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敦煌艺术大展”在天津博物馆开幕。按原大复制的6个敦煌洞窟、10尊敦煌彩塑和数十幅敦煌壁画、绢画等，在深红背景、幽暗灯光的烘托下，再现出古老敦煌那个充满神秘色彩和艺术魅力的神奇世界。
　　综观整个展厅，观众最感兴趣的地方，一是那个最小、最简陋的藏经洞；二是陈列着敦煌遗书的柜台，十几卷泛黄的敦煌遗书，全是从那藏经洞里出来的真品。藏经洞世人皆知，当年正是因为它的突然出现，人们才知道，遥远的敦煌藏有一片充满古代艺术瑰宝的洞窟。至于敦煌遗书，人们有点奇怪，印象中当年藏经洞中的文物不是都被几个外国人骗取到国外了吗？怎么还有这么多完整的文献呢？据说，天津博物馆所藏敦煌遗书远非展厅里展出的这十余卷，而是350余卷。
　　也是，天津与敦煌素无关联 ，据说连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也大多是一些不太完整的残卷 ，为什么天津能有350余卷保存完好、有些甚至标有年款的敦煌遗书？ 为此记者采访了天津博物馆馆长陈卓和原天津市艺术博物馆退休老馆长云希正，并查阅了一些相关的资料。
　　敦煌遗书缘何流入津城
　　追溯天津博物馆这批敦煌遗书的来历，同样也得追溯到当年藏经洞中大批出土文物被人巧取豪夺的那段历史。
　　据载，1909年初夏，法国人希伯和把从敦煌莫高窟王道士手中骗走的6000余卷敦煌遗书走私到巴黎后，把留下的极少的一部分，如《老子化胡经》和隶古定本《尚书》等，带到北京六国饭店，展示给北京文化界名流罗振玉、王仁俊、蒋斧和董康等人看。希伯和虽说是一位“中国通”，但他毕竟是洋人 ，他有鉴别古物的眼力 ，却难以吃透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他需要向中国的专家学者请教一些问题，弄清诸多疑问，所以才示宝于人，并肯透露出藏宝的地点——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一见那些极其罕见的中古时代的经卷和文书，罗振玉、王仁俊等人大吃一惊。罗振玉是京都著名的国学大师和语言文字学家，一看便知那些文物的价值。他立刻上报清政府学部，呼吁政府赶紧采取措施保护残存的敦煌遗书。
　　1909年8月22日，学部左丞乔树楠下令，命陕甘都督毛实君即刻封存莫高窟藏经洞内剩余文物 。同时拨银6000两给敦煌县令陈藩，令其征集流散于当地的敦煌遗书。转年，1910年，清政府又命新疆巡抚何彦升把发现于藏经洞的敦煌遗书全部押解到京。
　　1910年三四月间，押运敦煌遗书的大车抵达北京。按照清规，那车队应当直接赶进清政府学部大院，押运官傅某直接向学部官员复命才是。不想押运官胆大包天，应其上司要求，暗把车队悄悄地赶进何震彝的私宅。
　　何震彝乃新疆巡抚何彦升之子，此人12岁能诗，25岁中进士，官任内阁中书，嗜书如命。不知是否早有预谋，敦煌遗书一到，何震彝立刻叫来岳父李盛铎，李盛铎又叫来自家亲家刘廷琛以及好友方尔谦，四人藏于密室细阅车上全部的敦煌遗书，然后各取所需。结果，8000余卷敦煌遗书 ，千辛万苦地到了京都 ，又被官员们截留了不少。刘廷琛官任学部副大臣；李盛铎时任顺天府府丞，而且是当时中国四大藏书家之一 ，鉴赏古籍是一个超级的专家。因此 ，他们留下的敦煌遗书，绝对是最佳的精品。
　　事后，何震彝等人窃书之行径败露于世。罗振玉在其校印的《鸣沙石室佚书》序言中，曾愤怒地揭露了何震彝、李盛铎等人偷窃敦煌遗书的行为。清政府学部侍郎宝熙当时曾经上章参奏过这一弊案，后因爆发武昌起义，清王朝摇摇欲坠，清官员惶惶不可终日，谁有心思过问丢书之事？窃书案不了了之。
　　爱国收藏家义捐国宝
　　李盛铎、方尔谦晚年移居天津，藏在他们手里的部分敦煌遗书随之来到津城。后来，大概是因生活所需，那些敦煌遗书流散于天津市面，其中一部分被津门收藏家周叔弢、张叔诚等人收藏。
　　云希正介绍说，天津博物馆藏敦煌遗书350卷，其中256卷来自周叔弢的捐献。周叔弢捐献的敦煌遗书里，不少卷子卷面上落有李盛铎的鉴赏印，可以证明是出自李盛铎之手。
　　周叔弢是中国民族实业家，也是著名中国古籍收藏家，他将自家经营企业所得，几乎全部用来购买文物图书，藏书量多达4万余册。敦煌遗书屡遭外族劫掠的事情早有报道 ，周叔弢闻之怒不可遏，从此，但凡敦煌遗书，他见一件买一件，唯恐国宝再落外人之手。周叔弢请专业人员为他收藏的250多卷敦煌遗书定制纸盒 ，一卷一盒，装好后藏进一个特制的木箱，再不转手。
　　新中国成立后，周叔弢曾经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当选过全国人大第一至五届的常委会委员，以及全国政协第一至四届和六届的委员。“文革”时周叔弢受到冲击。横扫“四旧”，抄家抄到周家时，周叔弢深怕他所珍藏的敦煌遗书遭遇不幸，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还去尽力地说服那些红卫兵，使得这些敦煌遗书幸免于难，被送到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保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大量的文物清退给周叔弢 。周叔弢提出愿把包括256件敦煌遗书在内的1262件文物、9196册古籍善本，无偿捐献给国家。周叔弢的好友张叔诚 ，在周叔弢的带动下 ，也向国家提出了无偿捐献文物的要求。张叔诚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收藏家，他所捐献的文物中也有一些敦煌遗书，其中有的印着方尔谦的鉴赏印。
　　1981年3月，天津市政府隆重召开表彰大会 ，市长胡启立同志讲话，高度赞扬周叔弢、张叔诚两位先生的爱国义举。当时媒体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一些清代的珍贵画作上，弥足珍贵的敦煌遗书反倒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
　　表彰大会结束后，周叔弢、张叔诚捐献的敦煌遗书被市政府划拨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收藏。该馆过去藏有一些从古籍书店、文物市场等处零星征集的敦煌遗书，两者相加，数量达到了350卷。
　　事后，有关研究人员发现，周叔弢、张叔诚捐献的敦煌遗书，不仅保存完好，还多是首尾完整的全卷，而且特别珍贵的是，其中有的是孤本；有的注有年款和出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包括过去从京师图书馆移交过来的敦煌遗书上万件，可惜大多是残卷。为此，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6年6月，专门影印出版了一部七本的《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　　2004年，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两家合并组建成天津博物馆，后者所藏敦煌遗书自然归并到天津博物馆名下。
　　量大质精湛称国宝
　　落在津城的敦煌遗书中，除大量佛经外，还有俗文学、文书、民族文字和道教的一些经卷。据说在对佛学、对古敦煌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上，这些敦煌遗书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原天津市艺术博物馆退休老馆长云希正告诉记者，西方学者视敦煌遗书中的经书佛典为“东方圣书”。原因是起源于古印度的大乘佛教，其梵文原典多已散失，幸亏敦煌遗书中存有大量汉译的佛典，才让人们得以窥其内容。敦煌遗书所有文献皆为写本，因此它既是追溯梵文原典的珍贵资料，又是校正《大藏经》印本的母本，其价值不言而喻。天津博物馆特藏的350卷敦煌遗书大多是佛典的经部文献，其中首题或尾题完整的就有40余种、200多卷，其内容几乎包括了大乘教中所有重要的经典。例如，经唐玄奘翻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天津博物馆特藏的敦煌遗书中存有此写本20多件，其中一件抄自武周时期的写本，距唐玄奘译著这篇经典的时间（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相当近，至多相差40余年。又如，天津博物馆特藏的敦煌遗书中，竟有一卷连佛教典籍中都不多见的经卷，名叫《佛说水月光观音菩萨经》，卷尾清楚地记载着是敦煌名士翟奉达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为其亡母二七斋追福所写。《大藏经》中不见这部《佛说水月光观音菩萨经》，人们找不到此经的出处。后经专家王惠民遍查佛典，才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的发愿词中，查找到相似的经文。稀者为贵，这部经卷价值非同一般。另外，唐玄奘译著的《解深密经》共分五卷，卷二、卷四早被斯坦因掠夺到大英博物馆，另有一卷藏于国家图书馆，卷三则在天津博物馆，现正展出在该馆“敦煌艺术大展”的展厅里。这部经书内容是对大乘教理予以解说，对研究大乘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云希正还告诉记者，该馆特藏的敦煌遗书中 ，有不少文献涉及到敦煌的历史和文化 。例如从一份写自初唐时期、名为《咸亨二年胡文达牒》的社会文书中，可了解到中国早在唐朝时户籍管理制度就比较严格，那时朝廷规定户籍三年修订一次，基层政权每年都要逐级上报到州，并汇总转报至尚书省。那份《咸亨二年胡文达牒》记录的是沙州（治所在敦煌）胡萨坊的官员向上级申报坊内外来番户动迁的情况。胡萨坊是当时中亚和西域各国人口来敦煌聚居的一个区域，从文书中可看出当时竟有“外国人”久居敦煌长达25年。
　　最后云希正还特别提到，唐和唐以前的书家墨迹，多少年来很少能够见到原件，人们看到的多是碑碣墓志或摩崖刻石的拓本。然而敦煌遗书却堪称是那一时代的书法大全，卷卷敦煌遗书，展现给人们的是从南北朝、隋、唐到五代的各个时期的书法佳作，确是研究中国书法发展演变的绝好资料。天津博物馆所藏敦煌遗书中，北齐的《羯磨》，六朝的《大通方广经》等，书写风格都是隶楷合体，捺笔很重。但到隋唐时期，则转以楷书为主，其间隋风结构疏朗，唐风丰满娟秀、方正稳健，明显可见中国书法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轨迹。
　　总之，落在津城的350件敦煌遗书，提高了天津博物馆品位，也让天津博物馆有幸成为我国研究敦煌学的一大园地。

　　　　　　　　　　　　　　　　　　　　　　　　　　　　　　　　　　　　　 2008-08-02
　　　　　　　　　　　　　　　　　　　　　　　　 　　　　　（新闻来源：天津日报报业集团网——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