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群众文化活动始自金、元代。 据史料记载，元泰定三年就有由商绅资助、群众自发举办的天后宫庙会。明永乐初年在此地设卫建城后，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漕运、盐业、渔业、商业贸易的兴盛，大量来自山东、山西、河北、安徽、内蒙古等地的劳动者和留居下来的驻军官兵及其家属，纷纷在津城落户。他们带来了原地的文化娱乐习俗，与这里的乡土文化长期交流融合，逐渐形成具有天津风格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活动形式。到清康熙年间，城乡数十道花会竞相参加“踩街”表演，此举盛极一时，这是全城性居民的集会式文娱活动。
清咸丰十年（1860），天津被迫开埠成为对外通商口岸。随之建立外国租界，西洋近代文化很快传入，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融合，使天津的群众文化活动呈现了新的特色。在天津成为中国北方贸易大港和工商业重镇后，繁华的都市生活不仅使商贾云集，也使一些达官显贵、文人墨客汇聚津城。于是授馆会友、吟诗作画之风颇盛；全国各地的戏曲、说唱、歌舞艺人不断来天津献艺传艺，使戏曲“票友”、“票房”大量出现，也使戏曲和说唱活动得到发展和普及。在形式上，既有戏曲、说唱、歌舞等业余团队，也有花会、文学、诗词、书法、绘画、工艺美术等民间艺术活动。
清末民初，天津的一些社会知名人士提倡兴办社会教育事业，以创建“宣讲处”、“阅报处”等启发民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天津一些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曾组织进步文化社团，以开展演讲、出版刊物、演出话剧（当时称“新剧”）等文化活动形式，宣传爱国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
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许多学校、工厂、企业的进步学生和工人，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以出版进步文学刊物和发表进步人士的文章，演出进步话剧和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等文化活动，唤醒民众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
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共天津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文化人联合会等文化社团以出版报刊、组织读书会和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传播进步思想，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鼓舞广大群众为迎接天津解放而斗争。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军管会文艺处专设群众文艺工作组，组织专业文艺团体和大批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厂、学校，辅导和推动工人、学生开展业余文艺活动。军管会教育处接管了各区的民众教育馆，经过改造建成人民文化馆。解放初期的群众文化活动主要出现在欢庆解放，祝捷，纪念重大节日的游行、联欢及各种群众集会上，成为群众自我娱乐、自我教育的活动。随后是配合经济恢复、支援前线、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中心任务和时事政策的宣传工作，起到了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1953—1956年，群众文化工作全面发展。新建、改建场馆阵地，添置设备设施，增加专职工作人员，使各层次的文化阵地迅速扩大。市级职工和学生文艺会演每年举办一次，形成制度。群众文艺演唱活动经过不断发展，形成一定的优势。群众业余歌舞、曲艺活动日益活跃，演艺人才大量涌现，参加全国职工、学生文艺会演均曾获奖。这个阶段，职工、学生业余话剧、京剧、评剧表演团体都排演新剧目。业余美术骨干在津京报刊上不断发表作品。1956年夏，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和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举办有专业和业余作者参加的规模空前的天津市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展后精选出200多件佳作送往北京参加全国青年美展。这期间，一些文化馆建立业余文学小组，扶植文学积极分子学习创作。
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天津群众文化活动高潮迭起。但此时期也出现过偏差，如号召“人人写诗”、“人人作画”等背离文艺规律的作法。在大轰大嗡之下虽也产生不少作品，但真正具备“作品”水平的为数很少。在1959 —1961年的暂时经济困难时期，群众文化活动基本停顿。1962年以后，群众文化工作有所发展，特别是加强了郊区农村的群众文化工作。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群众文化事业遭受很大挫折。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强加给天津的所谓“黑会”、“黑戏”的罪名及其炮制的“评法批儒讲演会”和“小靳庄经验”等阴谋活动，不仅给天津的群众文化事业造成了灾难，而且流毒全国。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市区到郊县农村，群众文化活动迅速恢复和发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群众文化事业有新的发展。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将群众文化工作作为满足群众文化生活需要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如：制定和实施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规划， 开展创建文化先进区县活动，举办企业文化、农村文化、家庭文化、老年文化、少儿文化以及节庆活动等，使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和形式都达到了新水平。
1982年5月，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团中央的联合调查组专程来津进行城市群众文化工作的调查研究。1983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等四部门根据对天津的调研写出的《关于加强城市、工矿群众文化工作的几点意见》（即中共中央1983年34号文件）。1984年12月，中宣部等四部门在天津召开全国城市群众文化工作会议，特邀天津市代表作了大会发言。 1988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文化部考察小组到天津市河西区考察群众文化工作后写出调查报告，《人民日报》以《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条有效途径》为题发表。这篇文章对河西区的大文化网络冠以“社区文化”之名，高度概括了河西区文化建设的成就，引起天津市各区县和兄弟省市的瞩目。此后，社区文化工作不断创新，家庭文化、老年文化、少儿文化、节庆文化等各具特色的社会文化活动不断出新，广大城乡人民积极参加，全市的社区文化工作健康发展。
天津素有“音乐之乡”、“曲艺之乡”、“中国北方话剧摇篮”之称，这与群众文化活动基础雄厚、人才辈出不无关系。长期以来，群众文艺演唱和创作活动在全市城乡开展得相当普及。天津解放46年来，优秀的群众文化艺术人才不断涌现。在天津群众文化园地成长起来的艺术人才被输送到中央和全国不少地方，以及部队的艺术团体，不少人已成为国内外闻名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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