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崔伯先生

　　1913年5月，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就读，担任其英文教师的是华籍美国人崔伯先生。翌年11月，南开新剧团正式成立，时子周任团长，马千里为演作部部长，周恩来为布景部副部长。有一次演话剧，剧中有一个角色是外国女传教士，崔伯自报奋勇扮演了这一角色，与时子周、马千里、周恩来等同台演出。
　　崔伯的英文名字是伯西·布来克福德·崔伯(Percy Black— ford Tripp)，字仰西，1881年12月5日出生在美国华盛顿市附近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镇(Fair— fax county)的法尔斯邱吉村 (Fallscharch)。他是崔府的次子，乃兄因病早年夭折。崔伯在1892年11岁时就学于马里兰(Cary— lano)州立中学，因天资聪慧，学冠全级，但此时体质不佳，以致学业时辍时继，至1902年21岁的崔伯始得中学毕业。是年秋天，考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文学，四载苦研，成绩斐然，1906年获学士学位。毕业后曾到南美旅游以开阔眼界。
　　1906年，清政府直隶学务处委托天津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美聘请两位英文教员来津任教。崔伯在校时就非常喜欢中国古老文化、民族特有风俗，闻讯后，他欣然就聘。是年秋冬季节，他与郝瑞满先生联袂来津，郝就教于南开中学，崔执教于官立中学(今天津三中，创建于1901年)。崔伯热爱中国，把中国视为第二故乡。他当时不穿西穿，而穿中国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帽赐儿”)，为了符合清朝男子留辫子的要求，他在帽子的后面还缝上了一条长长的假辫子。
　　1911年崔伯奔丧返美，在美国逗留了近一年。返华途中又游历了南美各国，沿途考察教育，并专作关于中国的讲演，一路大受欢迎。返津后，于1913年，因郝瑞满先生就职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崔伯受张伯苓校长的聘请兼任南开中学英语老师。此时，正值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据南开老校友、老教育家黄钰生先生回忆：“我三年级时，听他用极其简单而正确的英语，给我们班讲安徒生和格林的童话，边讲边比划，时常引得我们哄堂大笑。他是一位古怪而又和蔼可亲的人。”崔伯与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是好朋友。崔伯非常喜爱中国女性的温柔娴淑。他早在官立中学教书时，常到得意弟子何清儒家串门，有时留下吃饺子。何家有一位小妹妹，叫何淑娴，此时，淑娴正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文淑)同窗。她大方、文雅、和蔼，崔伯非常喜欢她。崔伯先以帮助何淑娴补习英语为契机，又不断赠送小礼品，并邀请她一同去观看南开中学的话剧演出，逐步建立起感情，欲要其为妻。他托张伯苓等人打通“老岳父”何铭周(名永祥，字铭周，在外国洋行担任“华账房”)的思想，并做了加人中国籍的保证。1913年9月，崔伯与何淑娴举行了订婚大典。
　　1915年4月5日在广东会馆，崔伯和何淑娴结婚盛典隆重举行。婚礼化种族之界，开风气之先。新郎新娘穿的都是中式礼服，不过新郎没有披红戴花，而只戴了一个粉红色的胸结；新娘没有戴凤冠霞帔，而是披了西式的长头纱，手中拿了一束鲜花。张伯苓校长是当时社会上知名的新派人物，他不只是对崔伯的婚事大力支持，而且当了崔伯家长在中国的代表(当时崔伯的父亲病重，未能来华主持婚事)。在八大冰人(旧时称媒人)中，张伯苓是男方的主要代表，请帖上也由他出名(女方出名的是何淑娴的大伯父何葵舫)，而且在婚礼上张伯苓又作重要讲话。婚礼全部过程分为“入席、讲话、行礼、退席”四大部分，都以“鸣号”来宣布开始，由一位中国牧师和一位外国牧师共同主持，大体是按基督教仪式进行，没有大摆宴席，只茶点招待。整个婚礼仪式体现了中西结合，美哉美哉!崔伯与何淑娴的婚礼别开生面，广东会馆内外水泄不通，盛况空前，轰动一时。
　　婚后，崔伯决定在中国干一番事业，于是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并在1917年10月15日得到了批准。他结婚时的住宅是在河北区黄纬路仁田西里6号。这是一套他修改后的四合院平房。正门朝北，正房在南，两明两暗，带有外走廊。正房南面有门窗，从走廊可以通向小后院。正门进去，迎面用影壁隔成一个前院，西是一个小跨院。内有会客厅，东是门房、管家及车夫的居室。正院内有假山、铁树及大鱼缸等，东西各有厢房两间，并用藤萝架遮荫。正房东端是用木雕门隔开的餐厅，中部是较大的起居室，而西端则是用镶有字画的“隔扇门”隔开的卧室及与之相连的“洗漱间”。室内主要的家具陈设都是崔伯托人定制的。客厅里摆的是一套硬木家具。卧室的家具是用桃木制成的，半西半中的梳妆台、大衣柜及小柜等。最有特色的是一个大铜床。这床的四角是用带抽屉的小木箱架起来的，而床本身却是用铜管制成的一个框笼式的小屋。床的正面上部横幅刻着“福、禄、爱、寿、喜”5个大字。其中“爱”字最大。床的正面两侧为竖形窄窗式的“门柱”，其四框镶有镜片。床的顶部中间也镶有较大的一面镜子。藤子床屉，挂有帐帘，铺有被褥、摞有枕头等。西厢房为书房，陈设有桃木制作的书桌、扶手椅、摇椅、躺椅及8个有可开启玻璃门的5层木架等。1917年2月27日，崔伯的长子崔约翰在这套四合院降生了。
　　到1918年，崔伯在津门执教已10余载。他是最早到天津执教英语的美国教师之一，深感英语教材不适用。为了更好地研究英语教材，他携眷赴美国进行自修性的研究。起初是钻研一套能更好地帮助中国学生学好英语的新教材和教学方法；然后研究如何使其他一些课程(音乐和美术等)更能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崔伯回美国初住在老家，后搬到华盛顿的一所公寓(18街 1740号)。在美国6年，他经常到华盛顿图书馆孜孜不倦地查阅资料，编写英语教材。1919年 7月25日，崔伯的长女崔莲芳出生。1922年3月31日，他的次女崔兰芳出生。1924年在回中国之前，崔伯安排了一次全家从东到西横跨美国全国的汽车旅行。他专门定做了一辆专为旅行用的房屋式汽车。车厢在白天像一间小屋，里面可以摆上桌椅休息吃饭；而晚上把折起的两侧向外拉下来，即出现了两个用帆布做斜坡顶子的床铺。有了这辆车，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意愿去旅行。他们的旅程从华盛顿出发，终点是西雅图。然后乘船渡过太平洋到上海，转乘火车回到天津，先后用了两个多月。他们到家后不久，1924年10月23日，三女崔桂芳就出生了。
　　崔伯回津后就任南开中学中学部英文科顾问，对英语教员进行业务指导，并在自己家中创立了一个“模范英语学校”。他征得邻居、好友梅贻琦的同意，把梅家东面的两间房子圈了过来并打通，改为一间大教室。他还在男青年会的夜校开课，用他的新教材和新教法，培养了大量的英语实用人才。
　　1927年，一位在天津行医的美国医生蔡乐尔大夫决定回国，于是将他在靠近英租界马场道的中国地伟夫路4号(今河西区湛江道19号)新建才两年多的美式小洋楼卖给了崔伯。这是一座设计别致的、带地下室的二·层小洋楼。东南角有突出的门厅，三面是玻璃门窗；穿过门厅，进入方厅，左侧是楼梯，右侧是主客厅。该厅约40平方米，南侧和东侧共有10个2米高落地式拉窗；北侧是2米宽，1．5米高的壁炉，东北角是通向餐厅的拉门。餐厅后面是厨房和通向后院的门。楼下西北角有一间书房。楼上是5间卧室和一个卫生间。地下室共5间，最大的一间是崔伯先生夏天使用的书房，另有一间为冬季取暖的锅炉房。院内直对大门的是一间汽车房。但崔伯没有汽车，只放自家的“洋车”、自行车。后院有2间佣人住的平房。
　　前院是花园，在草坪中间是喷泉，东南角是草亭，有花池、果树、藤萝架、葡萄架等。花园内树木高低错落，鲜花盛开。而最精彩之处则是以砖垛和白色木条栅栏构成的小墙。墙上悬挂了黑铁的花盆和黄铜的风铃。这是一座美丽的小花园。当地人称之为“崔家花园”。这座小洋楼是崔家在中国扎根的基地。崔伯的四女儿崔梅芳、五女儿崔莉芳、次子崔克摄都在这里出生、长大。
　　崔家早年的生活方式虽然有点“洋味”，如早点以西式食品为主，每周六晚上总要吃一顿烤牛肉之类的西餐，一年中最大的节日是圣诞节等，基本上和中国人是一样的。他们穿的是中式服装，家里人谈话时，崔伯很少讲英语。孩子们上学，不上专为外国人孩子设立的学校，而到教会学校去读书。
崔伯喜迁新居后，应老友、天津市卫生局长金希伯的邀请兼任该局的英文秘书，工作极其勤勉。1930年8月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创建。校长时子周是崔伯的老友，他邀请崔伯担任该校的英语教师。
崔伯作为一名教师，对学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非常喜欢与青年人交谈，与青年人交朋友。他经常请学生到家里做客，对家境困难或有疾病的青年，常给予资助。他一生中交往比较密切的青年朋友有何清儒、章晴孙、孙世玉、李英孙等人。他在市立师范学校任教时，来往最密切的学生有王建新和徐继培。崔伯在社会上也交过一些青年朋友，如印刷厂职员任兆丰、花边店店员吴木顺、“裕恩永”商店小伙计薄殿元。有一年，吴木顺患了猩红热，在津举目无亲，崔伯夫妇把他接到家中，精心照料，使其恢复了健康。
　　1934年前后，崔伯在市立师范学校任教时，何辅山在该校化学实验室当工友，性情直率，有一次因顶撞了时子周校长而被解雇。崔伯打抱不平，不顾校长高兴与否，毅然将何辅山请到家中当管家。1936年，崔伯的岳父何铭周逝世，他把岳母接到家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崔伯不愿出去为日本人做事，以身体不好，“退休”隐居在家，除为挚友准备留学补习英文外，不另执教他处。在日伪统治下，崔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也和其他中国老百姓一样，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和生活上的折磨，吃的是配给的杂合面。1939年天津发大水，他的地下室书房被水浸泡，损失惨重。这对于一位一辈子爱书、读书和教书的崔伯来说，真是一件极不幸的大事。1940年4月5日是崔伯、何淑娴夫妇银婚纪念日，他买了一张席梦思床作纪念，换下了原来的大铜床。他的子女联名发出请柬，在利顺德饭店举行了银婚纪念宴会，宴会由长子崔约翰主持，前来参加的老朋友中包括当年的证婚人之一薄晨光牧师，他当时正在北京燕京大学任教。
　　1914年12月5日是崔伯 60大寿。由于时局紧张，他只邀请了几位亲朋在家中聚会，子女们特定了一个生日蛋糕。哪知生日刚过，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窜人崔伯家中，要把他当作美国人送人集中营，但当他拿出了“人籍证”后，日本宪兵只好悻悻而去。天津沦陷8年，他精神忧郁，身心憔悴，生活困难，衰老得非常厉害。
　　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年因小肠疝气住院做手术。1947年夏，因肠胃不适突然吐血，再度住院治疗。在他病重之际，是年7月15日天津东亚毛纺厂召开了一次盛况空前的股东大会，在会上宋棐卿特意向大家介绍了一位特殊的股东——崔伯先生。崔伯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怎么又成了股东呢?原来他继承了父母及姨母的遗产，并先后购置了伟夫路及北戴河的房产(位于海滨东区鹰角路鸽子窝1号，购于1929年，房前屋檐外挂有一面中国国旗，解放后于1956年由国家收购)，还投资于东亚毛纺厂，买了不少该公司的股票。崔伯认为，这样更有利于促进天津民族工业的发展。
　　1947年7月18日，崔伯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逝世，享年 66岁。当时报纸上登载了讣告。葬礼是在天津万国公墓按基督教仪式举行的。由维斯理堂王锡之牧师主持，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致词。天津教育界及亲友、弟子共悼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教育家崔伯先生。《大公报》曾对此作了专门报道。
　　解放后。万国公墓改为海口公园时，崔伯的遗骨和石碑迁到北仓公墓。不料“文革”后去凭吊时，却找不到埋葬的痕迹。1988年12月25日，其妻何淑娴病故，在北仓公墓办理火化后，家属又找到了崔伯坟墓的遗址。 1990年11月11日他的家属将他与夫人何淑娴的骨灰合葬于天津南马集“寝园公墓”，并重新建立了石碑。
1997年崔伯长子崔约翰在津寓所去世。
　　如今，崔伯后人在中国已延续5代。目前在天津居住的是崔伯次孙一家。次孙崔亚平，是天津理工学院教师；次孙媳田福泉，现任中国基督教两会全国委员、天津市人大代表、河西区政协委员；重孙崔胜，现任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主任干事；重孙崔大卫，正在就学。崔伯长女崔莲芳，现年82岁，是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与次孙一家共同生活。
　　作为天津市名人名楼的崔伯故居，于1999年自家进行了大修，更展示了原建筑的靓丽风采。在澳门回归之时，河西有线台《河西大视野·河西风物》栏目播放了采访崔伯后人的专题片。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