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旧的习俗包围中，他高举起《东亚铭》，向现代式文明进军，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小环境”，新鲜而生动活泼的局面，使人想起了沙漠中的绿洲。
　　在二三十年代的经营中，也有着花花绿绿。然而，尽管只从形式上看，也脱离不开传统的张灯结彩，金玉其外，往往的有些败絮在其中，环境氛围除热闹些外，很难寻求些进取的迹象，更不消说制度管理，目标规范，精神建设了。甚至有的企业，竟以为多余，只单纯将眼光盯在赢利上者，大有人在。可宋棐卿不，他在制度、目标与精神的管理与建设方面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投放了大量的资金的。
　　一个企业的内部形象，往往反映着它的精神面貌、经营情趣，所产生的心理效应，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兴衰。 宋棐卿是十分重视他的企业的内、外形象的，一进东亚，便觉得爽然一新，虽每日里都有数量很大的原毛与毛线的频繁的出出入入，可既不见其脏亵，也不见其零乱，办公楼、厂房都给人一种洁雅脱俗的感觉。进入公司内部，第一观感就是整然有序，而且具有今天文明建设中“标语上墙”、“目标管理”等具体手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在高高的山墙上的几行宋体黑色大字：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
　　大饭堂里迎面显眼的大墙上则是用黑油漆刷写的巨幅横额，明晶晶八个大字：军事纪律，基督精神。 且每字之下，俱以英文对照。
　　左方，及人稍高地立着一块特殊的标语牌，这牌不是单面，而是数面叠合，面面都是浅米色胶合板，精裱细装，形同书页，可供翻阅，一体的爽目黑字，扉页上赫然标示：“东亚公司主义”，逐页翻去，便是这“主义”的总括内容：一、以生产辅助社会进步；二、使游资游才得到互相合作；三、实行劳资互惠；四、为一般平民谋求福利。
　　右方，对村而立的也是一组标语，标明着：“东亚公司厂歌”，看下去，那歌词中有：工友齐努力，实业救国，实业救国，中华得振奋。
　　爱护东亚，精诚团结。
　　打起无畏精神，努力织纺生产。
　　尚有一分更为重要的要人人必有、家家必备的公司要求标准《东亚铭》，亦即东亚公司东亚同仁的座右铭。在公司的办公室里，每个职员的座位旁，在每一个正式职工的家里的正面墙壁上，都悬挂起这印制精美、裱装于精制的镜框中的《东亚铭》，铭文共分九部分：主义，公司主义，做事，为人，人格，尽责，功绩，过失，耶稣圣训。每段铭文均采用格言与韵语式，简明通俗，读来上口。易于记忆，也较为切实可行。 这些不是摆设，当时也无须做出样子来供什么检查部门检查。横幅、标语、《东亚铭》自然并不必检前一陈，检后一边扔，正相反，总是维护其清新。检查也是有的，只是不是什么上司，而是他们自己。
　　为了保障这些精神建设不致流于形式，也为了更扩大精神建设的范围，并使其不断深化，扩展，宋棐卿着意留心选择专门人才，特聘了曾在国外留学专攻心理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何清儒就任人事部主任，主持对职工文明教育与精神训练。宋fei卿是因事聘人，恰好何博士归来，当即重礼聘用，后来成了他的妹夫；绝非因人设事，先成为妹夫，后聘为人事部主任。是宋棐卿重视精神建设，才专设机构，重聘专家的，可见他用心良苦。在当时的私营企业中实属难能可贵，具有独创性，现代性意义，贡献非小。
　　在宋棐卿授意下，何清儒用心编写了《东亚精神训练讲义》，出自博士手笔，又加以用心，自是甚有价值。《讲义》还分为甲、乙两种本，印刷成册，分发下去，甲种本供向职员们宣讲，乙种本则面向广大工人群众。
　　而且，宋棐卿做为制度，规定每天上班前十五分钟，为宣讲时间。届时，各车间管理人员须及时召集本车间员工认真听讲，做为考核手段。职员们每周还必须参加一次公司举办并出资的全体职员聚餐会，有时还邀请部分工人，一般都是由宋fei卿亲自主持。边吃边谈，气氛既热烈又端肃。会上，除总结式地对各部门主管至每个职员提出表扬或批评外，必由宋棐卿对“东亚精神”进行一次宣讲。对此，宋fei卿犹感不足，不久后，索性将全厂工人编组，分批脱产专门学习，每批两周，并举办了专门的培训班，叫做“东亚精神培训班”。办班期间，除工资照发外，参加学习的工人还可以一日三餐免费享用公司提供的丰盛的伙食，还可有组织地外出参观，一般都是教堂、学校、孤儿院，也参观监狱与其他工厂，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促进实业救国的意念，增进文明进取的心态。一批一批地轮流，而宋棐卿却一直坚持在讲坛，他是留过洋的大知识分子，是掌握着“东亚”与“德昌”的大经理，已跻身于上层社会的显赫人物，是高级人士，可他没有甘于高高在上，坚持为培训班工人学员讲课，力争与工人之间的沟通与淡化隔阂与差别，对拿工薪不付学费又享受优厚待遇的工人学员来说，他是在尽社会义务，是以知识为工人服务。直到如今，“东亚”尚存的老工人谈起来犹如在眼前，备感亲切，与同辈外厂人相较而自矜，自慰。
　　别看宋棐卿仪表端庄，平素里不苟言笑，可他一在台上讲起来，就似变了一个人，一改常态地谈笑风生，声音洪亮，用语有力，表情丰富，妙语连珠，人也平易，话也平易，极易感染听课的工人。他一再强调要以基督教义为本，发扬敬业精神，宣传“劳资互惠”，“劳方就是资方”。 有尚存亲聆其语者回忆说：宋经理，特别会讲故事。并举宋棐卿在向员工赠股会上讲的一个故事为例。
　　宋棐卿一直积极提倡并认真推行他的“让员工都成为股东”的设想，除吸收员工股份（哪怕几元）外，还在年终岁尾时按“花红”分得量（实际上是利润奖励）不同数量地向员工们赠送记名股票，经年后可凭票获息，亦可转让。在一次这样的会上，他讲了下面的故事：从前，一家三股分家时，婆婆赠给每个儿媳一颗麦种，大媳妇不屑地一丢；二媳妇不以为意地一嚼；唯有三媳妇却经心地种在了地里。春种秋收，年复一年，收获了一大批麦，两位长房却仍两手空空…… 宋棐卿还将工业革命时的英国的一个理发匠由于苦心钻研发明织布机而变成巨富，美国的一个穷工匠发愤图强变成了大资本家的一类事，编成故事，讲给工人听，印给工人看。
　　《东亚精神训练讲义》中，尚有一章叫“实业困难”，讲的是当时的国家经济现状，内弱外欺，洋货倾销，有钱人只顾享乐，放高利贷而不肯投资实业以多养闲人，多产国货，图存图强，以致国人不识国货，令人痛心。为此，每个从事实业的人都应争一口气，忍辱负重，努力做事。
　　他如同格外重视工厂的外观与内视的形象一样，强调员工的仪表形象，他要使他的厂容厂貌，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由物至人整齐划一地现代化、文明化，容不得一点儿的低俗。这在当时是难有其匹的，即如现代，也是可行的。
　　“东亚”公司对工人的仪表要求是严格的，从着装到精神面貌都有具体规定。比如，无论职员还是工人，蓬头垢面者，均不得入厂。宋棐卿更是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经营“东亚”公司多年，身在公司里时，总是穿着那套整洁的旧西装，不系鲜艳的领带，东亚的女工也从不许打扮得珠光宝气，妖艳骇俗。基本上都是淡雅的一袭旗袍。公司发放的工装，从厂长到工人一律布质制服，统一着装。因而，一到大型集会或活动，一拉上街那整洁划一的着装，那惯以军营约束的整然有序的队列与步伐，那意气扬扬的精神面貌，那行进有致飘飘洒洒的各种彩旗，不禁令观者耳目一新，嘛？这是便衣军吗？咋这哏儿呀！——“东亚”的嘛，看人家，厂是厂，人是人，货是货，那才真叫哏儿呢！人称羡，厂传名，声誉自更隆，宋棐卿也常常为此而自豪。
　　宋棐卿还通过办内部刊物《东亚声》与其他种种方式坚持对职工的培训与教育，有时不惜占用生产时间，可谓不惜工本，用尽苦心。“东亚”人在历史的风浪中，极力以公司利益为重，对宋棐卿一向乐从，与这种举措，关系重大。 劳资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常见也是最基本的一种，处理得妥善与否，是直接关系着企业的兴衰的。 宋棐卿是怎样处理的呢？他强调“劳资合作”，“劳方即资方”，并设法使他的员工们认识到兴办实业的社会作用，他更关心着员工们的教育事业，也关心着福利事业，关心着他们的生活的发展。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 关心并且大力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质与健康水平，是宋棐卿又一突出之点，可谓贡献非凡。 人事部企业教育之外，宋棐卿还在“东亚”公司内又支持组织了一个“东亚青年会”，下设德育部、智育部、体育部与群育部。多半由公司具资，大办群体活动。 德育部下，又设有几个小团体，如“读书会”、“道德研究会”等，主要活动内容是研究、宣传、推广公司的“东亚精神”与基督教义。旨在强化员工队伍的道德意识。 智育部，顾名思义，旨在努力于提高员工的文化水平与认识水平，以期使整个队伍的文化素质提高到一定的水准。他们热心地聘请社会上的专家、学者针对他们的实际情况与现有队伍的文化水平，有效地深入浅出地编写了一些工人课本与教材，组织起职工夜校，开办了四个民众教育班，依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丁。甲级班设有国文、数学与普通英语，修完全部课程，学员的文化水平可达到相当于初中毕业的程度；乙级班开设的是国文、算数、常识、初级英语，通过补习可使学员达到高小毕业水平；丙级班与丁级班其实都接近于扫盲班，开设的也只有国文、算术、常识，通过补习冀使学员文化达到初小（四年）的水平，所不同的是丁级班是女工，国文也只开《千字文》。教师来源有二，一是以厂内员工能者为师，一是从社会上聘请知名教师代理任教。
　　从前面提到的“东亚精神培训班”加上“生产管理学习班”（也是轮流脱产与集中培训的学习班，由宋棐卿主持，宋宇涵讲课，旨在提高人员的管理素质），加上“民众教育班”，形成配套系列。职工的修养与文化素质得到普遍的、明显的提高。当时也有些个人企业家办班的，但都基本上侧重于技术，像宋棐卿这样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地进行教育实未听过尚有第二人。 文化课也与精神教育一样，宋棐卿更有时拉上他的弟弟宋宇涵，亲自登台授课。他的英语，特别是口语水平相当高。在教授英语时，他往往高了兴，就说些英国俗语，与使用英语说些中国歌谣，有时候也叫起青工与他用英语对话，自是应对不及，引起哄笑，他也分外愉快。 夜校之外，公司还设了图书馆、阅报室。藏书上万册，报纸十几种，书购精华，报选正大。 体育部、群育部则分别负责厂里的文体活动。将全厂员工依其不同爱好编组为三十六个运动队：足、篮、拍、网各种球类之外，尚有体操、武术以及各种田径运动，由公司具资购置了足够的运动服装、器械与各种球类，几乎是不成文法则：每天至少训练四十五分钟。公司还特地具资租养鱼池并雇人养鱼，供员工于休闲时垂钓寄趣。
　　文娱活动方面，由京剧业余爱好始，渐次发展成了有颇具名气的“劳晶话剧团”为主的多种文艺形式的业余队伍，全公司百分之八十的员工介入了活动之中。亦由公司具资购制服装、乐器、道具，提供良好的场所，演出时公司还组织送慰问品，员工们情绪很高。 有力的、经常而有效的文体活动，收效甚著，各项活动在天津都甚负盛名，很具实力。如厂篮球队全盛时，队员多达八十余人，多次与其他厂或专业队竞赛均取得了良好成绩，名气很大，其他的几个队，如体操、排球等，抗战爆发前一直是天津极活跃的民间体育劲旅之一。文艺活动甚为经常与火爆，话剧团曾成功地演出数场好戏，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宋棐卿曾向员工们强调说： “在东亚做工，我就要让工友们得到这样两个好处：一个是要让大家成为股东：一个就是大家学到真本领，就是某个人离开了东亚，也能利用在东亚学到的本事在社会上自立。在公司做工，大家会记得公司的好处。我不要求大家感谢我宋棐卿，但要求大家爱公司。爱公司不仅是热爱你们的今天，也是热爱你们自己的未来。” 社会上对“东亚”公司也是高看一眼，一致给以好评，特别是认定“东亚”公司的从职员到工人，总体的文化与道德素质层次高，训练有素，技术、劳纪都属上乘。因此，“东亚”始终是同行企业挖人才、挖职工的最佳目标。有人说：“东亚的职员到哪儿都能独当一面，东亚的工人到哪儿都能升上一格！” 因此，哪怕是只在“东亚”工作过几个月的“日工”（即临时工），再寻纺织活路也较条件相等者为易。 将钱花在文体事业上，而且是花了大钱。从表面效益看，是只图了个热闹；倘从长远的实际效益看，却不是那些花掉的钱所能衡量万一的。员工们身体、情绪多数是企业的最有效的保障，而心理效应，所形成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激进的动力与持久的活力，却是全业兴旺发达的根本所在。
　　上述各项只是一个方面，即积极进取方面，另在预防保护上，“东亚”公司也是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现代管理意义的。这重点反映在“东亚”公司所制定的各项福利制度上。 正如前面所说，他“不要求大家感谢我宋棐卿”。所以，他从不将“东亚”的福利权柄握在他个人的手中，控制发放，以求得个人笼络手段，而是明确地以制度管理，制订出规章制度，公诸于众，依制执行。 具体的福利制度有：正式职工实行夜班补贴，并提供免费夜餐一顿。病伤补贴：每月内不超过三天者，工资照发，超过三天者，酌情处理。伤亡抚恤：发给固定的金额，并可推荐一人入厂做工。疾病疗养：发给一定数额补贴，工龄三年以上者，因病休工一个月，工资照发，超过一个月扣工资，三个月内发放疾病疗养金。婚丧补贴：给以一定数额补贴，并有相应的休假规定。另外，还设有生活困难补贴、工衣补贴、子弟奖学金等等。探亲待遇：家居外地者，每年有固定日期的探亲假，照发工资，公司并承担路费。还为外地员工提供免费宿舍，每日提供三餐集体伙食，只收取较少的一部分费用，超支补贴，不限量，每星期改善两次，有肉（这在当时实为难得）。正式职工还每日免费供应两餐。医疗待遇：公司自设厂医，对员工的一般伤病，免费医疗，还可到宋棐卿赞助开办的一所医院享受免费医疗待遇（因该院对“东亚”公司的治疗有数量限制，员工就诊，需经公司介绍），宋棐卿还特邀他参与捐助兴建的我国第一家结核病防治病院每三个月为“东亚”公司员工作一次结核普查，发现结核病者，“东亚”公司负担三个月的治疗费用；还与人合资共建了一所疗养院，位于北平西山一棵松（当时尚是郊区），职工经医生鉴定可免费三个月往该院住院疗养；通过宋棐卿个人友好关系与资金支援关系，女职员可免费到水阁医院（前身是有名的妇产科专科“洋女医院”）定期体检，发现妇科病亦可免费治疗。休假待遇：“东亚”公司的职员每年可休假一个月，工资照发，休假期间，可以到北平的西山或香山休养，并定期到协和医院体检，费用亦由公司承担。春假待遇：每年春，由公司出资，组织全体员工到北平春游，宋棐卿亲自带队，游览，参观。赏名胜，循古迹，登长城，上西山，开展形式新颖的各式各样的竞技游艺，共进野餐，尽兴而归。退休待遇：养老补贴按工龄计：工龄在五年以下者，以每年一个月工资计发放；五年以上、十年以下者，以一年两个月工资计发放；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下者，以一年三个月工资计发放；二十年以上者，以一年四个月工资计发放。家访制度：由人事部审定专人，称家庭专员，均为女职员，慎审定，严要求：不准烫发，不准涂脂抹粉，也不准穿绸着缎，常年的短发，蓝衫，布裤，布鞋，极其简朴。依每月公司下达的固定指标，深入员工家庭，详细体察情况，发现有特殊困难者，由女专访员直接代向公司为其申请困难补贴，还负责排难解纷，调节员工的家庭矛盾，维护和睦。设有专门的夜间接待室，对于那些在家庭中不易或不便调解的纠纷，就将其请到厂里，转请熟人感情亲近者协助调解，由公司出资款待。婚丧料理：“东亚”公司将员工的婚丧大事的料理，纳入人事部的正式工作议程，遇有发生，当即有人事部派人出面协助料理，并以公司名义致送礼金，以示关怀。员工双亲中逝世者，可享受“一七”带薪丧假，并补贴给相当于员工本人三个月的工资，以示公司尊重人伦之情。对一些事父母至孝者，宋棐卿必身着素服，登门吊唁，哀戚如亲，行礼如仪，并个人赠金，以示哀痛与敬重……
　　这一切一切，多么类似现代经营，有些地方尤为可敬，须知，那可是二三十年代呀！是旧中国，万恶的旧社会呀！是私人企业，是现代化意识在大多数私营企业中尚未被接受的六十余年前！宋棐卿的一系列所为，尚不被一些同行理解与接受，甚至有些人会认为他“胡来”、“发了疯”，可这却是事实，如今来说则是史实，绝不是“天方夜谭”，也并非依现代模式的编造。且不说他是何等地出类拔萃，独树新帜，也不说他是何等地胸怀不凡，识见卓绝，起码应该承认他是一位现代经营意识浓烈的实业家，至少不能再定他为“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

　　　　　　　　　　　　　　　　　　与“东亚”相终始

　　他一生根本愿望的所在，就是发展实业，以实业救国，实业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的归宿，更是他生存的凭借。“东亚”是他的躯壳，“抵羊”是他的灵魂。有了“东亚”、“抵羊”，就有了他的一切；发展“东亚”、“抵羊”，就是他存在的一切；没了“东亚”、“抵羊”，也就没了他的一切。他向他的多年的患难与共的心腹部下曾痛陈肺腑：“我提倡‘劳资一家’，只求企业的发展，何曾要给自己争什么？我想我赚钱用于扩大企业，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于我个人，我的私蓄到死也花不完。”
　　为了发展实业的梦想，他曾不顾父亲的叮嘱；为了发展实业的梦想，他曾犯难涉险，赔了几万元而大伤父心，大失父怙；为了发展实业的梦想，他不惜背弃了父亲的意志，毅然奋行而不返顾。
　　为了发展实业的梦想，他心急只嫌路行慢，倾全部家底，拼力拉股创下了根基，厂名“东亚”，产品“抵羊”，已足证了他发展实业的锐志与雄心。从兴办起他就丝毫不留任何退路，不畏艰难险阻奋而直前。
　　“东亚”开工定在旧历的二月，早春的北方，寒意料峭，为了确保开工，为了赶在春季羊毛下剪的前头摸清情况，争取主动，他这个新上任的总经理，这位留洋有成的高级知识分子，毅然亲自出马，请了个羊毛商做向导，顶风迎尘，跋山涉水，奔走、操劳，远涉张家口、大同、包头，累极了，就临时找了个毛驴车代步，坎坷颠簸，餐风咽尘，却不顾少息，就奔走于养羊户间，认真考察。到了夜里，就随便觅店下榻，往往是住在那种走家串户的小羊毛捐客才住的粗疏陋店里，第二天又早早爬起，继续全神贯注地赶他的考察路，往往在风沙与冷热变幻里步行几十里，完全似一个久惯劳苦的经纪人，有时因被环境弄得蓬头垢面，更似一个乡农中的小贩。他考察时分外用心，从剪毛、收购、拣样、过案、估定净毛率直到打包、监秤、装运的全过程，他无不全神贯注，也掌握得好快，半个多月间，他就稔熟了一切。甚至很快就能凭肉眼识别出搀假的羊毛。待回到天津，他在业务上实是满载而归，可也“满载”了一大堆虱子，人却轻装了：又黑又瘦，与初行时，简直判若两人！可他略一休整，又一头扎进了刚开工的厂里，一连多日吃住在厂，外出联络，也竟似大禹般九过其门而不入！说不清是工程师张汉文与副理留美专攻纺织的他的弟弟宋宇涵陪同了他，还是他陪同了这两位，一直在生产车间，他亲用秒表掐着时间，张工程师与弟弟副理供他咨询，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考察，一个分秒一个分秒地计算，精确地掌握了生产的全过程。在这段日子里，除去了必须的总经理的应酬之外，他一概不问他事，只一心扑在生产上，吃不择食，不应时，睡不及席，不宁息。醒着就扎在车间，紧张地忙在车间，太累了顾不得择座，就坐在羊毛堆上，别人可以嗅出他一身腥膻，他则是“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了”。有记录尚存的人回忆当时情景的一段话：“他那一阵，几乎看不出是一个总经理。他是非常讲究仪表的，但那时却是衣衫不整，满身羊膻。他那时经常发脾气，眼神发直，样子吓人。有一回，还晕倒在地，被人抬走也不知道，睡了不到三个钟头，刚醒，就又找人谈话。”
　　“非常讲究仪表”的人，是决不轻易地不讲究，甘愿“衣衫不整，满身腥膻的”，累得“晕倒在地”，却只休息了三个小时，这是怎样的苦干法，不待细说。他是总经理，是公子哥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德昌”是他个人的，“东亚”却是大伙儿的，为“德昌”他没费过这么一小半心力，那又是为什么——理想！发展实业，救国图强的理想。理想的高度升华，必是灿烂而高贵的鲜花！
　　更有深层的动机在鼓舞着他，东亚开工于九一八后不久，东北沦陷，大批难民也涌向了天津，宋棐卿心里难受，尽管他为了办“东亚”，资金紧张得卖掉了许多东西，甚至他太太的一些首饰，已是毫无积蓄了，可他还是义不容辞地毅然捐献，在“山东同乡会”等团体发动的募捐活动中，他几次出钱出物，有人记得清的一次，是棉衣五十件，现洋五十元，向“联青社”捐赠的一次是玉米面两千斤，大米一千斤，现洋一百元。在此刻的经济拮据情形下，一再拿出这些衣物钱粮，他实在是要勒勒裤带的。因此，他才更要办好“东亚”，早日办好“东亚”。在研究筹备建厂事宜的会上，他曾一再激动地表示：集资办厂，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何况如今又国难当头？请拿出你可拿出的每一文钱，不要再存在外国银行里却心安理得地为个人与外国生息，还是来仗大义兴办实业为国家与民族争利吧L要力争“东亚”尽快开工，早开工一天，就等于为国家收复一寸土效出一分力。
　　他用他的真挚的语言，积极的行动，全力以赴地投入，捧出了他那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东亚”、“抵羊”，实业的具体实体倾注着这样一分滚滚的热血，溶人了他的心魄，能不比他的肉体躯壳更为重要么？
　　第一批毛线，质量可想而知，实际上无非是试生产的产品，可是“东亚”不富裕，要销出去才有下一步运营的资金，心里装满了“东亚”的宋棐卿，此刻也满满装着东北难民，于是，他不需怎么思索，就打好了一个主意：去找那些富家子弟！说实在话，相当一部分富家子弟，在宋棐卿面前实在是不够档次的，不仅站在一起相形见绌，甚至都很少有共同语言。宋棐卿对这其中的某些人也是鄙薄的。然而，此刻他却要向这些包括他所鄙薄的富家子弟屈节相待了。他亲自带人带线，跑到天津的“阳城”、“下蔡”，跑到围观难民的公子哥儿们面前，向他们折价兜售“东亚”的新产品，并指着难民们说：“献一分力吧，他们至今还捂着破棉衣！”他折价卖线给富家儿，再动员富家儿当场将折价买到的线捐给东北难民。他的心腹中有的人感到这样做太丢贬他的身分，他却说：“身分比起‘东亚’和难民来，又算做什么呢？我虽屈人一头，却一屈三得：既处理了积压，为‘东亚’获取了资金；又让那些人减少了一点造孽；还为难民们出了一点儿力，丢贬些身分面子还不很值得么？”
　　是的，身分，面子都不及“东亚”的一时之利重要，可他却为了“东亚”，毅然许出了“德昌”。由于广泛招股，后来又一再增股与赠股，宋棐卿在“东亚”的股分越来越相对的缩小。可“德昌”，却是他宋氏的独家产业。平日里，他很少为“德昌”操心，精力几乎全部投放于“东亚”，为了方便，“东亚”一开工，宋fei卿就将原在法租界六号路的德昌迁到了意租界五马路与“东亚”一道挂起了牌子，继续经营进出口业务，却是为了便于资金周转！
　　一切企业，尽管考虑得再周到，准备得再充分，一正式启动，必有预料不到的问题发生，“东亚”自不例外。尽管副理宋宇涵留美专攻了纺织，重礼聘来的张汉文又是留法专攻纺织的且具有多年经验的专家，技术力量可谓雄厚，然而百长难免一短，百密犹有一疏，他两个人对国内羊毛的精梳精纺的技术要求尚不纯熟，虽只一环，却是关键，使“抵羊”黯然失色；线条不匀，颜色暗淡，缺乏柔性与韧性，从外观到手感都不如洋线，而成本却相对地为高，因而启动不久，就造成了大量的积压，危机高压而至。
　　宋棐卿既冷静地毫不动摇，又积极地采取可能采取的措施。他提出缓拿薪金。为了交际，他献出了家中细软，却不走公司帐，不要公司还。为了解决精梳精纺这一关系重大的主要矛盾，他亲赴山东，为了重金求贤，他罄尽个人所有，甚至卖掉了夫人最心爱的一些首饰，聘请了王启承——齐鲁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王启承在他赤诚的实业救国精神感召与恳求下，倾盖如故，引为知己，毅然辞职赴津，做了“东亚”公司的化学实验部主任。经过了认真地一番考察化验，使主要症结，迎刃而解。
　　在重压下，他为了稳定军心，决然地在公司上层会议上明确表示：“假如东亚真干不下去了，请诸位记住我今天在这里说的话，到时候，我将以德昌的全部与在座诸君均分！”“德昌”是他的，“东亚”是大家的，只因“德昌”是进出口代理商，不是实业；而“东亚”却是实业。仅此而已，他就要弃“德昌”而顾全“东亚”！
　　“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这是宋棐卿着力增进“东亚”经济实力的名言。企业严寒很快地成了过去，“东亚”的春天欣欣而来，繁花似锦般地日新月异，做为实业，已不只立足而且鹊起于津门、但宋棐卿并无丝毫满足，他要大发展，而大发展就需要更大的资金，于是他调动了两大优势：“东亚”已夺得的市场优势，已获得的市场信誉；人头熟、交际广、善于公关之道的赵子贞，不但使一大批津门大亨：天津商会会长、金融巨头纪华、天津商会常委、纺织巨头赵真吾，天津商会常委、卷烟业同业公会主席王文典，天津大通银行董事长王以英，而且使沪上的名震全国的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陈光甫，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贺耀华，上海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俞君飞，尚有像张伯苓那样的几位大学校长以及医院院长，大使馆私人顾问，海关上的高级职员，都成了“东亚”的股东。
　　由于招股与赠股的积累，“东亚”的相当多数的员工都成了公司股东，究竟有多少？文革初曾有人统计公布，名单长长，贴了“东亚”的整整一面厂墙！其中占了原“东亚”工人的大部分。那目的，自是向“红卫兵”造反派们提供一份“东亚”资本家的名单，以供“清算”与“批斗”！
　　为了“东亚”、“抵羊”，受操劳他固然某之若饴，至于受委屈，遭屈辱，他也委屈求全。舍不得，舍不得，只有逆来顺。
　　日寇占领天津，给天津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措手不及，不得内迁，可宋棐卿完全有机会也完全有条件出走，往内地图谋新举。然而他又对“东亚”、“抵羊”怎生割舍得下？他既不肯做汉奸，又不肯为日寇所用，更不肯舍弃实业，这就必然穷于应付，常常是困扰不断，晦气重重，以致窘迫不堪，他都咬紧牙关，忍受屈辱，硬是母鸡护雏般护住“东亚”，决心与“东亚”共存亡！
　　抗战胜利后，他抱着巨大的希望，怀着无限的喜悦，欲放开手脚大有作为，可是，国民党一盆又一盆地凉水，一度又一度地盘剥，不仅使他壮志难酬，而且使他欲自保已是不及，因此他心灰意冷，也正因为如此，一九五０年在听到一些不支持他的话与一些刺激他的自尊的说法后，才黯然出走，流落并客死他乡。
　　宋棐卿历史真面目尚待彻底还清。
　　他的经营意识，实业救国精神，很值得时人认真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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