，并为东亚公司出力不小；天津工商界有赵真吾（天津商会常委）、王文典（天津商会常委、卷烟业同业公会主席）、王雨生（王占元之侄）、纪华（天津商会会长）等；金融界有陈光甫（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资耀华（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俞君飞（上海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章以吴（天津大通银行董事长）等；教育界有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林济青（齐鲁大学校长）、刘芳（天津汇文中学校长）等；医务界有丁懋英、王同安、王韶亭等；此外还有天津海关员司李郁文，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徐世昌的弟弟徐世章及华南潮帮人物杜之绅等人。股东包括各地各界知名人士，对扩展东亚事业大有好处。象杜之绅在华南为东亚公司打下了江山，后又在香港帮其建立了分公司。王占元的侄子王雨生入股时，卖掉了他在北京的一个制冰厂和在保定的一个面粉厂，一下就拿出了五十余万元，抗战期间宋棐卿把他抬出来当东亚的董事长，便于应付日本人的刁难。宋棐卿拉入金融界和工商界的中坚作股东，可以使自己在商业竞争中居于不败之地。例如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一家经营毛线的洋行为了打击东亚公司，放出谣言说，“抵羊牌”毛线是日货冒充。宋棐卿得知后，立即商请中华工商总联会、上海国货维持会等团体为后援，聘请上海名律师江庸为法律顾问，出面征求反证，结果获胜，反而更扩大了“抵羊牌”毛线的影响。 　　东亚公司招股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凡门市部或工厂购买毛线达二百磅者，即发给五元的酬劳证一张，年终可发给一定的息红；如握有二十张酬劳证，可换发一百元股票一张。另外，宋棐卿在“劳资合作”、“劳方就是资方”的口号下，对工人也发放股票。其办法是，年终分花红时，凡满一百元以上者，发给一半现款，一半股票。通过吸收工人入股，调和了劳资矛盾。东亚公司经过几次增股，到一九三六年，资本达到一百多万元。东亚公司除了广泛招股而外，还广泛吸收私人存款，致使东亚公司的经常存款额高达一百五十万元左右，使企业的资金周转充裕自如。 　　随着东亚公司资本的不断增加，其毛线产量也迅速提高了。例如，一九三二年时为十五万磅，一九三三年猛增到七十五万磅，利润收入七万五千余元。至一九三六年产量则提高到一百四十五万磅，利润达十八万元。这时的职工人数达到四百五十多人。 　　（4）一场鏖战，吞并祥和 　　一九三四年，天津出现了一家新建的毛纺厂——祥和毛纺厂。经理袁绍周，南开大学毕业，曾赴美国专攻纺织，回国后在天津法租界五号路创办工厂，生产毛线，商标为“飞艇牌”，质量很好，在市场上颇为畅销。袁在办毛纺厂以前，曾办过华光染厂多年，在工商界有一定的影响，在经营方面也有一套办法。他办毛纺厂后，以高价收买了一批东亚公司的工人和职员，这无疑是在挖宋棐卿的墙角。当时东亚公司的生产刚刚转入稳定状态，销路也已打开，正在大展宏猷的时候，忽然出现这样一个敌手，使宋棐卿大为恼火，决定拼个死活。 　　经过宋棐卿与赵子贞、宋宇涵等人的精心策划，与祥和毛纺厂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商战。东亚公司先以砸价甩货的手段倾销“抵羊牌”毛线，方法是买两磅者送一磅，后来干脆买一送一（其实他们所送的那一磅毛线是次等货，并且份量不足，买主们不知内情）。与此同时，宋棐卿还利用商会势力，成立了线业公会，推荐刘纯甫（“抵羊牌”毛线经销家经理）为会长，控制了大部分经销毛线的百货店，只准销售“抵羊牌”毛线，不能销售“飞艇牌”毛线。这些措施使祥和毛纺厂受到了很大打击。 　　在激烈的商战中，赵子贞又别出心裁地建议生产名为“高射炮”的毛线，质量较次，价钱便宜，大肆宣扬“高射炮打飞艇”，在舆论上压倒对方。 　　宋棐卿为防止本厂工人和技术人员外流，想出一个拉拢工人的办法，名为“蹦蹦利”。其办法是从工人的每月工资中扣除一元，作为存款，共扣六个月，到年底时则加倍归还为十二元。倘若中途辞职不干，这笔钱全部没收。 　　经过一年的商战，祥和毛纺厂被杀得丢盔卸甲，最后不得不甘拜下风，请出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出头调解，将祥和的全部机器设备、资金等作股三十万元，并入东亚，祥和厂改名为东亚公司第一分厂，袁绍周被聘任东亚公司的营业部主任。这是旧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大鱼吃小鱼的一例典型。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