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文物局正式确定，贵州省遵义海龙屯遗址、湖南省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省唐崖土司城遗址联合代表中国土司遗产，申报2015年世界文化遗产。随着三省政府签署《关于保护土司遗产的联合协定》，标志着分散在三地的土司遗产整体打包为“中国土司遗产”，冲刺2015年世界文化遗产进入倒计时。
　　速度 10个月获得申报资格
　　2012年11月，贵州省遵义海龙屯遗址、湖南省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省唐崖土司城遗址进入国家文物局的“世界文化遗产备选名单”，10个月后，三省遗址确定申报2015年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速度在我国申报史上前所未有。
　　按照常规的流程，文化遗址“申遗”首先应当进入国家文物局的“世界文化遗产备选名单”，国家文物局每年从备选名单中选择一个项目前往联合国进行角逐，这个周期下来常需要10年左右。
　　不管是在专家还是当地官员看来，创纪录的速度正缘于土司遗址本身的重要价值：三处遗址在中国现存的土司遗产中，始建年代较早、沿用时间较长、保存较完整，属土司制度完备和鼎盛时期典型的综合性城址遗存。海龙屯遗址是杨氏土司南宋时为抵抗蒙古大军进攻建立的军事大本营。老司城遗址是彭氏土司五代十国时期开始建造的。唐崖土司城遗址始建于元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明天启初年（公元1621年）还进行了扩建。它们突出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共存、碰撞并最终融合的中华文化交流过程。
　　在进入到国家文物局预备名单的三地土司遗址中，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是最早开始准备的，2010年，湖南就邀请相关专家论证老司城是否能“申遗”。
　　湖南永顺老司城开始筹谋“申遗”后，作为和永顺老司城类型相仿的唐崖土司城也开始进入国家文物局的视野。此后，唐崖土司城申遗进程开始加速。 海龙屯遗址则是最晚的一个，从2012年开始考古发掘，3月底收集资料制作文本，赶在最后一批向国家文物局提交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文件，并最终获批。
　　现状 考古发掘完成开发刚开始
　　土司是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首领的职位。根据《中国土司制度》作者龚荫的统计，从西北、西南至华南，全国先后出现的土司数量是2569家。而在所有的西南土司中，以海龙屯为代表的播州杨氏土司是最大的。
　　“海龙屯土司遗址是现今保存最完整、最大的土司遗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申遗办工作人员说，如今海龙屯遗址主要由军事城堡、九个关口、古栈道和36条天梯组成。
　　在“申遗”之前，2000年遵义将海龙屯委托给北京的一家民营公司开发，但是该公司两年后撤资，那次短暂的开发并未对海龙屯造成多大的改变，除了山顶一个名为“播州人家”的农家乐外，和旅游相关的各种公共设施基本也没有建起来。
　　永顺老司城遗址分布有宫殿区、衙署区等遗址区；地面历史遗迹有祖师殿、彭氏宗祠、德政碑、牌坊等。“从2010年以来，我们加大力度保护老司城遗址生态环境，还启动老司城特色民居改造工程，充分展示浓厚的土家族民族文化氛围，助推老司城旅游开发。”永顺县申遗办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因为永顺县比较偏僻，来此旅游的人并不多。
　　“唐崖土司城遗址地表上有城墙和石板路，还有深埋地下的‘衙署区’，衙署区以一条中轴线为基线，两侧房屋完全对称，这样的宫殿架构只有故宫可与之媲美。”咸丰县申遗办公室副主任白斌说，目前，遗址外城、内城、宫城的城墙正在全面清理、加固。
　　虽然2006年唐崖土司城遗址就成为第六批国保单位，但并没有对外开放，“一直在做保护管理规划，也没有进行考古发掘。”白斌说，直到2011年， 有土司“申遗”的消息后，才对遗址进行了3个月的发掘，“因为没有确切消息，2012年发掘又停了一年，直到今年才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
　　如今，3个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已全部完成，遗产地的保护管理规划已编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审文本也于今年9月提交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投入 初期预算上亿元资金
　　为迎接明年世遗专家现场考察评估，三地投入巨额资金用于遗址周围环境整治工作。
　　“这次申遗，咸丰县初期预算是投入2个亿进行改造，其中环境整治、公路改建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1亿元，文物本体保护投入1亿元。”白斌觉得， 相对于一些地区动辄数亿元投入，咸丰县这次“申遗”投入已算很少，“这只是初期预算，最终要投多少钱，要等整个保护预算文本下来才能确定。”
　　而从遵义市汇川区申遗办了解到， 海龙屯遗址的改造投入大概在1.5亿元左右，“除了搬迁和环境整治外，遗址的修复也要很大的投入。”
　　老司城遗址所在的永顺县是湘西唯一的国家级贫困县，但为了这次“申遗”，永顺县也不惜血本。据当地媒体报道，老司城遗址申遗涉及本体保护、陈列展示、环境整治、配套设施和利益相关者5大类35个项目，总投资约5.189亿元，目前已完成8个项目，剩下的27个项目必须在2015年7月前全部完成。
　　“申遗资金除当地财政支出外，各级省、市政府和国家文物局都会支持，从而保障各个项目顺利进行。”白斌说，只要前期准备工作完成顺利，“申遗”成功应该问题不大。
　　在白斌看来，一旦“申遗”成功， 不但能解决遗址保护与群众生活改善的矛盾， 而且能够把咸丰县生态旅游的名片和品牌推向全世界，“如果失败， 土司遗址也会被建成遗址公园， 也同样具有旅游和文化价值，并且也能更好地全面保护遗址。”
　　但白斌也清楚， 作为土司制度存在的见证，三个土司遗址并没有龙门石窟那样众多的地面建筑， 为了保持遗址的真实性，原来规模庞大的宫殿群只能靠解说和想象来还原。“就像参观圆明园一样，来土司遗址参观的人需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才能明白当年的那段历史。”
　　忧虑 “申遗”应放慢脚步
　　这些年，“申遗”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多。2010年， 湖南新宁县作为省级贫困县， 为牵头“中国丹霞”地貌“申遗”花掉了4亿多元，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早在2007年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的贵州省荔波县就曾因“申遗”欠下两亿多元的债务。
　　“这两年国内外的很多申遗项目相比最初的一些来说已经打了折扣，在去年的《世界遗产公约》颁布40周年国际性会议上，就有很多专家认为可以放慢审批世界遗产的脚步，因为从很多项目来看，这种申报世界遗产的必要性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中国政法大学旅游法和世界遗产法研究中心主任刘红婴对记者说，国家文物局的申遗名单每年保持在100个， 只有排在第一位的才能递交到联合国的世遗大会参加投票。在国内这个程序中，各地竞争也是非常激烈。
　　在她看来，很多地方把“申遗”与发展旅游经济相联系，是违背《世界遗产公约》的，“世界遗产是保存对全人类都具有杰出普遍性价值的自然或文化处所为目的，并不涉及任何经济因素，也不是靠花钱投入得来的。关键是如何尽力保护和展出这些遗产，没有一个条文与发展经济有关。”
　　有专家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的“申遗热”有两个误区，一是把“申遗”等同于“摇钱树”，二是误以为所有的世界遗产都是先进文化。实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主要是为了救助那些本国没有能力进行保护的濒危世界文化遗产。
　　刘红婴说，不是“申遗”成功后，当地旅游经济就能飞速发展，“位于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在2004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但国内很少有人知道。”
　　“全球世界遗产的总数即将突破四位数，太多的世界遗产会让遗产标准所要求的典型性、完整性、真实性、均衡性打折扣。导致以量取胜，而不是以质服人， 不利于真正保护世界遗产。 并且多而不贵，则让世界遗产有贬值的嫌疑。”刘红婴说，“申遗”固然重要，但我们应该在充分理解和尊重《世界遗产公约》的前提下来进行，不能因为某些原因，盲目追求数量。

　　　　　　　　　　　　　　　　　　　　　　　　　　　　　　　　　　 　　　2013-12-13
　　　　　　　　　　　　　　　　　　　　　　　　　　 　 　 　　　 （新闻来源：天津网-每日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