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则关于某遗址公园的负面新闻占据了各媒体显要位置，据当地市民反映，该园内出现了城墙裂缝、地面塌陷、景观破坏、杂草丛生等现象，让他们甚感惋惜。这暴露出大遗址保护工作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换个角度看，则说明大遗址保护正逐渐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热议的话题乃至自觉的行动。
　　大遗址，是指规模特大、文物价值突出的大型文化遗址；建立遗址博物馆或遗址公园，是保护、展示、研究、利用大遗址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国家文物局有关资料表明，我国正在向以“六片、四线、一圈”为核心、 150处大遗址为支撑、覆盖全国的大遗址保护新格局迈进； 很多地方政府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大遗址保护和遗址公园建设中来。 从“遗址”到“大遗址”再到“遗址公园” ，不仅是称谓的简单变化， 更是理念的深刻变革，但这也标志着大遗址保护工作在双重目标审视下必须步入一个新阶段。
　　在各地大遗址保护实践过程中，有一点不可回避，那就是大遗址上原住民的生产生活与文物保护展示之间面临的矛盾。有数据显示，汉长安城城垣遗址内现有54个行政村，涉及5万多人；三星堆遗址保护范围内共有11个行政村，其中6平方公里的重点保护范围共涉及5个行政村1500余户、 4500余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754人。水源利用对文化地层的渗透侵蚀、房舍搭建带来的布局凌乱和垃圾废物的倾倒堆置等人为活动，势必会不同程度地对文物遗迹的安全和遗址环境的协调造成影响。由此可见，大遗址保护并非单一的文物个体保护，还涉及人口、土地、环境等诸多问题，是一项牵动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系统工程，这也意味着，大遗址保护不仅是专业人员的行为，更应是全民的行为，不仅是行业的行为，更应是社会的行为。于是，当大遗址保护工作进入新阶段后，作为人文领域的大遗址，选择“人文”思路开展保护、利用渐成趋势。
　　在金沙遗址，在开城遗址，当地政府都不约而同地加强了遗址保护范围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卫生治理、道路交通规划等工作，开城遗址环境整治工程更是使牵涉其中的3个自然村有了向外连接的砂石路， 解决了村民出行难的问题。在安阳，当地政府将宫殿宗庙区所在地小屯村、后母戊鼎发现地武官村以及大司空村，改造成历史文化民俗村，组织村民开展殷商文化、民俗展示等旅游服务，增加了农民收入。应当看到，在大遗址保护过程中，美化了遗址地生态环境，提高了原住民生活质量，更促进了区域产业布局和功能转型，民众因此切实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反过来，这也更好地激发出民众对于文物保护的热情，支撑他们持久地参与到大遗址保护的行动中来。
　　“保护”不是“看护” ，将文物遗迹科学、合理、有效地展示给公众是遗址保护的最终目的， 更是促成大遗址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以唐长安城延平门遗址公园、曲江遗址公园为代表的大遗址市民公园模式所实施的开放式保护，受到了很多群众的欢迎。2010年入选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殷墟遗址，积极利用研究和考古成果，拓展衍生出多种类型的文化工程和文化产品，筹建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殷墟车马坑博物馆，制作3 D动漫电影每天循环播放， 以生动、直观的形式展示殷商时期的历史风貌和传说故事，弥补了殷墟遗址观赏性弱的不足。灵武市通过优化游览线路和观光项目，使过去无人问津的水洞沟遗址，从只局限于科学考察的高端人群，发展成为吸引大量普通游客的宁夏又一处重要文化旅游场所。这些无疑都是很好的例子。
　　从专门的文物保护工程到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工程，让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真正惠及于民的“人文”思路、开放思维，更好地释放了大遗址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值得肯定，更值得推广。
　　　　　　　　　　　　　　　　　　　　　　　　　　　　　　　　　　　　　　　　 　 2011-12-16
　　　　　　　　　　　　　　　　　　　　　　　　　　　　　　　 　　　 　　 　（新闻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