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档案馆特藏馆里，一组色彩鲜艳、画面清晰的明信片，常引起参观者的关注，感叹几十年前的明信片竟如此精美，更感叹这些普通的明信片，竟悄然记录了一段段远去的历史。
　　150年前，津城被迫开埠。腐败清政府与列强所签的一纸《北京条约》，让海河两岸陆续出现9个“国中国”——租界。当时在9个租界中，日租界虽然不是最早的，但却是扩张快、占据长 、掠夺大的租界。据市档案馆资料显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将侵略目标伸向中国，并把侵入天津称之为“征服中国的咽喉”，并于1898年在天津设立租界，初设面积1667亩，经过扩张总面积为2150亩(另有1910亩、2466亩等说法)。1937年 ，日本占有租界以外的土地已达10700余亩，到后来，整个天津全部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之下。1945年，日本投降，日租界正式收回。
　　日租界所在地现今为和平辖区，租界地内大多建筑已被高楼大厦所代替，历史原貌已很难找寻。除此之外，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日租界的历史资料也非常少，因此对于了解城市这段历史困难很多。没承想，2007年6月市档案馆与市社联共同组团赴日本征集档案时，意外发现了一批日本“天津人”，而且他们为填补这段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天津人”， 是一批在天津租界出生或在天津生活过的日本人 ，对天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大家每年相聚必然回忆天津的生活，并搜集有关天津历史档案资料，其中有一位老人最热心也最有心做这件事，当得知天津档案馆来日征集历史档案时，他带来一个装有档案、地图、照片、明信片的大旅行箱，毫不保留地展示出来，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他就是今年5月份在天津市档案馆举办“个人收藏天津史料展示会”的中日民间交流的使者——近藤久义先生。
　　近藤先生1932年3月出生在天津日租界山口街(现在的锦州道以北的张自忠路)1号，儿时曾就读于淡路街(今甘肃路)日本第二小学，毕业后进入天津日本中学，1946年离开天津。他之所以出生在天津，是因为祖母的哥哥1901年来天津，1917年父亲17岁时来津投奔舅父，于是一家人从此在天津落户。一家三代生活在天津，不仅目睹了这片土地发生的变化，同时也潜移默化产生了感情，这些从近藤先生的珍藏中就可感觉到。
　　市档案局荣华馆长说：近藤先生慷慨所捐的图片、地图、书籍以及部分资料的光盘，非常珍贵。有当时天津街景、日租界全景和公园等图片；有拉车的 、放鱼鹰子的百态人生；有当时天津人婚丧嫁娶的场景；还有海光寺 、鼓楼、南市、万国桥、东马路、金钢桥等地区的历史风貌 ，这些资料成为众多学者研究天津历史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 。其中有一组有关天津1917年水灾的珍贵照片再次扩充了境外征集资料的馆藏：天津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加之又是永定河、南运河、北运河、大清河 、大运河五河交汇之处 ，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水灾 ，比较严重的就是1917年和1939年波及整个天津的大水灾 。可是1939年的那场水灾天津档案馆已保存了第一手资料 ，1917年的水灾资料则是一片空白。当年天津五大河流暴涨，最终于9月21日冲垮良王庄大蒋庄间的南运河堤防，并于23日进入天津市西南部和日、英、法各国租界，洪水一望无际，为数十年来之浩劫。1917年7月20日至28日海河流域连降大雨，致使山洪暴涨，引发洪水泛滥，天津西部尽被淹泡。9月21日洪水自天津海光寺一带向北漫流，24日夜市区临时土埝溃决，洪水经多伦道、南市等地突入市区 ，海光寺一带水深约1.8米，河北北路水深1.5米，和平路一带水深亦达1米以上 ，受灾人口达620万。为了让天津人民了解当年的情形，近藤先生主动将1917年水灾照片刻录成光盘，无偿捐献给了天津档案馆。
　　近藤先生搜集并捐献的珍贵史料 ，还有1937年日本轰炸南开大学的图片。“ 在7月29日夜里两点钟 ，天津市内战争开始 。中国地区整天遭受炮击和空军轰炸 。八里台附近的南开大学遭受猛烈轰炸 ，几乎夷为平地 。市区大火蔓延，无法扑灭。”7月30日凌晨1点，日军开始向南开大学开炮。30日下午2时“日炮队亦自海光寺向南大射击，其中4弹，落该院图书馆后，刻已起火。”该图书馆是著名教育家卢木斋捐资盖造的，里面藏有大量有价值的书籍,很可惜顷刻毁于一旦 。30日下午3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 、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临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望者，皆嗟叹不已。”日本侵略军就这样炸毁了南开学校，让美丽的校园一夜之间满目疮痍 、一片废墟。日本侵略者为什么这样痛恨南开?《亚细亚》英文月刊援引日本官方言论披露：因为南开是在天津“造成反日情绪与反日活动的中心”，所以日方“非炸毁(南开)不可”。而近藤先生收集到的这些图片，可以让我们在悲愤中不忘历史。正如张伯苓先生所说：“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老先生在搜集这些资料时并没有回避日本当时的侵略行径，也没有忽视日伪时期中国的抗战场景，很多标语图片都记载了当时的历史细节。作为一名日本友人，他让我们看到了对待史实资料的忠诚和严谨。
　　这次赴日征集时，他们还查到了当年日本驻屯军的相关档案：天津各国租界设立之初，是没有权力驻扎军队的。但“庚子事变”后的《辛丑条约》使列强获得了这一权力。“庚子事变”后 ，各国列强借口保护公使馆 、领事馆和本国侨民的安全，在和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该条约第三条规定 ，帝国主义可在自山海关至北京沿铁路的12个地方驻扎军队 。由此，各国正式开始在中国驻军 ，日本驻屯军的到来也是始于这一时期。日军最初驻扎在英租界 ，在海光寺建设兵营和司令部，1902年转移到海光寺。第一任司令官为大岛直久中将，该部队不仅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野战医院外，还有一个军乐队。日本驻屯军经常举行演习，如1909年6月驻天津步兵队举行了特别射击会。
　　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加剧了对华北的侵略，天津是他们重要的掠夺基地和交通枢纽，因此也导致了天津人民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早有准备的日租界当局与驻屯军协商决定，不惜一切手段对12000日本侨民实行现地保护。为此，他们千方百计捕杀抗日志士与无辜百姓，与此同时，设路障、建炮楼、限通行，为所欲为，在津城犯下滔天罪行。抗战胜利后，为掩饰罪恶，他们将大批档案销毁或带走，致使这段历史没有翔实的资料。尽管国内部分档案馆对日本驻屯军的资料有所保存，但不是一手的，更不是日本人自己保存的。这次他们征集到的却是日本人自己保存的当年档案，还有当时驻屯军的部分史料，这些为国内研究租界史提供了新的一手原始资料。
　　查阅复制的2000多张珍贵历史照片 ，缩微复制的10000多页档案 ，以及1870年到1945年的400多张明信片 、389张老照片，再现了当时天津日租界的景象 ，不少内容是专家寻找多年未果的新发现 ，这对研究天津近代史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也为认识和评价天津历史提供了准确依据，同时填补了天津租界档案资源的空白，为研究天津近代租界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依据材料。

　　　　　　　　　　　　　　　　　　　　　　　　　　　　　　　　　　　　　　 　 　2009-12-27
　　　　　　　　　　　　　　　　　　　　　　　　　　 　 　　　　　　　　　 　（新闻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