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杂技艺术历史悠久 。早在元代泰定三年（1326）天妃宫建成后，每年天妃诞辰日都要举行盛会 。会上表演的杂耍节目中，飞叉、中幡、杠箱、抬阁、背阁、捷兽（舞狮）等是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时期，在津西北一带乡镇民间的行香走会中，出现了爬高竿、抖空竹、耍坛子、攀杠子、转盘子、练皮条等被称为“杂耍”的表演。至清中叶，伴随漕运的发展，沿河码头聚集了众多的水手和纤夫，他们在工余饭后，以练皮条、攀杠子、爬高竿、飞石锁、掷沙袋等活动锻炼身体和行船功夫。于是，杠子房和练功房应运而生。在上述众多活动项目中，有不少技巧性高、观赏性强的玩艺儿，随后都登上了文艺舞台，发展成为杂技节目。旧时的杂技艺人，多在街头空场撂地卖艺，被称为“耍玩艺儿的”，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极为困苦。
清同治年间，天津杨柳青戏法艺人朱连奎率班闯海外到美国卖艺。随后又有民间艺人佫天顺，魔术师穆文庆、吉天祥，以及活跃在京津两地的戏法名家韩秉谦等先后跨出国门，赴东南亚、欧洲和美洲，把中国杂技和民间戏法艺术传播到国外；同时，也引进、移植外国的杂技、魔术节目。穆文庆回国后，在天津筹建“神州大天一魔术团”。该团文武戏法、西洋魔术、杂技、滑稽俱全，演遍京津和东北地区，盛极一时，拜师求艺者不断，其中有杨晓亭、陈亚南等，成为天津戏法、魔术发展的一个支脉。当时，天津的租界地曾吸引一些外国马戏、魔术来津演出，最早的是日本魔术名家服部松旭率领的松旭魔术团；其后，有日本的天胜娘、朝鲜的金文弼、美国的戈登、意大利的都费罗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天津之后，在南市“三不管”（指日租界不管，毗邻的法租界不管，中国政府也不管）一带出现的许多露天明地和布帐、席棚圈搭的简易表演场和杂耍园子，聚集了众多的杂技戏法艺人竞相献艺。
清朝末年，天津民间戏法艺人张宝清曾在清宫廷献艺并兼任掌艺司，失宠返津后，边卖艺边收徒传艺。门徒中以罗文涛、穆文庆、阎文锦、刘文治、王文韶成就突出，号称天津魔术戏法界“五大文”，他们在继承张氏戏法艺术上各有独到之处。
民国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民间艺术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魔术大师穆文庆的弟子杨晓亭、陈亚南，以及“坛王”佫树旺，杠子名家曹鹏飞、孔祥瑞、荣景安，空竹名家王雨田和王葵英、王桂英父女，花毽名家宋少臣、宋慧玲兄妹，车技名家金业勤兄妹，小武术成氏五兄妹等，均在“三不管”一带发迹起家。这些杂技艺人不仅享誉津门，而且名扬全国。所以历史上人们把天津称为“北方杂技艺术的发祥地”，而把天津南市“三不管”视为“北方杂技艺人的摇篮”。这一时期，过埠艺人来津露演者极为频繁。号称杂技之乡的河北省吴桥县和山东省的杂技艺人，无论是闯关东还是奔口外，都把天津作为必经之路和组成演出班子的第一码头。如：常驻北平、东北的韩秉谦、韩敬文均曾来津演出；山东籍以杨可元为领班的双盛马戏班来津演出后就扎根天津；号称中国“扯铃人”的田双亮曾在国外只身流浪卖艺，民国初年归国后，首先来到天津的“三不管”，从明地到杂耍园子，不仅抖空竹练得纯熟，还创演了抖酒嘟噜、抖大盖等为观众欢迎的新技巧；由潘德林率领的潘家班南下前也曾在天津组班。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是天津杂技的发展和繁荣时期。这个时期，天津曾孕育出不少享誉津城和全国，甚至名扬海外的杂技大师和名家。40年代末，由于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市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使杂技艺人难以谋生，杂技艺术濒临绝境。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迎来了杂技的新生，也开创了杂技艺术发展的新时代 。1950年，天津的剧作家何迟应周恩来总理之召，进京参与出访的第一个中华杂技团组建和编导工作 ，成功地完成了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访问演出任务 。1951年5月回国后 ，文化部正式建立中国杂技团，天津的杂技艺人佫树旺、周金荣、杨晓亭、金业勤兄妹、成氏五兄妹等近20人入选成为该团的骨干力量。
50年代初，天津有一批优秀杂技演员奔赴华北等地区，以及解放军的文工团，支援所到地区和军队的杂技事业建设。
这期间，天津的杂技艺人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抗美援朝慰问演出和赴老、少、边地区的慰问演出活动，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
1957年7月，天津市文化局举办首届天津市曲艺杂技会演，参赛杂技演员有150多人，演出杂技、马戏、魔术节目近百个。同年８月，将基础较好、实力较为雄厚的民间马戏团体“中华马戏团”和“中华技艺团”改为由政府直接领导的市属表演艺术团体——天津市人民马戏团、天津市杂技团。这一重大变革，使杂技艺人欢欣鼓舞，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为杂技事业献计献策挖掘传统节目和创演新节目的热潮。1958年天津市划归河北省辖后，天津市的行政区域有所扩大。为发展杂技事业，将原属河北省天津专区的艺华杂技团著名杂技艺术家王玉林全家１１人调入天津市人民马戏团，增强了马戏团的实力；后又将“艺华”整团并入市杂技团。１９６１年，天津市人民马戏团并入天津市杂技团，使技艺力量集中，表演规模增大。至６０年代中期，天津市杂技团每年都按照中央文化部安排的杂技演出部署进行巡演，走遍了华北、东北、西北和江南各地。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天津杂技遭受严重破坏，原有的节目不准演出，编排了一些政治口号式的“革命杂技”。1971年春，为招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举办的歌舞晚会，天津杂技团的《舞剑》参加了演出。1972年１１月，天津市杂技团应调派5名演员携带“双人顶碗”、“水流星”、“木砖顶”３个节目参加文化部组织的友好艺术团，先后到伊朗、阿尔及利亚、埃及等７国进行访问演出。1975年８月，天津市杂技团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之邀，以60名演员组团，携带19个节目出访北欧５国。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天津市杂技团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很快恢复了“弹簧钢丝”、“皮条”等传统节目，并不断有所创新 。80年代 ，天津的杂技节目“弹簧钢丝”、“皮条”、“双扛竿”、“三人滚杯”、“滑稽跑驴”等先后在国内、国际比赛中获奖。９０年代，天津市杂技团的“单手倒立”获得世界金奖的殊荣。
伴随杂技事业的发展，杂技人才培养工作一直为业内人士高度重视和积极实践，也引起了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保证了杂技人才后继有人和杂技事业的发展繁荣。
杂技理论研究探索，天津虽起步较早，但受到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曾长期消沉。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转机，学术研讨和理论探索活动日趋活跃。80年代中期起，天津杂技界、文艺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为杂技艺术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不少颇有见地的见解、设想或建议，已有一批著述发表或出版。这些著述的面世，对天津杂技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
