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种器乐中，有产生于天津地方的“津门大乐”、“津门小吹”；有从外地传入天津的“丝竹乐”、“十番乐”；有从外地传入后有所发展而具有了天津特色的“佛教音乐”、“道教音乐”；也有与全国通行一致的“丁祭音乐”。
一、津门大乐
津门大乐是最具天津地方乡土特色、又是最古老的一个民间音乐品种。它是以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组合演奏的吹打乐种，属于鼓吹乐类，是明清以来逐渐形成的。最初主要用于官府和军队的仪仗与典礼等。后来逐渐在民间应用，并出现了众多的大乐会、班，其中一些成员以此为业，被俗称为“吹鼓手”。当时，民间的婚丧、喜庆、庙祀、节庆多请他们演奏大乐。辛亥革命后，官府和军队逐渐用从西方传入的铜管乐队作为军乐，代替了传统的鼓吹乐。自此，天津大乐则成为地道的民俗专用音乐了。那时街头巷尾随处可听到大乐的演奏，尤其在人口稠密的城厢一带，大乐之声几乎终日不绝于耳。
大乐流传下来的曲目有大曲17套：《金蟾道》5套，《文王序》5套，《浪淘沙》5套，《普天乐》1套，《雁落沙滩》1套 。津门大乐的独特风格与浓郁的地方色彩早已享誉国内外。20世纪30年代，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专程来天津录制了天后宫大乐班演奏的《津门大乐》唱片，在世界各地发行，受到国际音乐界的重视。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随着社会的发展 ，风俗的变化，婚丧喜庆活动已不再使用大乐了。由此，在民间繁兴上百年的津门大乐逐渐衰落，几乎销声敛迹了。
80年代初，天津群艺民族乐团对这一乐种进行挖掘，请出年过七旬的徐宝春 、杨宗山、张炳勋等老乐师8人，组成排练小组，恢复了活动，定名为“天津大乐老会”，排练出传统大曲《雁落沙滩》、《大得胜歌》、《鹤龄第一支》、《上合文王序》等。在市里的一些音乐会上不断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他们还参加电影《神鞭》、电视剧《华世奎醉写劝业场》等影视剧的拍摄和录制音响活动。1990年9月28日天津国际友好城市艺术节组委会在天津戏剧博物馆举办的“津门传统器乐展演”专场音乐会上，“津门大乐”的演出，引起中外听众的兴趣和专家的重视。
二、津门小吹
“小吹”是与“大乐”相对而言的一个民俗乐种，已有200余年的历史。其演奏者一般都由大乐班中的乐手们兼任。在民俗活动中 ，当大乐停止后，如仍需音乐演奏，则以小吹继之。
小吹音乐的乐器配置，最初只用北方的丝弦乐器，后来随南方“丝竹乐”和“十番乐”传入天津，又借鉴了昆曲乐队的配置。到乾隆、嘉庆年间，其乐队配置已很丰富，所用的乐器中担任主奏的是两支曲笛，其他有南笛、雅管、洞箫、双清、琵琶、南三弦、中国提琴、怀鼓、星铃、汤锣、扑钹、笨锣 、梵钟各一件，共需十五六人。这些乐器也可随演奏人员的多少而有所增减 。但至少要有两支曲笛、一攒南笛、一架笨锣和星、汤、扑、鼓各一件。共约七八个人组成。
它的演奏风格以质朴、淳厚、清丽、典雅、悠扬为主要特色，节奏与速度比较舒缓，着重于韵味的表现。
20世纪30年代，天津城厢的一些从事丝竹演奏的业余音乐组织开始习奏小吹的一些曲目，进一步发展了天津丝竹音乐的风格特色。到80年代初，天津艺术学校民乐老师邹轲团结一批耄耆之年的老乐师，以自愿结合的形式，排练津门小吹音乐以自娱，很快就使已成绝响的乐曲复活了。中国音乐家协会天津分会的民族音乐委员会及时将他们的演奏进行录音，从而使更多的天津人听到了成长于海河两岸的乡音。
三、民间吹歌
“吹歌”是流行于天津市郊区 、县的民间吹打乐。常用的吹奏乐器 ，在津西南地区如大港、静海等地，以管子为主，兼及唢呐、笛子、笙等；在东北部如宁河、蓟县、宝坻等地，多用大小唢呐、笙、梆笛、口笛等为主。打击乐器根据乐队及乐曲的需要予以配置，常用的有大鼓、小鼓、大钹、小钹，铙、云锣、铛铛、梆子等。有的还配有龙头琴等中音拉弦乐器。经常演奏的曲目：传统乐曲有《小开门》、《小二番》、《鸳鸯扣》、《寄生草》、《翠竹帘》、《柳青娘》、《斗蛐蛐》、《放驴》等 ；民歌小调有《闹元宵》、《秧歌调》、《二十四糊涂》、《 亲家母》、《四辈儿上工》等；宗教音乐曲牌有《玉芙蓉》、《老僧扫殿》、《四圣佛》等。
咔戏：主要是以唢呐、管子、口哨、喇叭等模拟吹奏河北梆子、评戏、京剧选段的唱腔。由于咔戏乐段有时要模仿剧中生、旦、净、丑等各类角色的腔调，所以吹奏者要有很高的技巧。
花吹：是民间吹歌添加表演技巧的吹奏。其表现形式是：乐手在吹奏乐曲时，或反手按吹孔，或在头顶、肩部、肘部放置盛满清水的瓷碗，或在乐器吹口上安接导管，使乐手吹奏时增加在身姿、运气、用力上的难度和演奏的技巧性，从而增强观众的欣赏兴趣。
天津郊区和县的吹歌演奏班子有两种：一种是职业的僧、道们组成的乐队，多在做法事如祭祀、打醮、迎神、送殡等活动时演奏；一种是亦农亦艺的劳动人民自由组合成班社，常为喜庆婚丧及过年、过节时演奏，也为民间歌舞如“跑驴”、“锔缸”、“地秧歌”等伴奏，或在农闲时演奏以自娱。
1986年9月17—19日中秋节期间，天津市文化局 、天津音乐家协会联合在西青区杨柳青镇举办“天津市首届民间音乐观摩会”。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天津民间音乐盛会 。市区、郊区及各县的民间吹歌班会与法鼓老会参加 。有30个代表队、675名民间乐手参演，共演出39场、177个曲目 。会上评出优秀民间乐师48人、优秀乐手294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农村吹歌活动的一次大会演，大交流。同时还抢救整理出一批濒于失传的民间乐曲，为广大民间音乐工作者提供了大量研究资料。
1988年 ，天津市举办首届“广野杯”民间吹奏乐比赛 。西青区上辛口乡下辛口村吹奏会、天津佛教协会“津沽梵音会”等，以及乐手王敬远、李小凤、陈文发等，分别演出了合奏、唢呐独奏、大管独奏节目，均获奖。
四、天津十番
“十番”是中国传统器乐的一个重要乐种 ，是打击乐器与丝竹乐器交响的音乐 。起源于苏州、无锡，流行于江南地区。清初传入天津，称“天津十番”。
天津十番乐所用的乐器分为两大类 ：一是打击乐器有锣、鼓、钹、拍板、大木鱼、小木鱼等 。其中锣又分为大锣、中锣、手锣、汤锣、云锣；鼓分为大鼓、盆鼓、堂鼓、板鼓和怀鼓等；钹又分大钹、齐钹、水钹、小钹等。二是丝竹乐器包括吹管、弹弦、拉弦三种。吹管乐器有曲笛、南笙、雅管、洞箫等，个别乐曲还要用唢呐和海笛；弹弦乐器有琵琶、南三弦、双清、月琴、秦琴等；拉弦乐器有中国提琴、二胡等，有的乐曲加用京胡 、京二胡或板胡、高胡等 ，后期还有加用中胡、大胡的。以上共用乐器30多种，故演奏时需要人手也多，一般的需用十五六人或更多，但至少也得六七人，因锣鼓与丝竹乐段交叉，轮番演奏，故每人要兼奏几件乐器。
早期的天津十番乐曲目有三四十套。200多年来，经过历代演奏家的锤炼加工，到清末民初时，从中选出12套 ，形成传统曲目。这12套又分3类，即：粗十番4套，细十番4套，花十番4套。
清代，天津十番乐比较著名的组织是“集雅社”。其后，又有“美善社”，这是清末民初跨世纪的组织，前后活动30年。1921年建立由李志道、刘楚清主持的“四如社”，开始有仕女参加，后来停止活动近10年。1934年在李志道自办的弘正小学恢复活动。1936年，活动迁到十番乐爱好者杨云清宅中。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天津沦陷，全部乐器毁于日寇轰炸，十番乐从此绝响20年。1955年，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天津业余广播民族乐团始对这一乐种进行挖掘，并组成十番乐研究小组。1956年天津电台录制“天津十番”专题节目。1962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天津分会成立古乐研究会，十番乐研究小组全体加入该会，继续从事排练和研究活动。1964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与音乐研究所专程来天津录制十番乐研究小组演奏的十番乐套曲4首和天津丝竹乐曲。这期间天津十番乐的学术研究有较大进展 。1963年李志道撰写了《天津十番乐活动的近期史话》一文。此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动乱，十番乐又息声达10多年。80年代初，天津群艺民族乐团重又请出津门十番名宿刘楚青、邹轲等老先生，加上部分团员组成十番乐研究组 ，继续排练和研究活动 ，终于使这个乐种得以延续下来 。1980年首届华北音乐节和1990年9月28日天津传统器乐展演，都有十番乐演出。1988年《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天津卷》编委会特请刘楚青将他所传的十番乐曲谱12套全部译成简谱，整理后作为内部资料印刷出版，定名为《天津十番》。天津音乐学院民乐系对这12套传统乐曲进行整理、加工和改编，并举办专场音乐会，受到音乐界和各方人士的好评。
五、天津丝竹
丝竹乐是用弹弦与拉弦乐器合奏的乐种。
天津自明清以来广泛流行弦索音乐。民国初年，天津地方的时调小曲在绱鞋作坊、剃头房和脚行、人力车夫中流行。每当节庆时，大家聚在一起演唱。开场先由伴奏人员演奏弦索乐合奏作为开场曲。第一支曲子固定是《春柳》，俗称“开场板”。此曲后经音乐家杨芝华整理加工，形成一支极富地方特色的丝竹乐曲。
杨芝华（1874—1947）青少年就开始学习昆曲、十番乐、弦索乐、江南丝竹等。辛亥革命前夕开始从事音乐教育，担任过小学、中学、大学的音乐教师和音乐团体的辅导教师，是民国时期天津著名民族音乐家、教育家。他任教的城隍庙小学教师们组成一个丝竹乐队，经常在校内外演出，成为天津著名的丝竹乐组织。
20世纪30年代，天津民间建立不少丝竹乐社 。其中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是“绎纯国乐社”。 该社成立于1934年，陈雁铭为社长，胡定久任指导，成员有刘楚青，何子豫、姜钟成、王泽南等10 余人。该社前后活动达20年，1953年并入天津中国音乐研究会（今群艺民族乐团）。
40年代初，邹轲在天津创建“工凡音乐会”，经常在电台演播丝竹乐节目，1953年并入天津中 国音乐研究会（今群艺民族乐团）。
1989 年为纪念天津群艺民族乐团建团40周年举办的音乐会，演出了天津丝竹乐曲《大开场 板》。该曲由刘吉典作曲（该团老团员，现为中国京剧院作曲家），该团乐队演奏，大三弦领奏盂庆春 （该团天津丝竹乐研究组研究人员）。
六、古琴乐曲
清代以来，天津的古琴艺术只在少数文人中赏玩，广大群众很少接触。
1921年，著名琴家、广陵派正宗传人张子谦自扬州北上天津谋生，开始将广陵琴韵传入天津。
继有天津人宋镜涵，于1935年在天津创办“音乐传习所”，自任所长，聘请唐稷臣为教师，传授古琴音乐与昆曲。该所是天津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培养古琴演奏艺术人才的民间音乐组织。
到20世纪30年代，古琴音乐的影响在天津逐渐扩展，琴家宋镜涵、金致淇、张吉贞、张汉云等 经常在电台和音乐会上演出。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月底天津沦陷。唐稷臣归返山东故里，音乐传习所活动终止。
1945年，抗战胜利后 ，一批琴家组织起定期的民间琴集，公推津门琴家李允中为召集人并主持 活动。参加者主要有金致淇、王端瑢、王端璞、杨新伦、凌其阵、汪梦舒、张吉贞、郝爱田、黎仲修、李德昌、刘锡年、张汉云共13人。他们代表了多种古琴流派的传人，各有本派特有的技艺、风格和代表性曲目，也各藏有来自不同朝代的名琴和谱集等珍贵资料。
李允中1909年出生天津 ，是中医师。他在古琴艺术上有很高的修养 ，为津派琴家代表人物，也是琴器与琴谱的收藏家。他收藏有唐、宋、元、明、清各代名琴多张。他收藏的珍本、善本琴谱中最为珍贵的是明代汪芝编著的《西麓堂琴统》（1963年被收入《琴曲集成》精印出版，发行全国）。
此外，著名琴家还有王端瑢、王端璞姐弟。姐姐王端瑢对古琴艺术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作了尝试，曾将任光创作的《渔光曲》移植改编为古琴演奏，为琴界同仁称道。她创作的琴曲《松竹吟》也独
具特色。此外，她的琴歌弹唱，在天津琴界享有盛名。
当时在津参加琴集的还有岭南派的传人杨新伦 ，淮安派的凌其阵、汪梦舒 ，九嶷派的传人李德昌、黎元洪的幼子黎仲修，世居天津的张吉贞、刘锡年、赵恩俭等。
1953年2月，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以一个月的时间举办“中国民族音乐广播欣赏会”，其中古琴曲占有较大比重 ，从而使这一高雅的传统音乐广为传播。
这一时期继续从事古琴演奏和研究活动的，主要有宋镜涵、王端瑢、王端璞、李允中、黎仲修、赵恩俭等。另外，还有一些外地琴家随工作调动来津，其中主要有陈重、高仲钧、唐白坦、耿介、溥佐、康少杰等。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古琴活动被迫停顿。在十年浩劫中，大量琴器、琴谱及资料被毁，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古琴音乐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天津市群众艺术馆领导的“天津群艺民族乐团”及其古琴音乐研究组于1978年恢复活动 。由天津音协和《天津歌声》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古琴音乐欣赏会 ，高仲钧、蔡延禄、赵恩俭、唐白坦、李允中、陈重分别弹奏了《流水》、《长门怨》、《平沙落雁》、《渔樵向答》、《忆故人》、《龙翔操》；高仲钧（鼓琴）、陈重（吹箫）合奏了《梅花三弄》；朱绍梅演唱了琴歌《阳关三叠》（张松青古琴伴奏）；乐队演奏根据古琴曲改编的《良宵行》和《关山月》。这场古琴音乐会是津城琴人在“文革”后的首次演出，也是天津解放后第一次古琴专场演出。
1983年，天津音乐学院开设古琴专业，由陈重教授任教，系统培养古琴音乐人才，培养的第一名学生李凤云，1985年毕业留校任教。
1988年5月，第六届华北音乐舞蹈节——“天津海河之春”音乐周期间 ，天津群艺民族乐团演出的“古琴音乐观摩专场”，集中演出了中国历代古琴曲中最有代表性的曲目，如春秋时期的《流水》，汉代的《广陵散》，魏时的《酒狂》，晋朝的《梅花三弄》，唐代的《醉酒唱晚》，宋代的《平沙落雁》，南宋的《龙翔操》等传统乐曲。同时演出了表现航运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忘我劳动的当代新作《三峡船歌》。
80年代中后期，高仲钧创办业余“东方艺术学院古琴班”，5年共招收学员114名 。1990年3月，他在红桥区创办了“龙吟古琴学校”，先后两次招收学员102人 。这些学员经过培训后都具有一定的弹奏能力 ，成为天津古琴艺术的新生力量。也是1990年3月，天津音协、天津电台文艺部、天津音乐学院在学院礼堂联合举办“李凤云古琴独奏音乐会”，演出了古琴独奏、琴箫合奏和琴埙合奏，还有琴歌等节目，均获得好评。 1992年秋在杭州举办的全国古琴邀请赛，共评出优秀奖10名（未设等级奖），天津占3名，一名是天津音乐学院教师李凤云，另两名为高仲钧在上述两个古琴班校培养出来的李耕和张子威。这表明天津古琴艺术后继有人。
七、文庙丁祭乐
丁祭音乐是封建王朝按照“定制”为山东曲阜孔庙和各地文庙举办祭孔大典时配置的乐章，始自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5年）。由于祭典定在每年农历二月、八月的第一个“丁日”举行，所以又称“丁祭”，乐章也因称“丁祭乐”。
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 ）出现专用祭孔乐章《诚夏》。清乾隆八年（1743）清高宗重新颁定《中和韶》用于全国文庙祭孔，从而使丁祭乐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严格的规定。包括所用的乐器、乐悬、舞具的种类数量，节奏旋律、乐章歌词、舞人队列、舞谱服饰，均由封建王朝明文颁定，不得随意变更。这体现了封建帝王对孔子“祀典崇重”的旨意和礼乐制度。
丁祭乐最早出现在天津文庙 ，是在明弘治十七年（1504），时值天津建卫100周年。后由于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丁祭乐废弃很久，约在清康熙二十年（1681）前后，才得恢复。
天津文庙作为清代府学祭孔之地 ，丁祭乐与全国一样。按规定 ，乐舞的规格用相当于诸侯一级的“轩悬乐”（三面设乐的形式）；“六佾舞”（36位舞生6行6列排列）；乐章用《中和韶乐》；所用乐器有镈钟1，特磬1，编钟16，编磬16，建鼓1，篪4，排箫2，埙2，琴、笛、箫、笙各6，瑟4，搏拊2，木兄1，敔1，麾1。
自明洪武二十年（1387）太祖朱元璋“诏罢武庙”，废弃武舞后，在长达500余年的丁祭乐舞中 ，各地文庙只设文舞，而无武舞。至清光绪三十二年（１906），祭孔大典升格为“大祀”，才“乐用八佾，增武舞”。
今天津文庙所藏乐舞器的种类 、形制、数量和纹饰等 ，均属封建社会宫廷雅乐，并与清末祭孔仪典用乐规定相符。现存服饰为民国时期遗留。
清末，每年农历二月、八月“上丁日”，天津文庙按“定制”举办祭孔大典时，按照祭孔礼仪程序，文庙大成殿前即出现宏大的歌舞场面：身着制服的舞生分作文武两班，相对而立，文舞生右手执羽，左手秉龠；武舞生右手执戚，左手持干，在“金声玉振”、“八音合奏”下，按既定的舞步纵横进退，形象生动地演绎出对孔子仁爱思想的崇敬，表现出对孔子丰功伟绩的缅怀。
天津文庙现藏丁祭乐器按“八音”可分为：
（１）金类：镈钟1枚，编钟一架16枚；（２）石类：特磬1枚，编磬一架16枚；（３）丝类：7弦琴6张，25弦瑟4架；（４）竹类：排箫1支、箫1支，篪1支，龙笛1支；（５）皮（革）类：建鼓、应鼓、鼍鼓、鼗鼓、搏鼓各1面；（6）匏类：17管笙1件；（7）木类：木兄、敔各1件；（8）土类：埙1件。
其中编钟、编磬作为“金石乐”，是古代宫廷雅乐的标志和代表。由于古代“乐”包括“舞”和“歌”，故舞具有文舞生所用的羽和龠，武舞生所用的干和戚，以及歌生用的笏。此外还有指挥乐舞的节和麾。
丁祭乐的本质虽是封建帝王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采取的礼教形式，但文雅的歌词、古朴的舞步、平和的曲调，则展示了古代雅乐融歌舞乐于一体的传统艺术特色。
八、佛教音乐
天津自明代设卫以后，随着城市扩展和人口增多，寺院庙宇纷纷建立。当时仅旧城区就有136处，主要分布在海河沿岸及三岔河口一带。经过多年的传承与发展，天津佛门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独具地方风韵的佛教音乐，而且呈现出南北合流的特色，在内容、形式、风格与用途上，分为法事音乐与世俗佛乐两大类：
法事音乐面向佛、菩萨、饿鬼等偶象，一般由四种因素组成，即“赞”、“偈”、“咒”、“白”，统称为“赞呗”或“梵呗”，其形式有独唱、齐唱或合唱。亦可配以丝竹、打击乐器伴奏。这四种因素分别用于“课诵”、“焰口”、“水陆”等佛教的各种活动形式中。在佛教音乐中，除上述唱念经文的音乐外，还有无经文的音乐，即用丝竹乐器与打击乐器的合奏穿插在整个法事活动中，以增强气氛，表达赞颂与虔诚的感情。天津的法事音乐以大悲禅林（今河北区大悲院）为代表，一直是天津佛教中法事音乐的中心。几百年来，津门南庙、北庙的法事音乐在不断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南北合流的具有津沽特色的法事音乐。
世俗性佛乐主要是唱、奏给现实对象佛教徒或俗人，可称为民间佛曲或民间佛乐。它的形成多是引古乐、时乐进入寺庙，衍化成一种直接为民众的社会生活与习俗服务的“宗教性”的民俗音乐。在天津北庙中广泛流行的“津沽梵音”（俗称“天津佛曲”）就是这一类音乐。它具有浓郁的地方风 格，主要是吹管乐器配以法器来演奏。
吹管乐器有管子、笙、曲笛三种。法器即所用的打击乐器，有大鼓、梵钟、铙、钹、镲、铬、云锣等。演奏时，管子是主要乐器；笙起伴奏作用，经常给管子吹奏垫字；笛子加花穿空，起点辍作用。
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颁布《废庙兴学令》，并决定以天津为实验区。于是天津当局除保留了大悲禅院、海光寺、千佛寺等少数庙宇外，将绝大多数庙宇改为学校。这些庙宇的僧侣们被赶出庙门，有的还俗另寻生活；有的流入民间凑起念经班子专为丧家办理民俗的经忏活动，一些民间艺人也参与其中到丧家演奏佛曲。这就使津门世俗佛乐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开来。
1959年初，天津市河北区文物管理所将坐落该区的“大悲禅院”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以 重点管理。1987年河北区文化馆组建了“天津佛乐团”，挖掘整理佛乐艺术取得成果，编辑了《津沽梵音》录音带，由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在国内发行。近年应英国、荷兰等国邀请，佛乐团一行6人出访演出引起轰动。
九、道教音乐
明清以来，道教在天津广泛流传。至民初，道教寺庙已有40余处。天津的道教音乐，都具有天津的地方风格。经过500余年的流传、衍化，吸收南北各道派、佛教音乐与民间音乐，融合而成独 具津沽特色的天津道乐。其内容、形式和使用范围，可划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在道教宫观中进行斋醮活动的音乐称为“道场音乐”或“法事音乐”，它以诵唱为主。所用乐器是用吹奏乐器与打击乐器组合而成。使用的吹管乐器有管子、笙、笛子三件；打击乐器有大鼓、大钹、大铙、镲铬、云锣、木鱼、吊钟、铜磬等。这种乐器的配置与天津佛乐基本上一样，其演奏技艺与风格特征也十分接近。
诵唱是斋醮音乐的主要部分，其形式有“步虚”、“颂”、“赞”、“偈”四种格式。
第二类，世俗性道乐。主要是在庙外的法事活动中使用。它是为满足民间世俗活动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旧时天津城区有钱人家死了人，要请道士念经，从内容到形式以及所用的音乐，与庙中进行的斋醮活动有所不同。这里念给居民和教外人听的，以演唱和演奏器乐为主。常用的世俗性道曲有数十首，其演奏风格悠扬、醇厚、活泼、热烈。其风格的形成，是受天津风土人情、语言韵律等因素影响的结果；也与清末以来“废庙兴学”，使不少道教的宫、观、庙、庵被改成学校，大批道士流入民间有关。这就使得天津道乐与社会生活更加贴近，为其吸收地方民间音乐创造了条件。
1949—1981年的30年多年间，在天津中国音乐研究会和群艺民族乐团，以及天津音协的古乐研究会等音乐社团的专题研究中，均曾涉及道教音乐；一些古典音乐会的演出，也曾有道教乐曲参演。
十、广东音乐
清末，随着天津工商业的发展，许多广东人来津开工厂、办商店。到20世纪初，来津广东人继续增加，他们在文化生活上十分眷恋自己的乡音。1915年，广东同乡中的音乐爱好者杨文昭、杨仲绰、徐杏裳、徐玉麟等人组建了“广东音乐会”，推举杨文昭为会长。他们排练的广东音乐优雅动听，引起附近居民的兴趣。当时有赈灾义演活动，该会也售票公演，很受欢迎，随着活动的开展，广东音乐在天津市民中影响日益扩大，其组织也不断扩大，并将活动地点转移到“闽粤会馆”。1917年该会在管弦丝竹的基础上发展排演粤剧，先后演出《昭君出塞》、《白蛇传》等。1907年，由广东人唐绍仪发起在天津市南门里鼓楼脚下兴建“广东会馆”（设有舞台，1986年建成“天津戏剧博物馆”），从而使广东音乐会有了固定的活动场地。在其影响下，天津各阶层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竞相学习广东音乐。当时天津的一些广货店如“广隆泰”等处专售广州一些厂家生产的广东音乐专用乐器，往往是一到货即被抢购一空。这时的广东音乐使用的乐器是高胡、扬琴、秦琴、琵琶、南三弦、椰胡、笛、箫、喉管、唢呐和全套广东流行的打击乐器。
1926年，广东音乐会特邀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等人来津传艺，并在广东会馆等处演出。演出曲目除传统乐曲《小桃红》、《昭君怨》、《雨打芭蕉》、《双飞蝶》、《连环扣》等以外，还有不少新作，如《平湖秋月》、《蕉石鸣琴》、《步步高》、《娱乐升平》、《走马》、《饿马摇铃》等等。自此这些乐曲也都成为经常上演的曲目。当时市面上发售的广乐唱片在传播广乐上起到很大作用。天津的几家电台也经常播放广乐唱片。电影院在放映的间隙多播放广乐唱片来活跃气氛。在市民家中，凡有留声机的多存有广乐唱片。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旅津粤人陆续离开天津 ，广东音乐会也停止了活动。但此时广乐的排演活动在天津各阶层中却空前风行起来。尤其在青年学生中，广乐演奏小组迅速发展，那些具有振奋民族精神的粤曲如《恨东皇》、《齐破阵》、《醒狮》、《下山虎》等，更为青年们竞相习奏的曲目。1942年春，一个由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的“南风粤乐社”成立 ，主要成员有工商附中的徐仁、徐杰 、韩士珍，第二中学的赵金铸 、王天祝、陈嘉瑞等 。他们除在社会上演出外，还经常去电台播音 。20世纪40年代 ，天津出现的广乐组织有陈雁铭等组织的“绎纯国乐社”；邹轲等组织的“工凡音乐会”；曹云化、林逢源等组织的“黄莺广乐社”；刘明源等组织的“百灵国乐团”；崇化学会刘承玉等组织的“崇化广乐社”；杨树桐等组织的“鹦鹉广乐社”；王润芳等组织的“正风广乐社”等。此外，南开大学国乐社、南开中学国乐社、工商附中国乐社、木斋中学广乐社、一中广乐社、二中广乐社等，都是活动历史较长、较有影响的广乐组织。当时店员中广乐组织较有影响的天津中华百货售品所由店员任光溶等组织的“南星社”，一直坚持活动到解放后。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广乐和其他民间音乐一样，空前发展和普及 ，其特点是在广大工人中间流行。当时，市区文化馆、工会俱乐部，工厂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纷纷建立广乐演奏小组，各种文艺演出和职工、学生的文艺会演都有广乐节目。
1949年春，南风粤乐社、南星广乐社、工凡音乐社、正风广乐社、南中国乐社等广乐演奏社团联合组成“南联音乐会”，排练演出一批活泼欢快的大型广乐合奏，如《狂欢》、《步步高》、《娱乐升平》、《金蛇狂舞》等。是年8月 ，该会吸收一批新成员，组建成“天津中国音乐研究会”，有会员60余人。该会广乐小组一直坚持排练演出广乐曲目，也有创新改编的乐曲。例如：把《赛龙夺锦》改编为民族管弦乐形式，加进唢呐、管、喉管、古筝和民间锣鼓：把《旱天雷》、《绣红鞋》等改编为大型或中型乐曲，配置了和声复调，进行新的配器，均收到良好效果。
50年代，由于广乐自身的特点及其形式上的局限，很难迅速、直接反映当时火热的社会大变革的现实，加上“左”的思想在文艺界的影响，便遭到了责难。“文化大革命”期间，广乐被扣上“封、资、修”的帽子而被禁演。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乐在天津人民音乐生活中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
1978年，原“天津中国音乐研究会”改由市群众艺术馆领导，定名为“天津群艺民族乐团”。该团广乐小组改编和创作一批新的乐曲。1979年，红桥区文化馆李志明与先春园街文化站张凡等组织中老年广乐爱好者，在文化馆剧场连续演出3场广东音乐 ，对全市广乐的复苏起到促进作用。
1986年中秋节之夜，天津音协与天津群艺馆联合举办“广乐专场音乐会”，由群艺民族乐团演出由描写西湖秀丽景色的《柳浪闻莺》、《平湖秋月》、《三潭印月》等改编而成的组曲。中国音协副主席李凌、天津音协主席王莘等观看演出，演出结束后到台上向全体演出人员祝贺。
1987年2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首届广东音乐演奏邀请赛 。天津音乐学院广乐队和天津音协派出的群艺民族乐团广乐小组前往参赛。天津音乐学院获演奏二等奖和改编奖，新作《游子情》获创作奖；群艺民族乐团获业余演奏优秀奖和创作奖。
1987年夏，天津音乐学院附中少年女子音乐代表团赴香港进行友谊演出，带去了广乐节目《倒垂帘》、《雨打芭蕉》等，受到中外人士的好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