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杂技长期处于“俗文化”的地位 ，理论研究无人问津 。天津解放后，文艺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思考和研究。1955年5月，时任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的何迟在《光明日报》发表《杂技是艺术吗?》一文。文章从分析杂技的艺术特征入手，着重剖析了杂技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对杂技艺术的表演与发展提出了看法：“杂技是一种艺术，它以富有幻想色彩的形象，主要是通过人的形体动作，来概括地表现劳动人民生活或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某些人物的本质，如道德品质、劳动热情……面对新任务，在发展杂技时，不能只表现人类幼年时期的那种天真的幻想式的东西 ，也必须努力创造一种新的风格 ，以便更恰当地表现近代的现实生活……它应当从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戏剧、体育等形式吸取养料，丰富自己，提高自己的表现能力……体育理论是杂技演员身体训练的基本指导理论。”何迟的文章是天津市也是全国见诸报端的研究杂技的本质属性及社会属性的第一篇理论文章 。1956年12月应邀访华的苏联大马戏团来津演出后，天津的文艺干部艾彬于1957年1月在《天津日报》发表文章，就发展天津马戏发表了意见，并提出“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必须从姊妹艺术中吸收营养”的观点。此后不久，由于国家政治生活出现了不正常情况，使本来就稚嫩的杂技理论研究从此夭折，长期未得恢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天津杂技界从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思想空前活跃，认为杂技要发展，必须抓紧杂技的理论建设，并由此促成了杂技学术团体——天津市杂技艺术家协会的成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