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是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距今约300万年前开始，延续到距今1万年左右2005年，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开展了蓟县旧石器考古专题调查。10年后，这场持续的史前考古又迎来了新的发现。
　　2015年11月20日，天津市文物局委托有关单位， 对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2015年5月期间联合开展的蓟县旧石器考古调查成果进行了评估论证。
　　此次调查又新发现旧石器地点（遗址）14处，分布于蓟县下营、罗庄子、孙各庄、 穿芳峪和渔阳等5个镇乡，采集石制品千余件，使天津的旧石器地点（遗址）总量达到27处。
　　刷新天津市域人文史
　　2005年3月，天津市文化遗产中心在蓟县北部地区开展了旧石器考古专题调查。 通过调查共发现旧石器地点27处，分布范围覆盖蓟县下营镇、孙各庄满族自治乡、罗庄子乡、官庄镇、邦均镇、 城关镇等6个乡镇，采集到各类石制品1000余件。这些旧石器地点绝大多数属于山前台地、河流的二级阶地，只发现官庄野沟一处地点位于相对孤立的小山丘上。
　　这次调查所取得的成果是天津考古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实现了天津旧石器考古零的突破，将天津市域的人文史由距今8000年前提前到距今至少1万年以上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调查中发现，采集到的石制品原料以燧石为主，也有少量用石英、石英砂岩等原料加工而成，但在官庄野沟地点发现的石制品几乎都是石英质料。
　　这些石制品人工痕迹清楚，类型丰富。工具以数量较多的各种类型刮削器为主，还有尖状器、钻器、砍砸器及石核、石片、残片、断块、碎屑等，在一些地点还发现少数细石器石核和若干不典型的细石叶，表明这个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多样性。
　　从石器加工技术来看， 除细石器以外， 其余几乎都是直接打制的；修理方式主要有向背面加工、向正面加工、错向加工、复向加工、交互加工等技法。此外，还发现有少量用砸击法加工的石器。根据采集到的石制品标本及其出土地点的地貌特征初步推断，这些石制品的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至10万年，属于中国北方小石器传统。 这次调查还发现了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的地点，为探讨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提供了重要线索。
　　蓟县旧石器地点及人工制品的发现，是半个世纪以来天津考古的重大发现，不仅填补了天津地区旧石器考古的空白，而且将天津市域的人文历史提前到距今1万年以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旧石器考古专家认为，蓟县这次旧石器考古调查，方法科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最后消灭了以省、直辖市为区域单位的旧石器考古空白区，是天津考古学史上重要的发现。
　　2007年5月，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队， 对蓟县东营坊旧石器地点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出土典型石制品90余件， 该项目也是天津第一次对旧石器地点进行正式考古发掘，相关测年样本经国际专业检测机构检测显示， 东营坊旧石器地点绝对年代距今不少于4万年以前，从而又一次刷新了天津市域的人文史。
　　发现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2005年开展的蓟县调查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分布丰富，学术研究价值重大，有必要开展进一步工作，使天津地区旧石器考古工作再向纵深推进。2015年5月，以开展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天津地区旧、 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存综合研究”为契机，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合作，再度在蓟县北部山区开展有针对性的旧石器考古调查。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蓟县旧石器考古调查项目负责人盛立双告诉记者，如果说2005年的调查是实现天津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从无到有”，那么2015年的工作就是将古人类在天津蓟县区域活动的历史向“纵深推进”。
　　2015年度的田野调查是基于2005年的工作基础上，以蓟县1：10000地形图为基础，筛选适于古人类生存并具备第四纪埋藏条件的河流阶地、山谷；结合详细的行政区划图和以往哺乳动物、旧石器考古线索，确定了以蓟县北部和中东部地区为重点考察区域。考察队分两个阶段进行调查。
　　盛立双表示，此次调查，新发现旧石器地点（遗址）14处， 分布于蓟县下营、罗庄子、孙各庄、穿芳峪和渔阳等5个镇乡，采集石制品千余件，使天津的旧石器地点（遗址）总量达到27处。调查在第IV、 III级阶地上新发现的下营南岭、杨庄西山等地点，以大型砾石为原料，生产大石片工具为特色，在华北旧石器文化体系中鲜见；以东井峪骆驼岭为代表的第II阶地地点，石片石器的小型化趋势明显，与第IV、III阶地的石制品形成鲜明对照。 上述地点与东营坊遗址以燧石为主的小石器工业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文化面貌，代表蓟县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为建立区域旧石器文化序列奠定了基础。
　　从地貌部位与文化特征推测，此次调查新发现的旧石器地点的年代已经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早期，即地质年代的晚更新世早期或更早，不晚于距今10万年，将早期人类在天津地区活动的历史推向了更久远的时代。此次调查发现的杏花山朝阳洞系天津地区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具有独特的考古价值。
　　发现“蓟县人”还为时尚早
　　天津蓟县旧石器考古又一次获重大突破 ， 将人类在天津地区活动的历史从距今4万多年提早到距今10万多年以前。 那么，是否就意味着天津也存在和“北京人”一样的“蓟县人”呢？为此， 盛立双告诉记者， 考古工作是一项循序渐进的工作，需要大胆假设，更需要脚踏实地做好每一步。
　　虽然今年的工作在天津旧石器考古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客观分析，天津旧石器因工作开展晚、考古发现与研究深度不够，相比于旧石器考古工作开展较早、较好的北京市、河北省，仍有许多差距。河北省阳原县的泥河湾有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经过近百年的工作，旧石器的年代时间从距今200万年延续到距今1万年以前，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北京的周口店因发现“北京人”头盖骨而享誉中外。天津蓟县与北京、河北相关区、县山水相连，存在着适合早期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天津的旧石器考古虽然起步晚，但是开局好，工作扎实，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前期工作基础，在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只要科学谋划、精心组织、认真研究、扎实工作，通过未来若干年的工作，必将扭转这一相对薄弱局面。因此，持续的深度调查、典型遗址发掘和整理研究是今后的工作重点。
　　至于能否发现“蓟县人”，盛立双表示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当下厘清天津地区旧石器遗存的地层序列、文化特征与发展变化，建立区域旧石器文化序列是首要任务。至于说发现“蓟县人”还为时尚早，这或许需要几代考古人的集体努力才会有突破性进展，要开展循序渐进的工作，更要相信“水到才能渠成”，下到功夫才有收获。
　　据了解，目前蓟县调查采集的文物标本正在进行后期研究与整理阶段，未来将会在合适时机推出展览，让市民亲眼观摩10万年前古人类留下的生产生活工具， 感受“最早的拓荒者”――蓟县古人类适应环境变迁， 顽强地在天津大地上披荆斩棘，生生不息的场景。

　　　　　　　　　　　　　　　　　　　　　　　　　　　　　　　　　　　　　 　 2015-11-26
　　　　　　　　　　　　　　　　　　　　　　　　　　　　　　　　　　　 　（新闻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