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5日天津刚解放，就有天津装具厂护厂队和南开大学南星合唱团等组成宣传队欢迎解放军入城，庆祝天津解放。2月14日，有14万群众集会游行欢庆解放。华北中国纺织公司制作的彩车、南开大学绘制的领袖像、南星合唱团的合唱、军管会文艺处宣传队的秧歌等，出现在游行队伍之中，既反映了人民群众欢庆解放的喜悦心情，也展现了群众文艺活动的精神风貌。 此后的几十年间，伴随天津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群众文化活动在全市城乡不断发展，不断前进。在前进的道路上，有起伏，有曲折，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后，继续前进。
一、解放初期的群众文化活动
解放之初，天津军管会文艺处多次召开座谈会，研究群众文艺活动，确定以“工人为主、兼顾学生”的工作方针。文艺处设立了由处长周巍峙兼任组长的群众文艺工作组，负责此项工作，发动群众参与文艺活动。当时军管会文艺处组织所属的五个宣传队和美术工作队，天津工人文工团，天津青年文工团和来津的华北大学文艺一、二、三团，华北军区二十兵团文工团， 以及专业文艺工作者陈荒煤、周巍峙、方纪、孟波、鲁藜、马达、何迟、赵魁英等，深入工厂、学校，进行演出与创作活动，辅导和推动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的开展。
仅3个月，群众文艺活动就在全市广泛地开展起来。 最早的有铁路东站机务段、装具厂、被服厂、棉纺二厂、棉纺五厂、机器四厂、恒源纱厂、仁立毛呢厂、东亚烟草厂、邮局、工务局等40多个单位。 他们先后排演了《兄妹开荒》、 《夫妻识字》、《王大娘赶集》、《四姐妹顶嘴》、《老母鸡》、《一朵红花》、《把眼光放远点》等10几出表现解放区人民生活的小戏。大中学校普遍开展了歌咏活动，建立了歌咏团队，连仅有20几名学生的护士学校也建立了歌咏团。南开大学的南星合唱团、河北工学院和女子师范学院的扬子江合唱团、北洋大学的文工团都派同学到工厂去开展工人歌咏活动。这时传唱的新歌有《咱们工人有力量》、《解放区的天》、《我们是民主青年》等30余首。
群众文化活动的形成，突出体现在游行、联欢和集会上。1949年2—5月，举行过庆解放、祝捷、庆“五一”等几次全市性声势浩大的游行联欢活动。 10月2日，天津人民在自己通过义务劳动建起的人民广场（今河东区的天津针织厂址）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约有30万群众参加。 会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扭秧歌，打腰鼓，伴随着歌声和口号声，整个会场成了喜庆、欢乐的海洋，充分显示了群众文艺活动的作用。
（一）接管和建设文化阵地
1949年4月6日，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派干部李欣野、白云飞、胡青、闫芝润、化岗、张可等人，接管了原市内10个区的“民众教育馆”，将其改造建成“人民文化馆”。文化馆主要面向城市居民和失业、失学的青少年，开办识字班、文化补习班、商业簿记班，同时开展政治宣传、科学知识普及和文艺演出联欢等。市人民政府重视加强文化馆工作，于1951年4月和8月两次发出关于做好文化馆工作的文件，强调各文化馆以识字教育、时事宣传、文化娱乐和普及科学知识为主要任务。
1950年1月，市人民政府将原意大利租界的回力球场拨给市总工会， 建成天津工人文化俱乐部（后改称第一工人文化宫）。当时周恩来总理赠给一批图书，表示对天津群众文化事业的关怀。1952年，市人民政府把地处河东区工人聚居地区的原渤海农场拨给市总工会，建起第二工人文化宫。这期间，在工会、青年团组织的推动下，一些有条件的大工厂陆续建立了“工人之家”、“青年之家”（后改称“职工俱乐部”）。这些阵地大多组织职工、青年在业余时间开展演唱演奏、图书借阅、文化学习、游艺娱乐及体育活动等。
这个时期农村群众文化阵地建设开始起步。先是在咸水沽建立了天津县文化馆（当时天津市郊区的建制为天津县），并在葛沽、小站设置了分馆。随着天津县的建制取消和东、西、南、北4个郊区的建立，先后在4个郊区建立4个文化馆。
（二）群众自编自演活动兴起
天津解放不久，许多单位出现了群众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 《天津日报》副刊于1949年1月31日发表了纱厂工人创作的小戏《解放前后》和棉纺二厂工人韩瑞祥、任青年、陈世奎创作的歌曲《扛棉花歌》、《反对坏习惯，取消搜腰包》、《咱们工人带头干》、《纺织英雄歌》等。工人创作演出的话剧，有东站机务段的《取长补短》、棉纺五厂的《解放前后》、仁立毛呢厂的《不同的环境》、东亚烟草厂的《雪恨》等。随着以文艺形式配合“镇反”、“反霸”、“抗美援朝”，以及“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群众自编自演活动日趋增多。出现的突出剧目是东货场搬运工人创作的反映自身血泪史的大型话剧《搬运工人翻身记》。此剧演出后反响强烈，1951年赴北京演出27场。朱德副主席观看后十分高兴，并赠给锦旗和奖金。后经老舍先生建议将剧名改为《六号门》。 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该剧拍成电影（1964年天津市京剧团改编成京剧搬上舞台，并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受到好评）。在“三反”运动期间，棉纺三厂在每个车间设立“反贪污宣传鼓动台”，发动职工开展群众性创作，共编演短剧36个、曲艺段子45个。棉纺四厂开展文艺比赛，工人自编自演29个文艺节目。中华火柴厂制梗车间50多名青年工人中有30多人参加文艺宣传活动，共编演4个短剧、2首歌曲、1段相声和3段快板。
青年学生中也开展了自编自演活动。市一中创作演出了《亲骨肉》、《吴勇落泥坑》，南开中学创作演出了《母亲的心》，新学中学和女四中创作演出了《天罗地网》等多个短剧。《天津日报》发表了市三中、女二中创作的短剧《纸里包不住火》。1951年，团市工委举办“抗美援朝学生戏剧大竞赛”，17所学校演出15个自己创作的短剧。
这期间，天津的工人文学创作活动开始兴起，《天津日报》副刊发表不少工人创作的诗歌、小说等作品，培养出阿凤、滕洪涛、董乃相、大吕、邓昕如等天津第一批工人作者。
（三）群众广泛参与文化活动
1951年，市总工会和市文化局对159个大型工厂的群众文艺组织进行调查，摸清共有文艺组织528个，其中有话剧团93个、京剧团11个、美术组69个、歌咏队74个、乐队89个，参加活动的职工共有17499人，占所在单位职工总数的17％。全市各文化馆组织的业余文娱团体252个，参加活动的成员共6680人。 两年中，各文化馆共接待参加学习、座谈、联欢、文化娱乐及图书借阅、观看展览、聆听演讲等各类活动的群众达200多万人次。
解放初期的天津群众文化活动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人的支持和关怀。 解放后，天津第一任市委书记、 市长黄敬重视群众文化工作。他为1951年改建落成后的第一工人文化宫题写了“战斗式工作，文化式休息”的题词。他经常在联欢会上或文化场所与群众一起唱歌、跳舞，了解群众的要求。在他的关怀下，团市委选派李晶岩、刘天琴、张宝锦等8人到各区文化馆工作，对群众文艺活动的开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50年代前期的群众文化活动
1952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制定并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群众文化工作得到全面开展，群众业余文化艺术活动的水平普遍提高。
这时，较有影响的市级业余歌舞团体已有市音乐家协会的新歌合唱团，市中苏友好协会的苏联音乐合唱团，第一工人文化宫的职工业余歌舞团，青年宫的青年业余歌舞团，中央音乐学院的实验合唱团，市人委机关的青年业余合唱团，天津电台的少年广播业余合唱团，市群众艺术馆的群众业余歌舞团等。各区、局的文化馆和工人俱乐部，都建立了业余文艺团队。城乡不少基层单位也建立了业余文艺团队。据1955年市总工会和市文化局不完全统计，仅市区工厂就有各种业余艺术团队1245个，成员达22000余人。
为了检阅成绩、交流经验、互相促进，由市文化局、市总工会、团市委联合举办的市一级的职工、学生文艺汇演，每年一届，已形成制度。
1954年2月，天津市大中学生1954年度第一学期文艺会演，有63个学校的3000多名同学演出251个节目。包括音乐、舞蹈、朗诵、曲艺、杂技等。女四中红领巾合唱团演出的《在营火旁》和《土风舞》，市一中和女二中联合演出的舞蹈《哈萨克舞》等64个节目获奖。
1955年2月天津市第五届职工文艺会演， 演出11场，共演出由17个产业工会和7个区工会选出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145个节目，其中有57个节目获优秀奖。
1955年2月， 由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团中央、高教部和教育部联合主办的全国群众业余音乐舞蹈观摩演出会，天津职工代表队的女声二重唱《集体农庄小调》、舞蹈《春之歌》、《纺织舞》（马大夫医院齐兰）、男声独唱《有吃有穿》（铁路系统甘文仲）、女声独唱《我的丈夫是英雄》（邮电系统杜曼云）等获优秀奖。学生代表队演出的女声小合唱《只因为立功喜报到了家》和戴学忱、李震亚的女声独唱获优秀奖。（之后，女声小合唱被灌制唱片在全国发行； 戴学忱被中央歌舞团吸收为专业独唱演员，曾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出合唱《瞧情郎》中担任领唱，此节目获金质奖章。）
1956年，天津市首届农民文艺会演分别在4个郊区进行，共有128个节目、演出20场。其中，17个节目获优秀奖，68个节目获鼓励奖，25个节目受到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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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第一工人文化宫侧幕一窥——
工人在演出之前 |
当时的群众歌舞演唱活动，主要是演唱成品节目。 如歌曲《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歌唱祖国》、《我的祖国》、《莫斯科——北京》、《伟大的毛泽东》、《斯大林颂》、 《金日成将军之歌》、 《桂花开放幸福来》等；器乐曲《喜相逢》、《百鸟朝凤》、《荫中鸟》、《云雀》等；舞蹈《采茶灯》、《荷花舞》、《鄂尔多斯》、《挤奶员》、《春之歌》、《新疆好》、《西藏踢踏舞》、《乌克兰舞》、《瓶舞》、《牧人舞》、《跑驴》、《花儿与少年》等。这一时期，先后涌现出李光羲（市一中）、 黎信昌（财经学校）、张本惠（结核病院）、戴学忱（女二中）、王令如（女二中）、李震亚（天津大学）、杜曼云（电信局）、郭春英（恒源纱厂）、谷石英（百货公司）、于淑珍（和平区），黑兰杰（邮电局）等一批业余歌手和赵恩禄（六号门货场）、钱韵雅（正兴德茶庄）、徐熙忠（无线电实验厂）、石晨（市立师范）、毛若珊（市立师范）、齐兰（马大夫医院）、苗思恭（南开女中）、李莉莉（南开女中）、火国太（十八中）等一批业余舞蹈演员。
天津一向被誉为“曲艺之乡”。解放后，群众业余曲艺活动发展迅速。到1956年，全市曲艺队（组）演唱的段子多为新创作的作品， 涌现出演唱京东大鼓的董湘昆（印刷厂），表演双人快板的潘允洲、黄秀德（永久碱厂），表演山东快书的宋文贵（棉纺二厂）、李文禧（十八中）， 表演相声的陈洪凯（人民银行）、徐德魁（新华业校），演唱单弦的张鸿岭（电车公司）等一批业余曲艺演员。
这个时期，业余戏剧、文学、美术活动也有发展。当时市文化局在中国大戏院举办的“星期早场”和文艺会演等戏剧专场，都有工人、学生自编自演的小戏。在暑假学生的戏剧活动中， 排演了《永不掉队》、《破旧的别墅》等苏联短剧。颇有基础的天津职工京剧、评剧活动排演了《十五贯》、《刘巧儿》、《妇女代表》等一些新剧目。市群众艺术馆建立了实验话剧队，第一工人文化宫及和平、红桥、河北等区文化馆组建了业余话剧团。天津电台组建的广播业余剧团演出了鲁迅的作品《过客》和抗日初期的短剧《放下你的鞭子》。在上述活动中涌现出郭振清（电车公司）、金乃千（市一中）、李起厚（印染厂）、丁威（关山，财经学校）、武湘梅（向梅，天津大学）、王景愚（南开中学）、王树元（工业学校）等一批业余戏剧演员和编剧。
这期间，天津工人业余艺术学校美术班培养出的业余美术骨干，有的已经成才，如棉纺二厂的闫茂如、七一二厂的刘锡朋等。当时天津和北京一些报刊上都曾发表他们创作的漫画、版画和连环画作品。 1956年5月，市总工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举办的天津市第一届工人美术作品展览，共展出108件作品，其中天津钟表厂工人王付沂的漫画等40件作品获奖。1956年7月，由市美协、团市委、市文化局联合主办的天津青年美术作品展览，是解放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综合性美展，从1100余件作品中选出241名作者的375件作品展出。其中油画《炼钢工人》、国画《蓖麻花开》等83件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展后选出221件作品送北京参加同年11月举行的全国青年美展。
1956年，随着天津作家协会的成立，建立了青年创作委员会，加强了对业余文学作者的工作。和平区文化馆开始建立业余文学学习小组，扶植文学积极分子学习创作。1956年秋，团市委、市文联组织挑选35岁以下的业余和专业作者代表团，赴京参加团中央和全国文联举办的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
1957年1月，文化部社会文化局副局长李英敏陪同苏联专家雷达娅来天津访问， 介绍了苏联文化馆工作经验。李英敏谈到群众文化工作规律问题，提出要重视民族传统和民间艺术。 4月，文化部举办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天津派出代表团演出的民间舞蹈《飞钹》，吹歌《梅花令》、《对歌》，天津时调《要女婿》，民歌演唱《挠秧号子》、《麻雀打食》和独唱《绣荷包》，均受到好评，并获奖。
这个时期，天津群众文化活动的全面发展，得到市委书记、市长黄火青的支持。天津青年宫、第二工人文化宫、天津少年之家，都是在他的关怀下建立的。
三、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的群众文化活动
1957年“反右”运动后，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继之便开始了“大跃进”运动。 不久， 国家进入3年经济困难和随后的调整恢复时期。因此，1958—1965年的8年中，群众文化工作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发展变化过程，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一）群众文化工作“大跃进”
1958年2月，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来天津召开的群众文化干部座谈会，强调要大力发展群众文化工作， 发动群众开展创作运动。为发动文化工作大跃进，市委宣传部于3月召开文化工作会议，各单位都提出了“跃进规划”。3月14日市委召开天津市职工业余文艺工作跃进大会，确定以“大跃进”为中心，动员全市人民大搞文艺，大搞创作； 在文艺骨干中开展比思想、比艺术、比干劲的“三比”运动；提出带有浮夸性指标的《1958年群众文化跃进计划》和《天津群众业余文化工作者向上海、武汉、沈阳、重庆、北京五大城市的挑战书》。当时，在市委领导下，由市文化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文联、市妇联等15个单位组成天津市群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民歌编写委员会，负责协调和统一指挥全市群众文化工作。3月23日市文化局召开了郊区农村群众文化工作跃进大会。
在这种形势下，各级文化主管部门以及群艺馆、文化馆、文化宫等群众文化的业务指导部门，相继举办培训、辅导、调演、会演等活动，全市的群众文化活动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以写新民歌和编写“三史”（厂史、村史、店史）为主的群众文艺写作热潮开始出现。一时间“人人作诗，人人创作”形成风气。 这时除早已成立的天津工人文学社外，各区也相继建立了文联， 对群众创作活动进行组织和推动。《天津工人日报》、《天津日报》、《新港》杂志都大量登载业余作者的作品。尽管当时这种大轰大嗡式的写作活动开展的并不扎实，产生的作品有些水平并不高， 但在活动中仍然涌现出一批工人作者，如万国儒、张知行、白金、王德奎、杨伯林、刘中枢、于鲁、王福全、任文焕、邢希风、夏寿邦等，有的后来成为专业作家。
1958年，团市委在全市开展“鲁迅奖章读书运动”，《天津青年报》公布了参加办法并推荐阅读书目，在广大青年中兴起了读书风气。此次活动结束后，颁发2万枚奖章。
同年8月份举行天津市职工文艺创作会演，参演作品均为职工创作，评出优秀节目136个。 9月由市群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举行天津市群众歌咏比赛大会，以区为单位进行比赛。团市委在青年宫举办歌颂党、歌颂总路线群众合唱比赛大会，来自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部队的几十个合唱队登台比赛。这些活动在1958年国庆节期间形成高潮。10月下旬市委宣传部召开天津文艺创作座谈会，号召掀起“共产主义文艺运动”的新高潮，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放文艺卫星”进行动员，对1959年的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提出要求。随后，市文化局举办各区文化科、文化馆干部业务学习班，有150人参加。各区分别开办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培训班328个，共培训14335人。 天津市工人业余艺术学校改名为“天津市工人业余艺术学院”，开办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文学、美术等15个班，有600多人参加学习。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年“五一”、“十一”都大搞群众文化活动。 1959年10月1日国庆10周年，全市庆祝游行大会，市文化局组织5千人的文艺游行梯队，彩车就有15部，分别载着《为钢而战》、《鸿顺里》、《驯海英雄》、《牛郎织女》、《石义砍柴》等剧目造型， 与民乐、军乐、腰鼓、孔雀舞、伞扇舞、秧歌、竹板舞、对花舞、狮子舞、保定大鼓等艺术形式的表演方队和其他游行方队一起游行。节日期间，还组织文艺节目走上街头，从和平路、东马路、中山路直到北站的十里长街的露天舞台上，进行展览演出。之后，抽调部分优秀节目组成职工业余艺术团在市内巡回演出。10月底，应全国总工会邀请，天津职工业余艺术团赴北京为全国群英会演出。 该团带去23个节目，包括合唱《红旗列车》、《当好先行官》，男声小合唱《炼钢忙》，舞蹈《小疵点儿》、《海河两岸暴风雨》等，演出11场。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亲临观看。
1960年1月，天津市文化局党组提出：“1960年的群众文化艺术工作，要在1959年跃进的基础上掀起一个更大的跃进高潮”。 强调“统一规划，全面发动，大力普及，积极提高”，并就建立文化网络、普及艺术教育、开展创作活动、加强培训辅导、开展歌咏活动等工作提出了要求。之后，由市文化局、市总工会、团市委联合发出通知加以贯彻，使1960年的群众文化活动继续保持“大跃进”的势头。这期间，市文化局在沧县举办天津市农民业余文艺汇演，有567人参演，共演出8场、97个节目，其中有创作节目40多个。 随后举办天津市第十届职工文艺汇演，有917个单位参赛，共演出263场、3487个节目。其中有职工创作的节目2223个。 在这届汇演中，恒源纱厂工人王家骏表演了天津快板《夜战海河》。自此“天津快板”这一新的曲艺形式为群众所接受，并迅速流传开来。5月，市总工会举办天津市第五届职工业余美术创作展览，展出233名作者的447件美术作品。7月，市文化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音协联合举办天津市群众歌曲创作比赛，有104个单位创作的200多首歌曲参赛。
这3年的文化工作“大跃进”，有得有失，有经验也有教训。最重要的教训是：群众文化活动应当坚持业余自愿原则，注意劳逸结合，不能大轰大嗡，不能搞“运动”。
（二）群众文化工作进行调整
1960年下半年， 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天津的群众文化工作开始进行调整。 1961年1月，市文化局、市总工会、团市委联合发出的《关于目前群众文化工作的概况及对春节期间群众文化活动安排意见》中提出：“在今年国家灾情比较严重，市场供应比较紧张，群众思想活动较多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开展文化活动使群众身心愉快、树立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活动形式应丰富多彩，以小型分散为主，活动时间应掌握适当，以不过分疲劳影响休息为原则。”自此 ，群众文化活动开始“降温”。同年4月，市文化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天津电台、市音协联合发出的《庆“五一”群众歌咏活动的通知》提出： “在党的领导下，应该有发愤图强、艰苦奋斗、乐观向上的英雄气概，激发革命斗志、增强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决心和信心。”推荐了《听话要听党的话》、《千军万马奔下乡》、《勤俭是咱传家宝》、《推倒一穷二白两座山》、《毛主席真伟大》等歌曲，并在4月《群众歌声》发表。全市文化宫、文化馆、 俱乐部及基层单位都利用自己的阵地在业余时间教唱。《天津日报》介绍5首歌曲的唱法，市群众艺术馆还在电台广播教唱了这几首歌曲。
1961年6月，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出《文艺十条》（后改为《文艺八条》）， 阐述了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理论上的一些重大问题。 8月间， 市委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贯彻中宣部座谈会精神， 并结合天津群众文化活动的实际，起草了《关于当前职工业余文艺活动的意见》，明确群众文艺活动的性质“是业余不是专业，是逸不是劳，是自愿不是任务”。文艺活动的作用是“能够培养和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扩大人们的知识领域；满足人们的正当的艺术欣赏要求或使人们得到愉快的休息。”对于文艺活动的内容，提出“不管是现实的还是传统的，不管是自编自演还是外来的或是外国的，不管是具有现实教育意义还是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或者只是娱乐性的文艺活动，只要有利于职工身心健康，都应当鼓励开展”。对文艺活动形式，提出“越多样越好”，“鼓励题材、形式、体裁、风格多样化”，“鼓励个人的独创性”。这个文件的精神，对后来群众文化活动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
1962年4月，市文化局召开文化馆工作座谈会， 对群众文化工作如何配合中心工作为政治服务，群众文化生活需要的是什么，如何贯彻业余自愿的原则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制订了《天津市区文化馆工作条例》。《条例》体现了中宣部座谈会精神，但由于这个阶段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部分群众文化干部参加整社，群众文化活动处于低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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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3 市群艺馆举办的全市群众革命歌曲演唱比赛 |
（三）群众文化活动恢复与加强
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彻实施后，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因节粮度荒几乎陷于停顿的群众文化活动，已经得到恢复， 且活动质量有所提高。 如1963年2月举办的天津市第12届职工文艺汇演，演出节目147个，创作节目有48个。 其中的音乐、舞蹈、曲艺、戏剧节目，既有革命斗争题材，也有现实生活题材；既有民族民间的，也有外国的。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仅获奖的舞蹈节目就有《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战鼓》、《盘山情歌》、《绣花女的婚姻》、《弓舞》、《英歌舞》、《草笠舞》、《脚铃舞》、《罐舞》等。之后，市文化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教育局、天津音协、天津电台联合发出《关于广泛开展歌咏活动的通知》，并成立了天津市歌咏活动指导委员会，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娄凝先任主任委员。4月7日，由市群众艺术馆、工人文化宫、青年宫、电台承办的天津市群众歌咏大会，娄凝先作动员讲话。由工人、学生、干部、专业文艺团体及在天津演出的总政文工团共1700余人，联合演唱了30首歌曲。当时台上台下歌声不断，彼此邀唱，互相合唱，歌咏的声浪此伏彼起，高潮迭出。作曲家王莘、程瑞征与业余词作者鲍向群合作，即席创作了《革命人爱唱革命歌》，并登台演唱，显示了天津的歌咏活动广泛而深厚。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了歌咏大会实况。“五一”劳动节，一些工厂、学校等基层单位纷纷举办群众歌咏大会，使全市歌咏活动形成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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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4 天津市农村文化工作队送文化下乡 |
1963年4月，文化部发出《关于开展农村业余文化工作的意见》。6月，天津市文化局召开郊区文化馆工作会议，讨论贯彻文化部的《意见》。12月，市文化局组织了以调查研究、辅导培训、文艺演出为任务的天津市第一批农村文化工作队（成员由市文化局群众文化处和市群众艺术馆、歌舞团、评剧团、出版社、新华书店等单位抽调），在4个郊区13个公社的26个大队、136个生产队活动65天，除演出小型文艺节目外， 还举办图片展览，出售图书、年画，召开群众座谈会等，并写出关于农村缺少文化活动和存在迷信、赌博等情况的调查报告。 市委《宣传工作》（内部刊物）发表了这个材料。 这一年，新任天津市市长胡昭衡到任不久，就接见了由文化局组织的下乡、下厂辅导群众文化活动的农村文化工作队和工厂文化工作队的全体人员，鼓励大家做好工作，活跃工农群众的文化生活。
1964年4月，市委宣传部召开规模空前的天津市职工创作会议。 之后，市文化局和市文联各协会组织专业和业余作者合作，相继创作出一批现代题材的戏剧作品如《煤店新工人》、《新库工》、《渤海渔歌》、《接班前后》等，并由专业表演团体搬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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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天津市群众艺术馆干部随农村
文化工作队下乡为农民演唱 |
1964年12月和1965年6月， 市文化局先后组织第二批和第三批农村文化工作队。 1965年8月，组织有170人的第四批文化工作队，分成7个小队分赴郊区开展工作。采取定线、定点、定片的办法，举办速成学习班，培训毛主席著作学习辅导员、图书管理员、故事员、教歌员、美术宣传员，以及表演、导演、演奏、演唱等文艺骨干， 共培训720多人，使7个郊区的700多个生产大队建立了俱乐部，群众文化活动得到较为广泛的开展。
这个期间，根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精神，群众文化工作提出开展阶级斗争教育的要求， 许多活动都表现了阶级斗争的主题。如1964年11月23日至12月10日市总工会、市文化局、团市委联合举办的天津市职工社会主义教育文艺观摩演出，共演出12场60多个节目，大多根据厂史、家史编写。如《六号门》（重排）、《周庆泗》、《一件棉袄》、《永不忘本》、《苦海红日》、《卖身契》等。当时制定的《街道俱乐部条例》，对俱乐部的活动强调要“突出政治”，为“三大革命服务”，把文化活动过分政治化，导致一些活动形式单调，内容雷同，缺乏艺术感染力。然而，群众文化工作队伍精神饱满，干劲十足，在积极开展的各项活动中，涌现出一批业余文艺骨干。如：歌手高文秀、李绮、王莉华、孟广来、任士兰、王道华、张菁、冯普伦、侯颉存、刘宝连等；词曲作者鲍向群、杨征、万卯辰、许永义、郭金鼐、王文礼、金贵光、王金珩、樊英俊、王希金等；戏剧曲艺演员柳素霞、王家骏、谢连科、陆宝贵、杨志刚、杨志光、安凤生、崔文和等。他们中不少人后来进入专业文艺团体，有的一直活跃在业余文艺舞台上。
四、“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文化活动
从1966年5月开始，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天津的群众文化事业经历了严重挫折，群众文化活动畸型发展。
这期间，天津的一些文艺机构均被“砸烂”，文艺单位的领导人和被诬为“反动权威”的专业文艺工作者被揪斗，关进“牛棚”。群众文化工作机构和文化活动场所如群艺馆、青年宫、少年宫、文化馆、俱乐部等，有的被撤销，有的被拆、并、改或查封，一些群众文化干部被下放到农村、工厂或转业，大批设施设备如图书、乐器、服装、唱片、业务资料等被砸烂或烧毁，正常的群众文化活动已无法开展。
1967年2月21日，江青、陈伯达等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 对召集到北京的天津文艺界的代表训话。他们把一个曾拟议在天津召开而并未开成的“全国工农兵业余文艺座谈会”定为“黑会”，把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定为“黑戏”，并称天津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揭开，要揪出“变色龙”和“小爬虫”。致使天津文艺界的领导干部和专业文艺工作者蒙受了一场浩劫，许多业余文艺骨干也受到株连。当时，在群众文化系统大揪“黑线人物”和“周扬的代理人”；许多单位的负责人被作为“黑线人物”进行批斗，一般群众文化工作者和基层单位的文艺骨干也被作为“小爬虫”审查批判。
当时，江青贪天功为己功，将几出京剧现代戏树为“样板戏”大加推广。在其影响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政治部于1969年1月和1970年6月先后召开群众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工作会议，要求大力开展基层文艺宣传活动和普及“样板戏”，掀起了大唱“样板戏”的热潮。
这期间，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广受欢迎的相声被贬为“低级庸俗耍贫嘴”，而受到禁锢；鼓曲、花会等被诬为“封建余孽”而遭受批判；棋类、游艺等被定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遭到取缔。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被扼杀，文化生活中的娱乐功能被否定。
1971年9月林彪集团覆灭后，天津的群众文化部门开始工作， 恢复中断多年的职工文艺汇演，举办文化馆干部培训班等。1974年举办农民文艺汇演和农民书画展。这时的群众文艺活动虽然仍是在“左”的思想路线指导下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广大群众文艺骨干已渐渐创作和表演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节目。如小戏《一丝之差》、《风格》、《小华错在哪》；曲艺《坦赞铁路传友谊》、《千里送草药》；歌舞《苍山雨歌》、《送货下山乡》等。
在1974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先后8次来天津，制造了两个“典型”。 一个是天津铁路系统的“评法批儒”演讲活动；一个是“小靳庄经验”。后者对天津乃至全国的群众文化活动产生了不良影响。
小靳庄是天津宝坻县的一个生产大队，曾因办过政治文化夜校被评为该县政治工作先进单位。 江青得知后，便率领“评法批儒”和“样板戏”两个班子来到小靳庄，宣称“这是我的点”，要求市、县为其送钱送物。于是，村里打井修路，突击装备俱乐部图书室，曾调来解放军代替社员种地，让社员写诗、作画、唱“样板戏”，搞赛诗会、朗诵会、演唱会。同时，抽调一些专业文艺工作者和群众文化干部驻村搞辅导；新闻单位驻村记者总结出有“10件新事”的小靳庄“先进经验”。新闻宣传中则称其为“意识形态领域里革命的样板”，被树为学习的“典型”，造成一些地方“社员不种地，整天学唱戏”、“屋里锣鼓齐响，地里草苗齐长”的现象。
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对许多领域进行整顿，自此天津的群众文化活动开始出现转机。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群众文化工作逐渐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虽然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文化活动处于不正常状态，但活动中仍涌现出一批骨干人才。其中，声乐和歌曲作者有关牧村、高曼华、 蒋大为、郑绪岚、马金星、陈庆彦、许德爽等；曲艺演员和曲艺作者有甄金堂、张凤民、周玉兰、郝德宝、周连群、石世昌、刘学仁等；戏剧作者有周振天、李景城、陆岗、谷锦屏、王步鹏等。其中，有些人相继参加了专业文艺团体，逐步成为全国知名的艺术家。
五、改革开放后的群众文化活动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天津的群众文化工作得到全面恢复，并有较大的发展。在不断适应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
（一）恢复、改善阵地设施
市群众艺术馆、工人文化宫、青年宫、少年宫和区县文化馆、工人俱乐部等全部恢复原有建制。 到1995年，河西、河东、河北、红桥、塘沽、大港、宁河、静海8个区县文化馆新建或改建了馆舍，7个区县新建了少年宫， 团市委新建占地1千亩的天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使阵地条件大为改善。 其中塘沽文化馆新馆建筑面积达8400平方米，是天津市面积最大的文化馆。全市18个区县已有342个街、乡、镇建立了文化站，有些乡镇还建立了文化中心，不少居委会和村庄建起了文化室。有的区县随着小康村建设工程的实施，村文化室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功能。如西青区全区160个村，到1995年已建成文化室147个，有的建筑面积上千平方米。这样，全市区县已基本形成三级或四级群众文化网络，基本适应了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需求。
群众文化阵地设施的建设，得到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市政府于1983年下达文件规定：在新建、改建居民区时，必须建设相应的文化配套设施；在核定小康村是否达标时，文化设施拥有“一票否决权”，即文化设施不达标就不能成为小康村。在文化站、文化中心的建设中，市文化局制定的《文化站达标标准》，要求有阵地、有专职干部、有经费、有活动。区县文化主管部门在促进本区县的文化站建设方面，均采取有力措施，使文化站建设得到了加强。1987年市区文化站开展达标活动，首批有41个街道文化站被评为市级“达标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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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6 民间花会《舞龙》 |
（二）广泛开展多项活动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 群众文化工作在恢复和开展活动中，坚持“走正路、出作品、出人才”的原则。1979—1983年的5年间，举办3次全市职工文艺会演和3次郊县农民文艺会演。 演出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形式之多，质量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 例如：1981年5至10月的“群众文艺创作新作品展览演出”，有36个区、县、局代表队的5千多名演员参加，演出了50场， 新创作的作品有851个。
这一时期举办的汇演、调演、展演、比赛中，群众文艺创作逐渐摆脱了长期以来“左”的影响，正确贯彻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许多作品富有时代精神、生活气息、地方特色和审美情趣。有不少作品在天津市和全国比赛中获奖。其中有：戏剧《分忧》、《大沽遗恨》； 曲艺《竞赛小曲》、《我死了之后》、《家庭药房》； 舞蹈《连年有余》、《庆丰收》、《渔乡晨曲》；歌曲《五十六条红领巾》、《十指尖尖连着心》、《小司机》；美术作品有塘沽工人版画《闲》、北郊农民画《红鲤满塘》、《房前屋后》；摄影作品《环节》等。
1983年举办的规模盛大的天津市首届燕园灯节花会，调集城区30多道花会节目， 以干部俱乐部的“燕园”广场为中心场地，分6个室内外表演区和灯展区演出和展览。除天津群众在农历正月十五灯节期间观看这一民族民间的传统花会外，还有20多个省市的代表、港澳记者及十几个国家的外宾观看了表演。
198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举办的历时8个月的天津市群众业余曲艺、舞蹈、戏剧调演，共演出360多场， 包括19个曲种的104个曲艺节目，43台戏剧和55个舞蹈作品。1985年举办相声新作品比赛和业余歌手比赛。 每一次市级的调演或比赛，都会带动区县和基层举办更为广泛的同类活动。
沉寂多年的民间花会恢复活动后，1987年4月， 市文化局和市总工会联合在第二工人文化宫举办的津沽民间花会大奖赛， 由各区县选送的65道花会参赛，演员达3千余名，盛况空前。
（三）专题化、系列化和特色活动的形成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群众文化需求呈现的多样性，群众文化活动出现了向专题化、系列化方向发展的趋势，逐渐形成了按时序、按参与者的年龄、按活动内容、按艺术形式等划分的系列或专题活动的局面。
1．按时令、节庆开展的系列文化活动
由于各级人民政府都要对冬季和夏季人民文化生活作出特别安排，文化部门便相应按时序组织起成定例的文化系列活动。市一级的主要有以下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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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 1992年西青区在杨柳青镇原石家大院
戏台举行迎国庆戏曲演唱会 |
（1）每年元旦、春节， 由市群众文化工作委员会牵头主办以“迎新春”为主题的文艺展演活动。 始于1987年举办的第一届称为“百花迎春大联欢”，后改称“迎新春万民同乐大联欢”。 有些年份还冠以“金鸡报晓”、“金牛闹春”等当年农历新年的名称。举办时间一般从元旦到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长达一到两个月；活动规模从市内各区街道，直到郊县乡镇； 活动内容包括焰火晚会、文艺演出、花会和武术表演、书画和工艺品展览、灯展等。
（2）自1986年起，由市总工会与河东区人民政府主办， 从农历正月十五开始的“沽上春好”元宵灯展（它最早是第二工人文化宫的灯展）后发展成全市性的春节活动之一，坚持每年举办。
（3）每年七八月份盛暑时期在街头广场举办消夏纳凉文化活动。 1987年，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在一份《简报》上批示： “和平区的纳凉晚会可适当提倡。”从此，这一活动便成为天津市每年必办的大型系列活动之一。从城区到村镇，每到暑期便举办规模不同的消夏纳凉晚会。有的区县把晚会节目抽调上来集中展示，吸引更多观看者和参与者。1995年8月，市文化局与河北区政府在市中心广场举办了包括交响乐、芭蕾舞在内的高雅艺术消夏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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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8 赴外村演出的农村业余剧团 |
（4）每年10月份左右（国庆节和秋收后农闲时期）， 在12个有农业的区县举办“田野文化艺术节”。 1988—1995年已举办6届。其间除区、县、乡、镇举办各自的群众文化活动外，还组成代表队参加各个艺术门类的比赛。先有“天穆杯”话剧小品赛、“北仓杯”交谊舞赛、“宜兴埠杯”歌手赛、“西双塘杯”吹奏乐赛等；后在保留单项赛的同时，增加了按行业划分的比赛，从而使基层活动开展得更加广泛，民间文化特色更为突出。
（5）始于1988年的和平区的“和平之春”社区文化展演，以街道居委会基层活动为主，包括“春之声”、“春之舞”、“春之容”等6—10项系列活动。最后集中到区进行展演和比赛。以家庭为单位的河东区“家之乐”迎春文艺汇演，1990年发展成为“家庭文化艺术节”。始于1987年的河西区的“文化艺术节”、静海县的“静海文化艺术节”、红桥区的“金秋文化月”、南开区的“民俗文化博览月”、河北区的“津源春华”系列文艺展演，以及塘沽区的“海门歌会”等，在形成定例后，每年都在固定的时间内举办。
2．按年龄、体格开展的系列文化活动
这类活动由有关组织与文化主管部门共同主办。如：始于1991年的“天津市青年歌手大奖赛”，始于1992年的“华夏未来少儿艺术节”，始于1993年的“剑龙杯”青年歌手赛，始于1993年的“老年人艺术节”等。
1993年夏由市文化局、市广播电视局、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市群艺馆承办的天津市首届残疾人艺术节，全市23万残疾人中有3万人参与活动，既体现了残疾人身残志坚、自尊自强的精神，又以“春浓情更浓”的主题营造全社会助残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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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9 1995年5月9日第43届世乒赛
“和平、友谊、手拉手”大型演出晚
会在天津礼堂举行 |
3．按内容开展的专题文化活动
1993年由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联合主办，市群众艺术馆承办了天津市反腐倡廉文艺调演；1995年为庆贺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天津举行，举办了“曲曲欢歌迎世乒”歌咏大会、 “美好瞬间映世乒”摄影抓拍赛。 1995年8月，为庆祝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开展了系列文化活动， 其中的歌咏活动规模大，带动了全市的群众文化活动，尤其是“大合唱”在较大范围广泛开展。
4．按艺术形式开展的专题文化活动始于1988年的“文化杯” 系列文学创作评奖活动，始于1990年的天津市话剧小品大赛，始于1991年的天津市合唱艺术节等，是这类活动的集中代表，到1995年已举办16次。
（四）举办大型群众文化活动
自1989年起，天津市举办或参与主办的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在形式上涵盖专业和业余、在地域上包括兄弟省市影响较大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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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0 ’91和平杯中国京剧票友邀请赛
在中国大戏院举行开幕式 |
1.“和平杯”中国京剧票友邀请赛由文化部社文司、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天津市文化局、天津市广播电视局、天津海外华侨联谊会联合主办。这一全国性赛事，首届举办于1991年10月，此后每两年举办一届。邀请赛不仅吸引了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京剧票友，还有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国外的票友参加。每届均通过演出、比赛评出“十大名票”和“十佳票友”，其间还举办多项演出联谊活动。
2．“南开杯”全国业余话剧小品大奖赛
由文化部社文司、天津市文化局、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等联合主办。第一届于1989年举行，各省市区30个参赛单位的140个小品参赛，涌现了《超生游击队》、《大米与红高梁》、《产房门前》等已被广泛传播、倍受欢迎的小品佳作。第二届于1995年举行，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全国总工会、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单位参加，演出小品新作9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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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1 1993年中国京剧“十佳票友”之
一杨慧芝（天津）在《梁红玉》中饰粱红玉 |
3．“南开杯”民间广场艺术邀请赛
1992年10月由天津市文化局、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主办，南开文化宫承办。首次邀请赛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2个民间艺术团体参加。该项活动在弘扬民族民间艺术、交流技艺、探讨广场艺术的改革与创新方面收到了效果。
4．“马三立杯”全国业余相声邀请赛
1992年由文化部社文司、中国曲协、天津市文化局、天津电视台和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银河广告公司协办。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解放军、武警、公安等27个单位共95个新作品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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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2 1993年中国京剧票友邀请赛演出京剧《遇后龙袍》 刘巍（台湾）饰包拯 |
5．全国“新苗奖”少儿京剧邀请赛
1992年由文化部、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举办首届。 1994年5月由天津市文化局在天津承办第二届，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共18个单位的132名小选手参赛。天津有5名小选手获一等奖（专业组3人，业余组2人）。天津市文化局获特别组织奖。
此外，在天津举办的全国性“曲艺节”、“小提琴比赛”和“天津国际友好城市艺术节”等，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
（五）创建文化先进区县
自1990年起，许多文化活动以“社区”的名义出现 ，如河西区的“庆五一社区文化百台展演” ，和平区的“天津市社区服务杯小品大赛”等。当时，和平、河西等区还用文化网络将“社区”纵横联系起来，称为“社区文化”或“网络文化”。
1991年，文化部在全国文化系统表彰大会上提出全国文化基础建设的“三大工程”，即：创建文化先进县；建设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实施少儿文化教育的“蒲公英计划”。会上，天津市河西区以《树立社区文化建设的战略观念，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题作了大会发言，突出了社区文化建设的主题。 1993年9月，文化部在上海召开全国社区文化研讨会，天津市文化局的《建设有天津特色的社区文化》和河西区的《社区文化网络与网络效应——河西区社区文化网络建设谈》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河东区的《试论家庭文化》和南开区的《民俗文化初探》两篇文章在会上交流。
在此背景下， 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和市政府办公厅于1994年3月25日发出《转发市文化局〈关于开展创建“文化先进区县”活动的意见〉的通知》， 要求各区县“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规划， 采取措施，把这项活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有关部门要予以支持，积极做好相关的工作。”到1995年2月，塘沽区、河西区、和平区、北辰区、西青区被首批命名为“天津市文化先进区”。同年5月，文化部在湖北省召开全国农村文化暨文化先进县工作会议，天津市塘沽区和北辰区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区”。 加上先已获此称号的河西区和和平区，天津已有4个区被命名为“全国文化先进区”。
（六）特色群众文化活动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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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3 天津首届残疾人艺术节开幕式 |
1988年以来，各区县努力营造和发展各自的优势文化项目，突出各自的文化特色。
和平区以街道社区为单位，开展全区性的系列活动， 具有“社区文化”特色。河西区在全区形成14条文化网络（即：群众文化活动网、图书阅览活动网、影像活动网、少年儿童活动网、青年文化活动网、职工文化活动网、老年文化活动网、残疾人文化活动网、普通教育网、成人教育网、学前儿童教育网、科学活动网、体育活动网、卫生医疗保健网）， 区里有“网头”单位， 下联各“网点”，是以“网络文化”为特色。河东区以家庭为单位开展戏曲、歌咏、读书等多项活动，通过家庭进行推动和引导，其特色为“家庭文化”。河北区在全区各街道、各系统建立29个业余艺术团，通过艺术团开展文化活动，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社团文化”。南开区每年举办“民俗文化周”和“民俗博览会”，从基层到区层层开展，形成本区的文化特色。 该区组建的示范性的民间艺术团，不仅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还曾赴日本参加太平洋国际民间艺术节演出。塘沽区的版画作品、汉沽区的版画及刻字作品曾于1984年和1986年先后进京展出。1995年两区分别被文化部命名为“版画之乡”和“版画刻字之乡”。北辰区的农民画1988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受到观众和专家的赞赏，一些外国人士也选购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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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4 南开区家庭读书选拔赛 |
是年，文化部命名北辰区为“现代民间绘画之乡”，“农民画”便成了北辰区的特色文化。大港区太平村的农民画有特色，大港油田的摄影活动很活跃，油田工会干部赵振亚的摄影作品《升腾》曾获全国艺术摄影比赛金奖，油田被文化部命名为“摄影艺术之乡”，太平村被命名为“绘画之乡”。西青区的“杨柳青年画舞蹈”、红桥区的话剧小品、东丽区的群众文学创作，都成了各自的社区文化特色。
（七）群众文化工作兴办主体的拓展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成分出现了多元化趋势。群众文化事业的兴办，出现了向多渠道、多门类方面拓展的势头，由过去单纯的政府行为扩展为部门行为和社会行为，形成国家、集体、个人等社会各方面共同举办群众文化事业的新局面。
1．多渠道筹资建设文化设施
1983—1995年，天津市增建文化阵地的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 其建设资金大多为多渠道所筹集。如宝坻县文化馆的改建，除政府投资外，还有企业投资，建成后由文化馆向投资企业提供部分房屋的限期使用权作为回报。塘沽宁车沽乡投资170万元建造的文化中心， 大部分是个人集资和集体筹资提供的建设经费。 河西区尖山街文化站，是由街道和驻街企业投资120万元改建而成。武清县石各庄乡以120万元建造的影剧院、梅厂乡以400万元建造的多功能的体育馆，都是由集体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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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5 北辰区农民美术爱好者在练习绘画 |
2．社会协办文化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大型文化活动都有社会力量参与协办。如“剑龙杯”青年通俗歌手赛， 是由广东中山市剑龙实业集团每届出资8—10万元协办，企业冠以杯赛之名以提高其知名度， 群众文化活动借助其资金得以广泛开展。被冠名“天穆杯”、“宜兴埠杯”、“北仓杯”、“西双塘杯”的田野文化艺术节的系列活动，都是由冠名的乡镇提供资金协办的。
由企业和个人出资兴办或支持小型文化活动的事例也已出现。如蓟县果树专业户出资兴办业余评剧团，程口子村组建的亦工亦农艺术团；河东区中山门街摩托车修理户出资组建轻音乐团；北辰区个体企业家出资举办歌手赛；静海县企业家出资举办画展等。
（八）群众文化活动内容的拓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频繁，群众文化活动由歌、舞、戏、画的“小文化”向更加广泛的“大文化”拓展。
和平区、河北区、河西区在1988年前后举办影视艺术培训班，或组建影视艺术团，与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合作影视节目的拍摄。有的将国际上流行的“标准舞”、时装模特表演等纳入文化活动项目。一些休闲性活动如养花、养鸟、养鱼、斗蟋蟀、制作、集邮、收藏等，也被一些区、街纳入群众文化活动之中。 南开区在1987年民俗活动中举办的“文化庙会”和1989年举办的“民俗工艺品展”，有许多展品是民间收藏和制作的。河东区家庭文化艺术节，专门设立了家庭花卉盆景、家庭藏书、家庭工艺等评选活动。在首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期间举办的“戏迷收藏展”，展品包括邮票、火花、烟盒、糖纸、戏报、报纸、节目单等多种，其内容都是与京剧有关的。这类活动的举办，满足了群众多方面的欣赏需求，也鼓励和激发了群众更加广泛的文化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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